麴氏高昌

麴氏高昌基本上沿用了中原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王以下，有相当于宰相的令尹；下面设立吏部、祠部、库部、仓部、主客、礼部、民部、兵部等许多行政部门。高昌境内共设4个郡和18个县。各城也仿照内地城市的坊里建筑模式，工商业集中经营，防火、防盗设施齐备，城门由禁卫军把守，各郡、县也分别由司马领兵守卫。

隋炀帝即位之初，便派遣吏部侍郎裴矩到张掖、武威主管与西域的互市贸易，并调查了解西域区情。裴矩后来将其获得的有关信息撰成《西域图记》呈上供隋炀帝参阅。公元608年，隋军进驻伊吾，建筑城郭。之后又设鄯善、且末、伊吾三郡，“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发西方诸郡运粮以给之”。并于高昌国置西戎校尉府统管西域事务，大业八年( 612 )冬,隋炀帝将华容公主嫁给了来朝的高昌王。大业五年（609年）遣使朝贡，并出兵协助隋朝攻打高句丽。

麴氏王国以高昌（新疆吐鲁番县东南60里阿斯达拉）为王都，以长子为继承人，称“世子”。国王之下，置交河、田地二公，由王子担任，分别镇守交河、田地二城（交河城，新疆吐鲁番县西雅尔；田地城，新疆鄯善县西南鲁克沁。《周书》卷50《高昌传》）。王廷内，置中郎，传宣王令。置令尹—人，“比中夏相国”（《周书》卷50《高昌传》），很可能兼理高昌郡事，相当于丞们兼京兆尹。令尹之下，文官系统在麴氏王朝末期，分为八部，即：吏、祠、库、仓、主客、礼、民、兵部。每部置长史一人为正长官，司马一人为副长官。八部下，置侍郎、校书郎、主簿、从事等官吏，“阶位相次，分掌诸事”；此外，还置“省事”，专门负责“导引”（《周书》卷50《高昌传》）。高昌是个高度君主集权的王国。军国大事，几乎全部由国王专断（甚至民间土地所有权的转让，也由国主决定）；在国王周围也有一个很小范围的决策机构，“由世子（很可能即兼令尹）及（交河、田地）二公”组成，日常事务，由他们“随状断决”（《周书》卷50《高昌传》）。王廷诸官，属于行政官员，“虽有列位，并无曹府”，每天清晨诸官上朝，“集于牙门评议众事”（《周书》卷50《高昌传》）。官虽多而衙门少，事务性质的工作，办起来到也集中、迅速。

高昌国和中原一样，也实行郡县制。据黄文弼考证，其大城有五，即高昌、田地、交河、蒲昌和天山城；并且倾向于五城即五郡。由于解放后大量吐鲁番文书的出土，经研究，高昌麴氏王朝后期，有都城一高昌城；郡城三：交河、田地和南平城（新疆吐鲁番县城南40里的让布工商古城，俗名“拉木伯”）；县城十四：横截、永昌、无半、始昌、安乐、安昌、永安、洿林、高宁、宁戎、威神、临川、酒泉、龙泉城；镇戍四：东镇城、笃进、盐城和柳婆城。总计二十二城。《周书·高昌传》说：“诸城各有户曹、水曹、田曹”，每城由国王派遣司马、侍郎相监检校，名为“城令”。

《北史》和《周书》都提到其刑法“与华夏小异而大同”。根据高昌章和十一年（541年）都官文书，王国中央有都官部负责刑律，其长官是都官长史麴顺。为了翟忠义其人有一个奴隶逃亡，国王麴坚亲自下令，要都官部行文郡县，进行追捕，都官部的文书是直接下达给交河郡以及柳婆、无半、盐城、始昌4县“司马主者”的。说明其司法系统是都官、郡司马、县司马。

《北史》提到“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从出土的文书研究，其赋税制度较复杂，有租、有调、有徭役，还有诸如“丁正钱”、“远行马价钱”、“逋绢钱”等杂税。王国中央负责财政的机构可能是民部或仓部；徭役的征发，特别是有关军事性徭役的征发，可能由兵部负责。在地方郡县，负责机构可能是“户曹”。

最高级的武官是左、右卫将军，很可能即由交河、田地二公兼任。其次，是建武、威远、陵江、殿中、伏波五将军（《周书》卷50《高昌传》）。近百年来，由于考古发掘。大量碑志、文书出土，将军称号除上述五名外，另知有冠军、奋威等号。沙漠城邦国的高昌，骑兵是主要兵种，其“兵器有弓、箭、刀盾、甲、靳”；兵部对马匹和马料控制甚严，出土的麴氏高昌兵部文书中，不少是有关马匹和马料征调和管理的。兵部只负责军队的行政管理，军队的指挥和统率权则属于国王和左、右卫将军，即国王和他的儿子们。由于马匹数量不多，高昌国的胜兵数量大概在万人左右。

据文献记载，高昌流行佛教。从国王到百姓笃信佛教，曾有“全城人口三万，僧侣三千”的记载，可见高昌国的佛教香火之盛。

依《出三藏记集》卷八所载道安〈摩诃波罗蜜经抄序〉言，前秦建元十八年（382）高昌国师鸠摩罗跋提就曾向苻坚献梵本《大品经》一部。弘始二年（400）法显西行途经高昌时，也得到供给行资，顺利地直进西南。当时也有高昌沙门道晋、法盛等游历西域。并有沙门法众、沮渠京声等从事译经。由此可见这时高昌佛事已经非常兴盛。及北凉·沮渠蒙逊领有此地后，高僧辈出，译经风气大盛。

麴氏王朝成立后，佛教受历代诸王保护，佛法隆盛。当地统治者也极为尊崇佛法，如高昌王麴伯雅听沙门慧乘讲《金光明经》，竟用自己的头发铺在地上，请慧乘踩在上面讲经。公元629年（唐太宗贞观三年）玄奘西游时，国王麴文泰率全城欢迎，热情款待，并请求永留其国，玄奘绝食数日，才获准允其西去。但是，还坚留玄奘讲经一月，并度四沙弥以充给侍，又赠送法服、黄金、绫绢等物，派遣二十五人、马三十匹，为之送行。又写信给龟兹等二十四国，恳请护卫玄奘法师。从这些方面，可以知道当地崇信佛法不遗余力。但史籍中记述寺院情况不详，《名僧传》记载︰约当太和年间（477～499），高昌有仙窟寺、尼寺都郎中寺。《西州志》残卷记载︰柳中县界至北山二十五里之丁谷窟，有一寺一禅院；又前庭县界山北二十二里之宁戎谷有窟寺一所。回鹘时也盛行佛教，宋·乾德三年（965）十一月，西州回鹘可汗曾遣使僧法渊，到京城献法牙、琉璃、琥珀盏。雍熙元年（984）王延德自高昌还，在《行记》中谈到高昌尚有佛寺五十余所，都是唐朝赐额，寺中备有《大藏经》。又有摩尼寺，寺中皆有波斯僧徒。一直到元、明之际，高昌一带仍奉佛有僧寺。及回鹘侵入后，除潜信摩尼教外，亦信奉佛教、景教、祅教等。考古出土无数佛像、佛画，与梵语、胡语、汉文、回鹘语经典。此中，以回鹘语写成之经典，有《金光明最胜王经》、《方广大庄严经》、《弥勒下生经》、《天地八阳神咒经》等，多为译自汉译藏经之转译本。此外，此地另有高昌故城、交河故城、伯孜克里克石窟等著名佛教遗迹。

• 《北史—高昌傳》
• 《新唐書—高昌傳》
• 陳誠著《西域番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