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山瑶

传统茶山瑶社会恋爱相对自由。婚前青年男女可以自由社交，性观念也较为开放。以歌传情为茶山瑶基本的恋爱方式，包括“耍坡”和“爬楼”两种形式。“耍坡”分布于金秀河沿岸的十余个拉珈村庄。每月初一至初五，未婚青年男女穿着盛装在村庄附近的山坡上男女各自成对，互相对歌，在对歌中寻找伴侣[1]。“爬楼”则流行于六定、六段、三片等九个村庄，在这些村庄中，每家在大门左上方、右上方设置吊楼，吊楼门内为未婚姑娘居住的地方。未婚姑娘会在吊楼上绣花唱歌，未婚小伙子则会打着火把在吊脚楼下唱歌求爱，若姑娘同意，则可爬上吊楼进入姑娘房间[1]^:2-3[3][10]。

茶山瑶的婚礼较为简单。接亲时不抬花轿亦不演奏乐器，男方派房族兄弟多人在半夜点火把迎娶新娘，女方家里则点油灯迎接，男方房族兄弟吃完“领情饭”后，即可将新娘接走[3]^:131-143[11]。

传统上茶山瑶只能内部通婚或与习俗相似的花篮瑶和坳瑶通婚，不与盘瑶、山子瑶以及其他民族通婚[12]。由于通婚圈小，近亲结婚在茶山瑶中较为常见[13]^:75。茶山瑶奉行一夫一妻制，夫妻一旦结婚，就不得随意离婚[14]。

包括茶山瑶在内的长毛瑶族群普遍有节制生育的传统，而茶山瑶对此则格外严格。一个茶山瑶家庭的家庭结构一般为“二、二、二”或“二、二、一”，通常一家五六口，少有七口以上家庭。不论男女，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一个继承宗嗣，另一个则要出赘或出嫁。个别家庭可以生第三胎，但生育第三胎的家庭需要在各种仪式上缴纳双倍的“份子钱”。以往茶山瑶避孕措施不发达，因此往往采取堕胎和杀婴的方式阻止孩子增加。

由于节育传统以及相对落后的医学水平，茶山瑶的生育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始终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因而人口始终处于人口缓慢减少状态[3]^:128-130[14][12]。而同样实行节育政策但经济更落后，医学更不发达的花篮瑶和坳瑶则出现了人口雪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茶山瑶人口才有所增长[9]。

茶山瑶信奉道教正一道，茶山瑶所信仰的道教是由道教正一道与苗瑶原始巫术融合发展而来，并带有有明显的民族特色。根据明代永乐年间茶山瑶自抄的道经可判断，至少明代早期，就有茶山瑶开始信奉道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茶山瑶全民信奉道教。1956年，仅金秀、白沙、六拉、昔地四村就有道士、师公97人，占四村人口的11.88%[15]。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茶山瑶宗教意识逐渐消退，但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16]。

茶山瑶在村落中建立庙宇供奉神祇，这些神祇有道教神、佛教神，甚至有来自壮族或汉族的真名实姓的人神，这也反映了茶山瑶宗教文化的世俗化以及壮、汉民族对茶山瑶的深刻影响。管理庙宇的庙老、社老由卜卦产生，实行终身制且并无额外报酬。“度戒”后的男子为道公、师公，其职能分别为跳神祈镶和超度亡魂[15]。茶山瑶并无职业宗教人员，无论庙老、社老还是道公、师公均参与生产劳动[16]。

茶山瑶社会具有复杂的生育礼仪和宗教祭祀。如婴儿出生满月后要举行“鱼祭”，两到三个月要用青蛙祭神，半岁至七岁要依次做“七星桥”。茶山瑶亦有成年礼，内容主要为“平楼”、“还花”，家境较佳者还要“度戒”。每当举行礼仪活动时，主家都要杀猪备酒，客人亦须送上猪肉。茶山瑶还有“做功德”习俗[17]。在茶山瑶社会，一年四季人情礼仪，送往迎来不断。巨大的礼仪与宗教支出也成为茶山瑶人选择节育的原因之一[14]。

茶山瑶通常穿着白、蓝、黑三色短上衣，左衽，穿黑色的裙子或宽腿裤，上身系丝织带子。茶山瑶的节日盛装则颇为复杂，头戴丝带、纱带、银首饰，上身穿无扣系带，绘有花纹的精制上衣、短而宽的黑色裤子，佩戴耳环、五个银项圈、银手镯、戒指等。相对于盘瑶等其他瑶族支系，茶山瑶的饰品多银制，茶山瑶妇女甚至喜欢戴重达一两斤多的弧形银板[18]，少女的一身银饰可达三四斤重[3]^:124-127[19]。而盘瑶银制饰品很少，这也体现了茶山瑶与盘瑶之间富裕程度的差距[20]。

1940年，中华民国政府曾试图用武力同化大瑶山瑶族，“开化”瑶山，强迫包括茶山瑶在内的瑶族改装，派出军政人员进入茶山瑶村寨抓人剪辫，遭到瑶民反对[19]。如今，随着时代发展，许多茶山瑶改穿现代服装，年轻人的服饰已经同当地汉族无异。

茶山瑶酢坛很普遍，有腌酢生肉的习惯，酢肉直接生食。鸟酢为金秀瑶族特色食品，瑶民捕捉过境候鸟制作鸟酢，其中茶山瑶制作的鸟酢制品最佳[18]。茶山瑶也注重房屋的装饰，雕刻艺术在瑶族中最为先进[18][21]。

茶山瑶是最早进入大瑶山的族群，占有了大片山林和田地，与同样较早进入大瑶山的花篮瑶和坳瑶一起成为了大瑶山的“山主”，而茶山瑶的山主意识比花篮瑶和坳瑶更为浓厚。与此相对应的是较晚进入大瑶山的盘瑶和山子瑶，他们没有土地，于是就靠租种山主的土地生存，称“山丁”，并向山主缴纳沉重的租税。茶山瑶一方面可以自己耕种田地，另一方面也可坐收山丁的地租，因而具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生活相对安定富裕[13]^:74。

除土地外，作为山主的茶山瑶还享有许多特权，如山主山丁签订契约时山丁必须款待山主、山主可随时向山丁索要鸡蛋等农产品、山丁用水要缴水费、山丁土葬需交鸡酒肉和墓地金、山主农忙时山丁必须无偿效劳等等。茶山瑶还通过石牌法的方式，明确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法律的形式保护了茶山瑶的山主地位。有些茶山瑶石碑甚至禁止盘瑶私自上山，并威胁“如有私行，准用炮打无论[13]^:74。”

茶山瑶的土地和经济特权直到《大瑶山团结公约》订立后才消失，但茶山瑶族群的特权意识并未因此完全消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集体化时，茶山瑶的山主意识没有表现出来，但在包产到户之后，部分茶山瑶不满将以往的田地分给其他族系，要求“要回祖宗田”，因而与其他瑶族族群多次爆发争夺田地的冲突[13]^:76。

山主意识在多个方面对茶山瑶族群产生了影响。一方面。茶山瑶的山主意识塑造了茶山瑶安土重迁、知足求安的民族精神，加强了茶山瑶内部的凝聚力，但另一方面，“山主意识”和山主制度也给其他民族造成了剥削，更导致茶山瑶不思进取，因循守旧，夜郎自大，自我封闭，严重阻碍的茶山瑶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其特权思想和族群优越感也不利于大瑶山各瑶族族群之间的团结[13]^:76。

“巴引”茶山瑶的早期组织形式。巴引是几户家庭依靠血缘结成的家族集团，共同占有土地，具有很强的宗族凝聚力。1940年民国政府推行保甲制度后，巴引组织逐渐松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最终瓦解。尽管巴引组织已经不复存在，但其关心他人、协作互助的精神得以在茶山瑶亲族之间乃至整个茶山瑶社会中得以保存[3]^:21-22[21]。

大瑶山社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称为石牌制度。这是一种具有原始民主色彩的制度。石牌法由大家在石牌大会上商议制定，将商议下来的法律法规记录在石牌上。石牌在大瑶山瑶族社会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石牌法明确要求“法律面前人人一样”、“石牌大于天，对天也不容”、“必须遵守法律，必须执行法律” 。石牌法对违法行为及处罚方式均有明确规定，具有完整的现代法律的法律形式。执法者由群众公认的自然领袖“石牌头人”担任[3]^:27[22][23]。

最早的石牌法起源于明代中叶，即由茶山瑶设立。由于茶山瑶在大瑶山具有优越的经济地位，因而茶山瑶在石牌组织中起主导作用。茶山瑶是最早立石牌的族群，也是担任石牌头人最多的族群。其他族系私自设置的石牌，也必须经过茶山瑶的同意才可生效[24]。石牌制度的盛行保证了茶山瑶的“山主”地位与特权，更使得大瑶山地区一度社会安定，创造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神话[25]。

1940年国民党进入大瑶山后，设置金秀设治局，以乡村保甲制度取代石牌制度，石牌制度走向没落，但仍有一定影响力。1951年，大瑶山瑶族以订立石牌的方式订立《大瑶山团结公约》，取消了包括茶山瑶在内的长毛瑶的土地垄断特权，该公约具有民族自治地方单行条例的性质，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可，成为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族自治与民族立法的起点[26]。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六段村一带茶山瑶村落为改善当地治安形势再度树立石牌。如今，茶山瑶社会仍有建庙起誓和以石牌书写村规民约的传统，作为石牌制度的继承[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