甲午战争

清朝旗艦定遠

鎮遠艦

光緒皇帝

北洋水師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配置有铁甲艦定遠號及鎮遠號，各有12寸巨炮4門，航速分別為14.5節及15.4節。

然而之后到甲午战争之前6年没有再添置铁甲艦。在此期间，重修颐和园花费約八百万两白银。1889年光绪皇帝大婚，花费白银540万两，即三艘半定遠级铁甲艦的费用。[20][21]1891年户部尚书翁同龢奏准暂停南北海军购买外洋枪炮船只3年。因此在开战时的北洋海军已经没有多少“大舰巨炮”优势可言，1894年中日火力对比分別是：口徑20厘米以上火炮31門對15門，20厘米以下火炮230門對140門，速射机关炮244門對294門，鱼雷管39支對43支，船艦航速11.48節對12.84節，装甲巡洋舰3艘對1艘，防护巡洋舰3艘對8艘。[22]

李鸿章在1879年10月27日的奏折中说：“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由此可见，防御是建立北洋水师的关键动因。巨资订购的“定远”、“镇远”这两艘战舰的设计与制造，凸显装甲、吨位和重炮的优势，这也与李鸿章立足防御的建队思想密切关联。

1894年5月下旬李鸿章校阅北洋水師，奏称：“北洋各舰及广东三船沿途行驶操演，船阵整齐变化，雁行鱼贯，操纵自如……以鱼雷六艇试演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於驶行之际，击穹远之靶，发速中多。经远一船，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广东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夜间合操，水师全军万炮并发，起止如一。英、法、俄、日本各国，均以兵船来观，称为节制精严。”[23]戰爭前夕，北洋艦隊大沽、威海衛（今山東威海）和旅順（今屬遼宁大連）三大基地建成[24][25]，英國觀察員看完北洋水師操演後上書海軍部，也認為北洋艦隊戰力不容小覷。後期因李鴻章解雇當時訓練海軍的英國人琅威理，引致北洋水師軍紀出現問題，“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竹牌也。”

提督丁汝昌本陸將，且淮人，孤寄群閩人之上，遂為閩黨所制，威令不行。琅威理去，操練盡弛。自左右翼總兵以下，爭挈眷陸居，軍士去船而嬉。每北洋封凍，海軍歲例巡南洋，率淫賭於香港、上海，識者早憂之。

——姚錫光，〈東方兵事紀錄〉[26]

1888年原本預訂購入300箱炮，後因為軍費不足，北洋海军只購入3發炮，“從前撥定北洋經費號稱二百萬兩，近年停解者多，歲僅收五六十萬。”[27]

英國遠東艦隊司令裴利曼特評論說：“中國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业已无可驶用。”[27][28]

日本旗艦松島

東洋蕞爾小邦而能歲增鐵艦，聞所製造專與華局比較，我鐵艦行十五海浬，彼則行十六海浬。定、鎮大礮口徑三十零半生特（釐米），彼松島等四艦則配二十四特大炮並放快炮，處處俱勝我一籌。現在英訂購之頭等鐵甲船，又是何項新式。蓋以全國之力專注於海軍，故能如此，其國未可量也！

——李鴻章[29]

1882年，日本海军还只是鱼雷艇和二千吨以下的近海铁甲舰为主，无大型铁甲巡洋舰。

1885年，日本提出十年的扩军计划，意图超过北洋海军。在扩张政策的指引下，日本加快陆海军的军备步伐。为了对付北洋水师的重型铁甲舰，日本高薪聘请法国海军部的白劳易担任日本海军省顾问、海军工厂总监督官，专门负责建造在火力和速度上足以对付“镇远”和“定远”的“三景舰”（“松岛”、“严岛”、“桥立”），同时重金向英国阿姆斯特朗兵工厂订购快速巡洋舰。依据藤村道生在《日清战争》中的记述，日本海军为了弥补大炮的不足，建造小型快速的巡洋舰，并安装刚刚可以应用的小型速射炮。这种小型速射炮虽然是12厘米至15厘米粗细的中口径炮，但其发射速度却为原来大炮的8倍，在同一时间内发射出大量炮弹，如果快速使敌舰接近中口径炮的射程以内，便可完全削弱敌舰的战斗力。较之中方，日军的决策者认识到速射炮将成为击伤敌舰、击杀敌舰官兵的主力舰炮，并将其大量装备于日本海军的舰船上，这一战略预判在随后的海战中得到丰厚的回报。

1886年，法国海军工程师白劳易受雇建造4700吨级大型铁甲巡洋舰「松島號防護巡洋艦」和「嚴島號防護巡洋艦」。

1890年时，清朝北洋舰队总排水量为27,000吨，而日本海军总排水量在17,000吨以上。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当时日本政府年度财政收入僅八千万日元。1893年起，明治天皇决定每年从自己宫廷经费中撥出三十万日圓，再從官員薪水裡取十分之一，補充造船费用。開戰前4年的1890年時服役、排水量2,100噸的巡洋艦「平遠」是清軍最後配備的新造艦，而在最終決定制海權的1892年黃海海戰中服役並編入廣東水師的「廣丙」（1,000噸）排水量都低於日本艦隊在1891年（明治24年）服役的6艘巡洋艦「松島」、「嚴島」、「橋立」、「千代田」、「秋津洲」、「吉野」，而此6艘排水量都已高於「平遠」的2,100噸，其中四艘更達4,200噸。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时，日本海军舰队总排水量为72,000吨，多數有配置速射炮的新式舰艇。

戰前日本實際動員兵力達240,616人，其中174,017人有參戰經驗，海軍擁有軍艦32艘、魚雷艇24艘，排水量72,000吨，超越北洋水師。日本對清廷改革後的實力仍有顧忌，對於北洋水師不敢輕敵，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的調查報告中指出，清国平时可征兵425万，战时可达850万人之多，“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

1894年10月，日本發佈由日本中原通宗方小太郎撰写的《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檄文，利用清帝國的满汉民族矛盾，号召漢人反抗清政府，也有清军俘虏追崇日軍[30]。文中提到：“……满清氏元（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虽然，我国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不过，日本国内同期仍存在反对中日战争的声音。自1884年甲申政变起，日本主战派开始崛起，面对国内狂热的开战主张，包括兴亚会主要成员胜海舟、宮島誠一郎和渡边洪基在内都坚持反战主张。[31]

1894年黃海海戰圖

第一階段，從1894年7月25日到9月17日。戰爭分陸戰與海戰雙向進行，陸戰主要是在朝鮮半島上的平壤之戰，海戰主要是黃海海戰。黃海海戰是雙方海軍主力在黃海北部海域進行的戰役規模的海戰。亦稱甲午海戰、大東溝海戰。此役北洋海軍失利，自此退入威海衛，又执行李鸿章避战保船的命令，使黃海制海權落入日本聯合艦隊之手，對甲午戰爭的後期戰局具有決定性影響。

陸面戰鬥在三個戰場同時展開：大同江南岸戰場、玄武門外戰場、城西南戰場。當時駐守平壤的清軍9,500餘人，日軍也有16,000多人，雙方戰力相差甚遠。日軍第九混成旅團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軍發起進攻，太原鎮總兵馬玉崑奮勇抗擊，日軍無功而返。

法國Le Petit雜誌：法國砲艦Le Lion号救援沉沒的高升号清軍人員（1894年7月25日）

日本聯合艦隊於黃海擊潰清朝北洋水師（浮世繪畫師小林清親、井上吉次郎繪）

日軍在攻擊清軍

日軍攻克平壤清軍

朝鮮士兵和清朝士兵俘虜

甲午戰爭中的日軍士兵，1895年

日本士兵斬首清朝士兵的插圖

同時9月17日（農曆八月十八日）海軍聯合艦隊進入黃海鴨綠江出海口以西約50公里處大鹿島附近（今遼寧省東港市孤山鎮外海）合擊北洋水師艦隊[32][33][34][35]，這是1866年利薩海戰後的首次大規模鐵甲艦海戰。售出軍艦給清日雙方的英國及當時各軍事大國極為關注此場海戰。

海戰在中午時分開始，雙方皆在11時15分和11時30分發現敵方。由於清艦是從朝鮮運兵回來，加上未装舷侧速射炮，侧面火力贫弱，而定远级的主炮都排在前方，所以艦隊以一字形排開，日艦則是尋戰而來，由坪井航三率第一游击队的吉野等四艘快速巡洋舰为前锋，伊東祐亨带领的本队慢速六舰在后成一字阵。12時清軍下令變陣，排成尖峰形。13時開始炮擊：時間不久，艦隊中央成凹陷形。面對清軍鐵甲艦攻勢，日艦被迫後退。

此時日艦包抄清軍右側，由於日艦較快加上清軍指揮不當，右側艦隊被殲滅；丁汝昌之旗艦也被炮擊，炮震力導致正在持雙筒望遠鏡觀看海面戰局的丁汝昌從二樓高炸飛摔落甲板，左手臂骨摔斷重傷。

定遠號艦長接手指揮，下令全部艦隻集中重炮攻擊日本旗艦松岛號，14時松岛號包括艦長室在內中彈，但因為炮彈火藥不足，沒有爆炸（艦隊司令伊東祐亨回憶）和沉沒，日艦後退，伊東中將司令且即更換旗艦。當松島號由友艦拉回日本時，全艦千瘡百孔卻未沉沒，日軍對此感到不可思議。

战斗中，致远舰冲出队列，试图撞击日舰吉野号，卻傷勢過重而沉沒，管带邓世昌落水后拒绝救援，以身殉国（致远252人中245阵亡）。16時清軍左側艦艇中彈，背靠荒島，一邊滅火一邊攻擊日艦。滅火成功，日艦在沒有優勢下撤退。另一方面，日艦所有火炮皆無法擊穿定遠號等清軍鐵甲艦，清左側艦隊回救運送重炮彈予兩艦，因此反而日艦多被重炮所傷。

伊東祐亨認為暫時無法擊沉定、鎮兩艦，下令撤退。裴利曼特說：“日軍不能全掃乎華軍者，則以有巍巍鐵甲艦兩大艘也。”[36]伊东的旗舰松岛号由于损坏严重，升起不再履行旗舰职务的旗号，日舰纷纷回护松岛，反失去全歼北洋水师的机会。李鴻章的奏摺說靖遠升旗召集各艦追擊，17時30分日艦遠去，清軍下令停止追擊。馬幼垣指出，清軍損失更重，彈藥將盡，速度又慢，追擊不合邏輯，而且马吉芬、戴樂爾的回憶錄都沒有提到追擊，唯一支持的史料只有李的奏摺。[37]

此大東溝海戰清軍傷亡600餘人，經遠管帶林永昇戰死，經遠沉沒，致遠管帶鄧世昌與艦同沉殉國；日軍傷亡亦達300餘人，济远和广甲逃离战场，济远管带方伯谦因此被处决，虽是罪有应得，但广甲舰长吳敬榮由於隸屬廣東水師，僅以革職論處。

激戰5小時後，北洋艦隊損失巡洋艦5艘，包括經遠、致遠、超勇、揚威和廣甲，受傷4艘，但成功完成護航運載清劉銘傳淮軍12營陸軍登陸鴨綠江岸。日艦僅傷5艘，先行撤離戰場。戰後北洋艦隊未敢主動出擊，日本联合舰队达到控制黄海制海权的目的。

9月15日，日军分三路总攻平壤，战斗至为激烈，高州鎮總兵左寶貴中炮阵亡，隨後玄武门失守，葉志超下令撤退，六日內狂洩五百餘里，透露清陸軍內部湘軍、淮軍嚴重對立；26日清軍直抵鸭绿江以北。朝鮮全境為日本所控。9月23日李上折要求提取從1888年起打著海軍名義籌備，實際一直被中央扣在手裡生息以建頤和園的260萬兩銀，獲得150萬兩緊急軍費[38]。

日军攻占旅顺后，在海军公所合影

一份西方報紙登載日軍执行旅顺大屠杀殘害中國人的素描。 [39]

第二階段，從1894年9月17日到11月22日。戰場位於遼東半島，以陸戰為主。10月25日，日軍在鴨綠江上搭浮橋搶渡成功，向虎山清軍陣地發起進攻。清軍守將馬金敘、聶士成被迫撤出陣地。日軍攻陷虎山。山縣有朋即將第一軍司令部移於虎山。鸭绿江防线决战刚要打响前光绪帝拿问平壤之战逃跑主将卫汝贵。圣旨到，造成清军全军崩溃。26日，日軍佔領了九連城和安東縣（今丹東），同日日軍在庄河花園口登陸，11月9日，攻佔金州，10日陷大連灣，至此清軍在鴨綠江防線全線崩潰。11月21日旅順陷落，日軍執行旅順大屠殺，对城内进行4天3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超过二万人遇害[40][41]。李鴻章曾經提出“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拚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往烟台。”但是受到丁汝昌的堅決反對，從而使得北洋水師繼續困守在港內。[42]旅顺口的防御工事，经营10余年，耗费白银数千万两，驻守兵力达14700人，日军仅用不到一天时间，付出426人的伤亡，就拿下这座重兵把守的要塞，清军则付出3600多人的伤亡。

威海卫陷落丁汝昌献降图（实为北洋水师管带薩鎮冰献降）

第三階段，從1894年11月22日到1895年4月17日，有威海衛之戰和遼東之戰。12月24日，鎮遠退入威海衛時觸礁，經搶修才不至下沉，但已不可再出深海作戰，管帶林泰曾引咎自盡。1895年1月20日，日本第二軍共兩萬五千人，在日艦掩護下開始在榮成龍須島登陸。30日，日軍集中兵力進攻威海衛南岸炮台。營官周家恩陣亡，炮台被日軍攻佔。2月3日日軍攻陷威海衛城，劉公島成為孤島，日本聯合艦隊司令伊東祐亨曾致書丁汝昌勸降。9日，日军少将大寺安纯被大砲击毙，是日軍在甲午戰爭中軍階最高的陣亡者。10日，定遠號彈藥告罄，劉步蟾下令將艦炸沉，隨後劉步蟾生吞鴉片自殺。12日，丁汝昌自殺。17日，日軍在劉公島登陸，在英國籍海軍軍事顧問建議下，由最年輕管帶、日後民國第一任海軍總長薩鎮冰向伊東中將獻降，濟遠，廣丙，鎮中，鎮東等10艦為日軍所俘。北洋艦隊全軍覆沒。隨後薩鎮冰駕駛康濟艦並載著丁汝昌等六人靈柩離開劉公島。北線日軍与清军满洲部队主力进行的战役有五复海城，与湘军、淮军、毅军进行的战役有牛庄之战（又名佯攻辽阳，实取牛庄之战）。日军佯攻辽阳，光绪帝中计，亲自下令围攻海城的清军主力救援辽阳，结果日军迅速调动进攻清军交通枢纽牛庄，围歼孤立在牛庄湘军主力。最终双方主力爆发田庄台决战，宋庆在清军主力被围歼前下令撤退。清廷被迫议和。

1895年4月17日，清朝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甲午战争结束。

日本軍隊登陸澎湖群島

自鴉片戰爭至英法聯軍之役為十五年，自英法聯軍之役至日軍初次侵台為十五年，自日軍初次侵台，中經馬嘉理事件、伊犂交涉以至中法戰爭約九年，自中法戰爭至中日戰爭亦為九年，其間中國多少尚可喘息苟延。中日戰後，情勢急轉直下，外來的兇猛壓力，跟蹤而至，片刻未弛，直可謂危急存亡之秋。

——郭廷以[45]

清朝戰敗，只得向日本求和，簽下《馬關條約》。1895年間，光緒帝派李鴻章前往日本簽約。條約指明，清朝須承認朝鮮為獨立國，撤出朝鲜半岛。割让台湾、澎湖及其附属岛屿予日本。條約又要求清朝日本开放多个中国内陆的港口城市，包括沙市、重慶、蘇州、杭州。要求向日本賠款，日本便獲得2.3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其中三千萬兩為中國換回遼東半島的費用）。还规定日本轮船可沿内河驶入上述幾个通商口。日本货物在中国内地必须免去内地税。這使日本經濟迅速發展，改變東亞地區由英國和俄國對立和爭霸的原有格局，導致1902年的英日聯盟及1904年的日俄战争。

甲午战争后所签订的《马关条约》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来对中国危害最大的不平等条约。条约签订后，台湾和澎湖沦为日本殖民地，巨额赔款亦加重中国人民负担及增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力量。允许在华设厂、增辟通商口岸便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三國的外交勝利，激起了世界各大強國在華實現帝國主義的野心。同時，事件也開列強企圖瓜分中國之端。1896年，俄國以迫日還遼有功，與清政府簽署中俄密約。後來，密約泄露，列強爭相划分勢力範圍、租界與租借地。俄國在1898年租下旅順與大連兩港口；德國則強占膠州灣。[46]

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北洋水师的覆灭）标誌着其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再次成為列強鯨吞蠶食的對象。同时，甲午战争也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此役後中國在國際地位上急轉直下，而日本則躋身為列強之一。馬關條約之條款剝削中國，激起中國知識分子對國情的反思，清政府内部的改革派对自身弱点有更深认识，促使後來政治制度的改革，即1898年的戊戌變法，百日維新之先聲。[47]

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如笼中之鸟，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

——康有為[48]

日本海军在1895年甲午战争的胜利，基本上完全摧毁清政府的军事力量，严重地削弱经济实力，使中国元气大伤，日本也为了取得战争胜利及保持住胜利的成果，在中国内部制造混乱，对革命党人提供了大量的秘密资助，所以客观地说，日本海军的这次胜利为后来孙中山及其他革命团体领导的革命创造胜利的先决条件。

甲午戰爭是日本從“被壓迫國”向“壓迫國”過渡的轉折點，因此在日本近代史上是一次劃時代的戰爭，具有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相匹敌的意義。

——藤村道生[49]

与清朝开战前，日本国内朝野上下曾经对与中国开战感到緊張和困惑。甚至连明治天皇本人也曾经对是否与中国开战感到躊躇。但于战胜清朝后，随着不停的捷报与多次举办战勝祝賀会，国内的舆论风向便开始有所改变，「帝國萬歲」等赞扬天皇的口号成为一时间的流行语。日本国内为了纪念这次战胜，也在国内多处树立纪念碑。同时在战斗期间，受到社会整体风气影响，青少年的日常娱乐和玩乐也几乎完全与战斗有关，甚至出现小孩子往中国人丢小石头的事情。

同时，新闻媒体也以大幅报道这次战争为契机，在日本国内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在当时，各家报社为了及时得到第一手的消息，纷纷往战场派遣随军记者，使国民首次透过新闻媒体得知战斗的最新情况。反之，那些没有对战斗进行跟踪报道的报社，也在这次战争后走向没落。各家媒体在报道有关战争的新闻时，经常使用把无名士兵「英雄」化的报道手法（忠勇美談），以及以激烈的文字描述战况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吸引大量新的读者群，也让日本人首次意识到新闻和媒体这两种现代化的吸收资讯渠道。但是同时，媒体的报道只集中在报道片面的内容，使读者的价值观受到单一化的影响。例如说，当时的报纸与杂志便以这次战争为例，不断地提出「日本文化比中国文化先进」等民族优越论的观念，对日后一段长时间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产生严重的影响。

以甲午战争为契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第一次经历大规模的對外戰爭，对日本成为近代意义上的国民国家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战争过程中，国家机关不断重复地强调「国民」的义务和贡献，使得日本人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国家国民的一部分，应该不分地位地去支持军队，也是所谓的战争的「統合作用」。在这个統合过程中，作为军队统帅的明治天皇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他与开战时把大本营转移到廣島的举动，使日本国民强烈地感受到御驾亲征的威严。反之，战胜消息經過渲染，则对日本人觀念造成极大的影响，也是从当时开始，日本国内开始产生蔑視中国的情绪，并一直延至后代。同时以此为契机，日本国内开始有人提倡脱离汉字文化圈，也同时为了日后的海外拓张，确立日语标准化教育的普及。同時，日本一直對俄國干預遼東半島一事存有芥蒂，大力鼓吹發展軍事工業，期待有打擊俄國的機會。

以大日本帝国憲法的发布（1889年）、撤除部分不平等条约（1894年透过日英通商航海条約取消領事裁判权）、中日甲午战争（1894 - 95年）这三个事件为契机，日本的脱亚入欧论初步取得成效。同时，作为日本近代史上第一场获胜的战争，不论对日本国内还是对当时的欧美列强都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在日后的日俄战争结束后，欧美列强为了表示认同日本的国际地位，把日本设置在海外的外交代表機構纷纷升格为大使馆。

朝鲜独立后，仍然一直受日本与俄罗斯帝国控制，本来于甲午战争前已经相互斗争的开化党（亲日独立派）与事大党（亲中派），在甲午战争後由开化党攬權。一度失势的事大党，于三国干涉还辽后，由明成皇后主导的亲俄派再度掌权，直到乙未事变明成皇后被暗杀为止。明成皇后被暗杀后，1895年日本以此為契機另立新皇后來掩蓋，計劃成立「大朝鮮帝國」。結果因俄、美、英三國公使堅決反對而沒有實行。朝鲜高宗倒向俄罗斯，并于1897年10月成立大韩帝国。

1894年，日本江户末期至明治早期政治家胜海舟作诗《偶感》，定格甲午战争对于朝鲜之影响：“邻国交兵日，其军更无名，可怜雏林肉，割以与鲁英。”其中「雛林」指朝鮮古國新羅的首都雞林（現慶州），暗喻朝鮮；「魯」是當時俄羅斯的日語音譯（）的簡稱。在得知丁汝昌自杀后，胜海舟向报社投稿撰文祭奠，认为日本盲目追随欧美走殖民扩张的道路十分愚蠢，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应该成为受轻视的竞争对手，而应该成为日本对抗欧美的伙伴。胜海舟还预见到了三国干涉还辽时日本被国际围堵的窘境。

丰岛海战和黄海海战两次遭遇日本联合舰队，北洋舰队被击沉多艘大型舰艇，但未能击沉一艘日舰，福龙号仅有的一次鱼雷攻击也未收战果。据传是丁汝昌“只识弓马”，一干管带也全用错炮弹，不用海战时的开花爆破弹，用穿甲弹甚至训练弹。

北洋海军的炮弹主要有开花弹（榴弹）和实心弹（穿甲弹）。开花弹产自天津机器局，仍使用黑火药填充。发射后，黑火药燃烧后产生的残渣会附着在膛线，还有大量白烟，需要重新清洁膛线及等待白烟散去才能再次开火。实心弹（穿甲弹）不使用火药，只用重力攻击敌方。而日军早已使用化学品黄火药制作的炮弹。而且天津机器局制作的炮弹质量粗糙，大小不一，铁质差。[50][51]

丰岛海战中，日本吉野号被一枚济远舰150毫米口径火炮击中右舷，击毁舢板数只，穿透钢甲，击坏发电机，坠入机舱的防护钢板上，然后又转入机舱里。可是由于弹头里面未装炸药，所以击中而不爆炸，使吉野侥幸免于报废。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中“实有泥沙”，有的引信中“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当时在镇远舰上协助作战的馬吉芬认为，“吉野”号能逃脱，是因为所中炮弹只是固体弹头的穿甲弹。[50]据统计，在定远和镇远发射的197枚12英寸（305毫米）口径炮弹中，半数是固体弹头的穿甲弹，而不是爆破弹头的开花弹。[51]

在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之后附有《北洋海军各员优劣单》、《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北洋海军存库备用各种大炮弹子数目清折》中统计，参加过黄海大战的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广丙7舰的存舰存库炮弹，仅开花爆破弹一项即达3,431枚。其中，供305毫米口径炮使用的炮弹有403枚，210毫米口径炮弹952枚，150毫米口径炮弹1,237枚，120毫米口径炮弹362枚，6英寸口径炮弹477枚。黄海海战后，又拨给北洋海军360枚开花弹，其中305毫米口径炮弹160枚，210、150毫米口径炮弹各100枚。在3,431枚开花弹中，有3,071枚早在黄海海战前就已拨给北洋海军。苏小东《甲午年徐建寅奉旨查验北洋海军考察》猜测：“至于这批开花弹为什么没有用于黄海海战，惟一的解释就是它们当时根本不在舰上，而是一直被存放在旅顺、威海基地的弹药库里。由此可见，造成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弹药不足的责任不在机器局，也不在军械局，而在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身上。”在中日双方开战后，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消极避战，“仍心存侥幸，出海护航时竟然连弹药都没有带足，致使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51]

北洋水师与联合舰队进攻火力对比之下，北洋水师艦速略逊一筹，但噸位、火力、裝甲、重炮均占优势，如果炮弹配備到位必然可重创日舰。海战结束后，定远号、镇远号的护甲无一处被击穿。就平均船速而言，北洋水师较慢，为15.5节，联合舰队的本队15.6节也不快，但包括吉野号在内的第一游击編隊为19.4节，大大高于北洋水师。戚其章認為英國的中國艦隊司令埃德蒙·佛萊曼特上將說的“是役也，無論員兵素質、艦速或火炮射速、新式艦，實以日本艦隊為優”是正確的。[52]

清军舰炮威力虽大，但射速慢、操作不便、命中精度低，日本火炮射速快、操作便捷、命中精度高，两者相较，日本舰队在相同时间内的射弹量和命中率都要高于北洋舰队。

此外，北洋海军各主力舰都设有鱼雷管3-4具，但是，在黄海海战中，對聯合艦隊未曾實施鱼雷攻击，只有福龍號對西京丸號攻擊未成。各舰炮弹数量未带足，海战时炮弹在五个小时内用尽。[53]

清军配备大量的德式武器，但标准并不统一，一旦一个武器对应的子弹用完，则无法使用其他武器的子弹。清军的弹药消耗数量也很大而且很不合理。如清军出发前往朝鲜，每支枪配有子弹150发，每炮配有炮弹50颗；后又从国内运送炮弹子弹，但仅击毙日军180人。日军人均仅消耗子弹8发。[54][55] 两国的陆上军事技术对抗体现在依据地利构筑的传统要塞防御系统与连发枪、榴霰弹、野战火炮组成的现代火力系统之间的对抗。应当指出，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清军在旅顺口和威海卫两地修建工事，构筑炮台，其工程之繁浩，构造之雄伟，耗费之巨大，堪称中国工程史的里程碑。然而，甲午战争的实践表明，两大要塞，一经日本军队的密集火力攻击便立即崩溃，旅顺口要塞不到一日即告陷落，而威海卫也仅仅坚守了一周时间。究其原因，根源在于清军使用低技术水平的防御系统来对抗高技术水平的攻击系统，在野战火炮大规模应用后，地理因素对于防御的作用日益弱化，建立有效的防御系统比建立同一水平的攻击系统具有更大的难度，需要投入更多的财力，因而也就更不容易成功。

清军的编制极为简单，日军则已有工兵与辎重兵的区别。清军士兵普遍训练不足，只会喊一声就往前衝，不考虑利用地形地物，从不用跪射、卧射等射擊姿勢，一律站着射击，开炮前还要先摇动大旗。[55]

甲午战争中，日军因战斗陣亡人数仅为964人，1,658人死于疾病，25人死于自杀。但日军在条约签署后进入臺湾的乙未戰爭，面对以猎枪、土製大砲为武器的民军，战斗死伤人数达4,600人以上。[56]

北洋海军将领大多数是福建船政学堂驾驶班早期毕业生，由于早期办学水平不足，他们在船政学堂仅接受简单的英文、算法、驾驶、测算、枪炮操法培训。1877年春，清政府在福建船政学堂第一、二届毕业生中选出12人的海军留学生，打算进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培训。但其中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三人到英国后仅上舰实习就结束训练。黄建勋、林颖启、江懋祉三人未通过入学考试，也只参与上舰实习，只有包括严复的六人入校。而留学生监督官李凤苞向朝廷禀报，成绩排名却是“甲等：刘步蟾、林泰曾、严复、蒋超英；乙等：萨镇冰、方伯谦、何心川、叶祖珪；丙等：林永升、馬震東、黃元昊、黄建勋。”刘步蟾、林泰曾日后成为北洋海军的主要将领。[57] 进入北洋水师后，以刘步蟾为首的北洋“福建帮”管带群体，将对北洋水师严加训练的英国教官琅威理逼走。而在战争之中，光绪帝又给李鸿章压力，对军事行动胡乱指挥。[58]

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已经完成全国范围内的普及教育，使得每一位应征入伍的士兵都具有中级以上的文化水平。明治政府以法国、美国为榜样，建立完善的教育体制，政府将全国分为八大学区，各设大学一所。每个大学区分32个中学区，每区设中学一所。每个中学区分229个小学区，各设小学一所。平均600人就有一所小学。在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改革教学内容，着重灌输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和传授理论科学知识。中学就开有算术、地理、外国语、博物、地质学、天文学等课程。大学开设力学、文学、法学、医学等方面的课程。相对于中国海军留学生不到三年的留学期限，日本留学生获得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理论科学研究，这就为他们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可以肯定的是，经过这样完备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日本官兵，比中国洋务教育培养的人才具有更深厚的科学知识底蕴和军事素养。甲午海战惨败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中日两国将领军事素养上的差异是决定这场海战失误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对比中國大量外购装备，日本的军械生产已经开始走向成熟。这也导致清军在作战时弹药制式的不一致（日军自制枪械口径一致）。而面对原材料如铁矿的短缺，日本采用自行改进的意大利黃金式火炮技术，解决材料短缺问题。[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