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

1941年，华国锋在山西省交城县关头村。

华国锋，原名苏铸，字成九，民国十年正月初九（1921年2月16日），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南关街（今交城县天宁镇永宁南路46号[8]）的一个商人家庭，祖籍河南省范县苏家堡。父亲苏庆惠、母亲王二女。苏铸是家中第四子，亦是最年幼的儿子。1928年，父亲苏庆惠去世，苏铸和三哥由母亲王二女抚养长大。同年，入读交城县南关小学。1935年，就学交城县商业职业学校[9]^:108-109。

1938年，苏铸投身抗日战争，参加交城县牺牲同盟抗日游击队，取意“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而改名“华国锋”，并于同年10月由李伯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0]。1939年，18岁的华国锋担任抗日根据地晋绥边区第八专区汾阳县牺盟会特派员[11]，在汾阳的峪道河、开恒庄、鳖坡一带，开展抗日游击工作[9]^:110。1940年初，华国锋担任在交城县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随后任中共交城县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12]。1945年，改任了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委[13]。

1948年冬，中共中央从华北抽调五万名干部随军南下接收南方城乡，华国锋随军南下。1949年1月，他担任中共晋中第一地区委员会宣传部长，并在此时与韩芝俊结婚[9]^:110。8月2日，华国锋被任命为中共湖南湘阴县县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9]^:111。

1951年6月，华国锋调任在湖南湘潭任县委书记，因为湘潭是毛泽东的故乡，这一调动直接影响到华国锋的仕途和后续政治生涯[9]^:113。上任后的他着手改善当地交通；1952年8月，他升任湘潭地委副书记兼专署专员，并组建韶山农村互助组。1954年2月，成立合作社。同年11月，他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兼任湘潭军分区第一政委[9]^:115。1955年6月，毛泽东乘火车到达湖南，华国锋在长沙见到毛泽东，衣着纯朴、面相忠厚的华国锋给毛留下良好印象[9]^:116。

当时毛泽东急于推广农业生产合作社，而在中央受到了邓子恢等人反对；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参加的中央会议，毛泽东希望通过此会讨论合作社问题[9]^:120。首次参加中共中央会议的华国锋，在会上介绍了湘潭的农村合作社经验，他撰写的《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得到毛泽东赏识[9]^:121。

1956年5月，他升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次年11月，升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9]^:121。当时湖南正配合中央进行反右派运动，时任湖南第一省委书记的周小舟对此表示“很不理解”，不久借病去山东休养[9]^:122；与此同时的华国锋却仍然坚持中共中央的指令，继续推行运动[9]^:123。1958年7月，华国锋升任湖南省副省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9]^:124[14]。

1959年的庐山会议直接改变了湖南政局、也直接影响了华国锋[14]。会上因为彭德怀上书批评毛泽东的“三面红旗”，彭与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视为“彭德怀反党集团”受到打压[9]^:124。周小舟被撤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由张平化接任，华国锋升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15]。虽然身为湖南省委领导，华国锋仍然坚持坚持下乡蹲点[9]^:125，他组织“社会主义教育”，并率团到广东参观学习农业生产经验，这些事情均受到毛泽东赞许。1964年7月1日，他主持韶山毛泽东陈列馆建设，10月1日落成[9]^:126。1965年，他还担任总指挥主持修建韶山灌区工程[9]^:127。在这期间，他重视湖南经济建设，致力于发展煤炭、钢铁等基础工业，并大力支持袁隆平团队的杂交水稻研究[16][17]。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开始进行文化大革命。尽管文革使中国陷入大乱，而华国锋却几乎没有受到冲击[9]^:127。1968年4月，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黎原担任主任，龙书金、华国锋、章柏森为副主任，华国锋主管农业[9]^:128。华国锋组织新田县和安乡县进行水利改造，并主持韶山革命纪念地扩建。1969年，主持湘区委员会纪念馆[9]^:129。

这些事情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好感，华国锋的名字也因此出现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团、中共中央委员名单中[14]。1970年，他担任湖南革命委员会代理主任，并随后被选举为中共湖南省第一书记[9]^:130，成为湖南的第一把手。兼任广州军区政委。1970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接见美国新闻记者斯诺时，赞赏华国锋道：“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任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斯诺回国后将此事写入文章并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华国锋开始受到国外关注[9]^:131。

1971年2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周恩来同华国锋谈话：主席提名，调你到国务院业务组任副组长，接替纪登奎负责农业、财贸、值班室等工作。1971年3月3日至28日主持召开全国棉、油、糖会议，为纠正过去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提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农业方针，得到周恩来与中央的同意。随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华国锋在一个多月时间里走访了全国六省17个县18个公社19个大队。7月底突发阑尾炎在上海华东医院手术住院。

1971年毛泽东秘密访问南方各省，并在武昌提醒华国锋，暗示在中央内部中他与林彪的矛盾[9]^:136。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出逃苏联时在蒙古坠机身亡。10月3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增补华国锋为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成员。1972年3月26日，公安部长谢富治病逝，毛泽东借此提名华国锋[9]^:137，此时王洪文、李德生也陆续进入中央，王、华、李形成新的党、政、军接班人[9]^:138。1973年8月31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和李德生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华国锋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10月，华国锋兼任公安部部长[9]^:139。

进入中央的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与四人帮没有瓜葛，也未与周恩来、叶剑英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他往往保持中立，只忠于毛泽东[9]^:140[14]。1973年底，毛泽东提议调回邓小平，并在次年提议邓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协助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9]^:141。1974年10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长沙，然而中央政治局随后陷入新的对抗，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以风庆轮事件与邓小平发生激烈对抗。先是邓小平占领优势，并进而取代李德生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并促使王洪文地位动摇；之后四人帮渐渐得势，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促使邓小平再次下野[9]^:142。在这样的双方斗争中，始终中立的华国锋逐渐脱颖而出[9]^:142[18]。1975年11月20日，根据毛泽东意见，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对邓小平错误批评[19]^:281。此后，邓小平被停止大部分工作，毛泽东让他专管外事[19]^:282。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与世长辞[19]^:282。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请求毛泽东指定一人牵头主持国务院，三人辅佐具体工作。1月21日，毛泽东听汇报，提出国务院工作“就请华国鋒带个头”[19]^:284。1月28日，毛泽东再次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工作[19]^:284。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1号文件，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19]^:284。

华国锋就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工作以后，首先是按照毛泽东意图，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鬥争[19]^:284。同时，势力强大的叶剑英元帅被毛泽东劝去养病。4月4日晚，华国鋒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举行紧急会议[19]^:289。4月5日晚上10时30分，一万多民兵和警察奉命手持木棍进入广场，驱赶和逮捕滞留在广场之群众[19]^:290。在天安門廣場參加悼念周恩來，痛斥「四人幫」活動之群眾遭到殘酷鎮壓[20]^:174。

随即，华国锋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听取北京市委关于当天天安门事件经過情況之汇报，并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19]^:290。四人帮攻击邓小平为幕后主使。4月7日，毛泽东听取汇报后认为问题性质变了，据此建议撤銷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19]^:290。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過中共中央两个决议[19]^:290。决议称：“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华国锋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21][22]^:24晚上广播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后，华国锋正式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291。正式確定华国锋为毛泽东的接班人[9]^:144。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身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成为党内排名第一的领导人，在治丧初期华国锋就计划解决“四人帮”问题[23]^:672。9月11日，华国锋向李先念交底，通过李居中联系，与叶剑英取得一致意见。华国锋积极行动，又得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中央军委负责人陈锡联、北京市委和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吴德等人的支持，在力量对比上完全压倒了“四人帮”。华国锋考虑过开会解决和武力解决两种方式，9月21日与叶剑英密谈后初步确定以後者“隔离审查”的方式强硬解决。9月26日晚，华征求李、吴的意见后一致认为，在政治局会议获得多数票有把握，在中央全会则无把握，通过党内斗争的正常程序已无法顺利拿下“四人帮”，遂决定“先斩后奏”，待果断处置“四人帮”之后再召开政治局会议追认。叶剑英获悉商议结果后表示完全同意[23]^:695[24]。这种“半合法”的方式是特殊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特殊手段，得到陈云“不可避免”、“下不为例”的表态支持[25]。汪东兴负责抓捕行动，10月4日确定了具体行动计划[23]^:697-698。10月6日，抓捕行动按计划展开，华国锋以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名义，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怀仁堂开会，晚8时左右，三人先后抵达，即由华、叶、汪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几乎同时，江青、毛远新分别在住处被宣布“隔离审查”和“就地监护”，谢静宜、迟群等“四人帮”党羽在北京市委被控制。10月6日10时许，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住处）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19]^:301。在会上宣布粉碎“四人帮”是毛泽东的遗愿、“四人帮”被抓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9]^:146。

解决“四人帮”后，华国锋派耿飚等人连夜控制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社等机关。随后，华国锋又派中央工作组控制了“四人帮”的根据地上海，消除了“四人帮”余党发动民兵叛乱的隐患[26][27]。毛泽东晚年言语不清，常使用纸条，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以毛泽东生前留下的题词“你办事，我放心”，作为他执政合法性的证据，被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推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至此华国锋成为最高领导人，随后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百万群众庆祝粉碎四人帮游行，被称为“英明领袖”。10月14日，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全国歡聲沸腾，毛泽东去世之后的沉闷局面一扫而空[28]。随后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和邓小平分别被选为党中央的正副主席，叶剑英继续担任副主席。

華國鋒在羅馬尼亞訪問，攝於1978年

1977年8月，中共提前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华国锋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连同1976年以来一直担任的国务院总理于一身，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兼任共产党、解放军和中央人民政府一把手的领导人（国家主席职务已废除）[29][22]^:27-28。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宣布“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9]^:201。拥戴毛泽东是华国锋执政的主要合法性来源[14]。在对待毛泽东遗体问题上，华国锋主持修建了毛主席纪念堂，永远保留遗体供后人瞻仰[30]^:37。

1977年2月在人民日报上出现了“两个凡是”的说法，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31]支持这一主张的中央领导人主要有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和陈永贵，这五人和华国锋在党内形成了“凡是派”，以毛泽东的生前指示为纲领“抓纲治国”。华国锋坚持毛泽东生前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各个领域维护毛泽东的权威[9]^:187。

华国锋提出了“抓纲治国”和“大干快上”等一系列主张，积极发展工农生产，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混乱状况[9]^:202。

在政治上，华国锋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並準備籌備出版《毛泽东全集》（未出版），且坚守毛泽东的指示，以毛泽东生前的指示为纲领，肯定文化大革命，阻碍党内对彭德怀及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要求，对待四人帮，华国锋将其定为“极右派”，避免一切涉及评价文革的言论[9]^:149[32]。

此后，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开始形成：华国锋的画像与毛泽东并列悬挂，并享有同毛泽东一样的拥戴[33]。歌颂华国锋的歌曲《交城山》也同《东方红》一并播送，一时间全国把他视为了“伟大领袖”的化身[30]^:42[34]。在各大媒体上，以“英明领袖”作为他的代称[35]。

1978年8月[36]，华国锋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和法拉赫·巴列維夫妇晚宴上讲话

外交上，华国锋积极发展与美国、红色高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关系，继续敌视苏联，奉行“三个世界”的外交路线[37]。华国锋时期，中国与越南和阿尔巴尼亚开始交恶。期间华国锋访问了英国、法国、意大利、西德、日本、、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伊朗等国。

经济上，华国锋延续了“工业学大庆”與“农业学大寨”的文革路线，继续以大寨作为农业发展的模范，扩大投资，急躁冒进，设置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口号[30]^:39-40；并不顾国力，过多地引进外国的技术设备和大举外债，以实现高速度发展，人们称之为“洋冒进”[30]^:41。拨乱反正时期，他的经济政策被邓小平批评为“重复1958年的冒进错误”[38]。

他相继召开了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中共十一大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五届人大上，通过了197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继续保留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自由，继续了1975年宪法党政不分的模式，是华国锋时期的纲领文件[39]^:393。同时期，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被填以新歌词，歌词以“我们万众一心高举毛泽东旗帜”为主轴，为华国锋“新长征”口号呐喊助威[40]。

他在任期间，国务院再度简化汉字，称为二简字，之后在1986年被废除，因而成为华国锋时期的标志符号。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支持资历深厚的邓小平回到中共最高决策层以稳定局面；而局面稳定后，“求是派”与“凡是派”展开权力斗争[41]^:45，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邓小平渐渐在舆论和中共高层权力中获胜，而毛泽东式的领袖崇拜逐渐失去了光环[30]^:51[42]。邓小平联合陈云、胡耀邦等指责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是“极左路线错误”，他的领导地位逐渐被党内元老们取代[43][44]，他的权力也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断削弱[14]。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共中央书记处，胡耀邦任总书记，趙紫陽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讓華國鋒親信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以及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辭職，开始改变权力高度集中于华国锋的格局。

8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很多人提出华不宜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45]^:386-387。基于党政分开的原则，在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华辞去了兼任的国务院总理一职[46]，由趙紫陽接替。10月20日，胡耀邦掌控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一律不准挂现任中央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迷信。10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转发华国锋同志的信的通知》。要求今后在公共场所不再悬挂华国锋的像和题词。

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9次会议，讨论华国锋过去四年的执政问题[9]^:455。陈云認為，華國鋒不適合當主席。胡耀邦認為，华国锋对毛泽东晚年错误采取全盤繼承的态度，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文化大革命，并要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同时李先念等人也在会上向华提出严肃批评，华作了许多解释和自我辩护，不肯承认错误，会议一再延长。叶剑英在会上检讨自己之前对华国锋作了过高的赞誉，对华国锋愚忠愚义，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47][45]^:391，还说：“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叶剑英此言既出，华不再辩解，表示接受批评并提出辞职[48][9]^:458。会议最后决定，华不再主持中央工作，并决定将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会后中央政治局向党内通报华国锋犯下的五条错误：“一、提出了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二、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观点；三、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和为老干部恢复工作；四、制造新的个人崇拜；五、经济冒进，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9]^:459-460

1981年元旦，华国锋拒绝出席中共中央新年茶话会[49]。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的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辞呈得到批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仅象征性担任排名最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49]。

在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上，华国锋當選中央委員，但不再列於中央政治局候選名單，完全退出中共中央领导层[11]^:582[41]^:46[14]。

华国锋晚年为北京云泽山庄的题词

从1982年到1997年的四次党代表大会他都选进中央委员会，是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时间最长（第九届到第十五届）的领导人[9]^:465。尽管他很少露面，深居简出，但在党内仍然受到尊重，是唯一一个全票在中共十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在1997年产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里，只有2名年龄过了70岁的，一个是华国锋，另一个是江泽民[50]。2002年11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大，由于年事过高，华国锋没有作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但他仍是十六大代表。华国锋请了病假，没有参加会议。2007年10月，华国锋出席了中共十七大[49]。

华国锋酷爱书法，写得一手过硬的颜体。毛主席纪念堂匾名、交城城内小学校名均为华题写。晚年隐居的他潛心研究锻炼笔墨，并与书法家李铁梁、姚俊卿为友[51]。

2008年8月中旬，香港《明报》引述消息人士称华国锋病重入院[52]，8月20日12時50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14]。官方新华社发悼文指华国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53][54]。追悼会在8月31日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等时任和前任领导人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