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迁都

自北宋以后，江南经济迅速发展并超过北方，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所在。位于长江三角洲西端的南京和其上下游的石、瓜洲一起构成的江防体系是保证江南安全的直接屏障。同时，南京自身的地理条件也十分优越。因此，几乎所有占据江南的地方性政权都以金陵作为首都，即使在南宋時期，仍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明太祖朱元璋也以金陵作为基地统一全国。

明初的南京城自外而内，有外城、内城、皇城、宫城四层。内城周长九十六里，外城周长一百八十里，是全国最大的城市。[3]与历代故都近似方形的布局不同，明南京城形状颇不规则。

北京（燕京）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三面环山，俯瞰中原，号为形胜。

唐朝安史之亂及回紇入侵之后，燕京在全国的地位日渐显著。后晋割讓燕云十六州之后，燕京成为辽的南都（南京），金元两代的首都，金称为中都，元稱為大都。

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攻克元大都，改称北平。徐达将城中部分居民迁往汴梁，毁平了元朝宫殿，其在旧址堆土筑成景山；为了便于防守，将北面城垣南移。由于运河淤塞，南方的物资主要改由海运和陆运转运。这样，原本繁华的元朝京师大都城变成了一座相对冷清的北方边城。

洪武三年（1370年），太祖四子朱棣受封燕王。洪武十三年（1380年），燕王在北平设立燕王府，俗謂燕京。徐达死后，華北边防部队多由燕王节制，北平也就成为明朝北部边防的中心。

由于历代统一王朝的都城都在中原，明朝统一全国之初，明太祖便打算择机将京师迁往北方。洪武元年，下诏以汴梁（今日河南开封）为北京，以金陵为南京，效仿周唐的两京故事。

洪武二年，朱元璋又在故乡凤阳营建中都，同时下令从江南移民中都。但是汴梁和凤阳都是久经战乱，破败不堪，难以承担京师的重任，朱元璋于是放弃了迁都这两处的打算。洪武十一年，放棄了北京汴梁，改南京为京师。[4]

南京皇宫是填湖所建。建成之后，由于地表下沉，逐渐形成南高北低的态势，在风水上是不祥的征兆。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太祖派遣太子朱标考察关中地区，为迁都西安作准备。然而第二年朱标病逝，沉重打击了明太祖，加上年事已高令其不愿再劳师动众地更换京師。

明成祖永樂帝畫像

靖难之役后的永乐元年（1403年），礼部尚书李至刚等奏称，因燕京是永樂帝“龙兴之地”，应当效仿明太祖对凤阳的做法，立为陪都。永乐帝于是大力擢升燕京北平府的地位，以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称为“行在”。同时开始迁发人民以充实北京；被强令迁入北京的有各地流民、江南富户和山西商人等百姓等。

永乐四年（1406年），永樂帝下诏兴建北京皇宫和城垣。

永乐五年（1407年），七月徐皇后去世，告知太子其宿願，趁著永乐帝日後北巡的機會，親自向守住北平城而應命作戰的將士妻子，感念她們的功勞和付出的傷亡，贈予嘉獎撫恤。礼部尚书赵羾引廖均卿入京，赴北平选择吉壤。因北平、南京地震頻仍於兩年後選定，徐皇后梓宮暫厝六年，等長陵建成方入葬。

永乐七年（1409年），永乐帝以北京为基地进行北征，同时开始在北京附近的昌平修建长陵。将自己的陵墓修在北京而不是南京，证明明成祖早已经下定决心要迁都。

永乐八年（1410年），亲征回师后，永乐帝下令开会通河，打通南北漕运。永乐十三年完工，从此北京所需物资可以通过相对经济地运输。

永乐十四年（1416年），永乐帝召集群臣，正式商议迁都北京的事宜。对于提出反对意见的大臣，永乐帝一一革职或嚴懲，从此无人再敢反对迁都。次年，北京紫禁城正式动工。

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皇宫和北京城建成。北京皇宫以南京皇宫为蓝本，而规模更胜一筹。新修的北京城周长四十五里，呈规则的方形，符合《周礼·考工记》中理想的都城的形制。永乐帝下诏正式迁都，改金陵应天府为南京，改北京为京师，但尊重南京的故都地位，仍虚设了幾無实权的南京六部等中央机构，称南京某部。[5]

刚刚迁都几个月后的永乐十九年（1421年）初夏，紫禁城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遭雷击，尽皆焚毁。朝野议论纷纷。礼部主事萧仪认为，迁都后诸事不便，且弃绝皇脉与孝陵，有违天意。成祖大怒，將萧仪收獄，後殺之。[5]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死后，明仁宗即位。明仁宗因长期作为太子在南京监国，即位后，面对残破的北京皇宫，立刻有还都南京的打算，下令修葺南京宫殿。随即，北京六部原印信收回，新印信重又加印“行在”，等于废除了北京作为京师的地位。但仁宗享国日短，未满一年即已驾崩，此时还都的实际行动尚未展开。且該年南京地震四十二次，尽管仁宗的遗诏中强烈表明了他希望还都的意愿[6]，继位的明宣宗因作為太子曾監國南京，歷地震二十五次，還是暂缓了还都的计划。明英宗继位后，正式确定北京为明朝京师，不再称行在，从此终明一代再未改变。

山海關

自明朝统一中原约半个世纪后，全国的政治中心再度回到北方。自938年石敬瑭向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后，北京一帶已有约430年不在汉族政权的控制之下（若从安史之乱、河北藩镇兴起算起则更长）；而靖康之難后，整个华北地区也已经有近250年由异族统治。永乐迁都后，北京及其周边成为明朝的核心统治地域，汉族政权对华北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並影響了女真族的清朝、漢族復主的民國北洋時期以至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赞成成祖迁都的意见认为，由于首都距离长城很近，中央政府可以有效地管理和调动军队抵御侵略。成祖年轻时作为藩王驻守北京十七年，成為皇帝后就曾以北京为基地五次北伐北元的残余势力，北京在军事指挥上的优点是处于后方的南京无法比拟的。同时，天子戍边的气势以及皇宫和先帝陵寝俱在前线的事实，使朝廷上下在面对危机时更有抵抗的决心，例如土木之变明军覆灭及皇帝被俘之后，明朝坚决地组织了北京保卫战，而不是像西晋、北宋一样放弃北方; 並頑強堅持了約二百年才被後金易主。

而反对者则认为，一方面迁都北京给明朝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北京地位陡然提升，令整个北方防线在向内收缩的同时也向北京集中，反而破坏了明太祖时北方边防的均衡配置。明宣宗放弃开平等三卫后，长城以外明军再无据点，令北京暴露了两翼，也失去了战略纵深，使京师长期处于外敌的直接威胁下，同时也是明中期韃靼在大漠、明后期女真在辽东坐大的重要肇因。[7]

明朝初期，华北相对于江南的贫困相当明显。北京的营建使北方的生产和人口迅速恢复。但是，作为一个巨大的消费城市，京师对物资的大量需求无法就近解决，必须依赖于大运河从江南转输。因此在明清两朝，漕运均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地位。漕运的繁盛带动了运河沿线市镇的发展，如扬州、临清和沧州等，进一步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

而反对者一般认为，北京作為人口高度密集的政治與经济中心，远离物資產地的江南地區，为明朝和继之的清朝经济增添了巨大的、不必要的负担[8]。另一方面，由于大运河关乎京师命脉，漕运不再是纯粹的经济行为，更带有明显政治意义。在大运河沿线发生水患时，公家卻只會優先保護漕运的利益，而往往忽视周边百姓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