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

何祚庥认为自己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3]《科学文化评论》提到以马克思主义唯科学主义当作官方意识形态，来取缔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来批判具体的自然科学，则会产生巨大的危害。[12]例如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运动中，相对论、控制论、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大爆炸理论等科学被称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唯心主义伪科学”。[12]来自苏联的真正伪科学理论（如李森科理论）却被作为“先进科学”大肆宣传。一些从事科学研究的政治投机者常常以“伪科学”作为政治武器来打击异己。例如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宣布孟德尔的遗传理论为伪科学。[13]1951年，苏联科学院发动了对控制论以及共振论的批判，并将其宣布为“伪科学”。[14]何祚庥曾使用马克思主义反对现代量子理论。[8] 199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的决议。[15]在这个时期，何祚庥开始反伪科学，比如何祚庥和司马南否定了水变油一说。[16]

博讯曾报导，1997年时何作庥通过罗干，给江泽民致信提出要在全国禁止「法轮功」，但江泽民回复表示“政治家有政治家的难处，事情没有发展到某种程度，是不能下结论的，否则就可能有坏的效果”。[17]西方学者NOAH PORTER谈到过这样的观点，时任国务委员罗干可能为了谋求个人晋升，1996年就开始从调查和准备镇压法轮功入手，但一直找不到任何证据来发动镇压，何祚庥是罗干的亲属，两人可能策划99年镇压之前的一系列相关事件剌激法轮功学员，指引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并指挥警察带领法轮功学员包围中南海，从而震动整个领导阶层，为发动镇压制造口实。1999年，罗干被任命为权力巨大的610办公室的负责人，何作庥则担任610办公室学术顾问，如果说两人有计划的话，可以说计谋完全成功。[18][19]原中科院博士生王斌提到，羅干想擠進政治局，想方設法要做點「大事」，作為政治資本，向江表功。羅干認為，整治法輪功可成為自己上遷的資本。因礙著中央的「三不」政策，對氣功难以下手，羅干让其連襟何祚庥寫文章，挑起事端，激化矛盾。[19]

• 1998年5月23日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就气功管理问题采访何祚庥，何称中科院硕士生孙为民因练‘法轮功’走火入魔。对此，原中科院博士生王斌说，何祚庥抓住孫為民一事，多次在各大媒體散布謠言：「练法輪功不吃，不喝、不拉，也不睡」，說孫為民「練法輪功得了精神病」，指控法輪功是「偽科學」、「封建迷信」等。事實上，与孙为民同在一个研究所的何祚庥很清楚孫為民根本沒得精神病。王斌表示，孙为民同学雖接觸過法輪功，練過動作，但並沒有真正按法輪功的要求去做，一直未放棄練他以前曾學過的別的功法。法輪功沒有辟穀和不休息的現象。孫為民放不下原來練的東西，造成不吃不喝不睡覺。中科院研究生曾聯名寫信和拜訪何祚庥，具告實情。[19]1998年5月底至6月初有北京法轮功学員到北京电视台上访说明实情，北京电视台意识到之前的节目不符合事实，重新制作一个节目来挽回错误。[20]
• 1999年4月11日，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博览》发表文章《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被法轮功修练者认为是攻击炼法轮功会使致人得精神病，并暗喻「练法轮功會出大問題、甚至亡黨亡國」。此文发表后，引發了法轮功成員大约6300人，於4月18日至24日前往天津教育學院請願。眾多法轮功成員前往其机构集體請願、反映自己修练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情况，并期望能通过与杂志编辑部的交涉来消除该文章污蔑的事实以及造成的社会影响。
• 1999年4月24日，法輪功成員在天津教育學院的請願活動，受到天津市公安局防暴警察在當時未持有任何行政命令的前提之下，對法輪功成員執行驅趕，據稱到場的天津市公安人員涉嫌毆打、抓捕逾30名法輪功成員。次日因天津抓人事件，上万名法轮功成員來到了當時緊鄰中南海的國家信訪局上訪，是為「中南海事件」。一萬多名法輪功學員在北京中國共產黨的核心地點中南海外面舉行了一整天的和平请愿。要求當局給予他們合法練功的權利，並抗議警方對炼功者的騷擾。[21]
• 此后，何祚庥继续公开批评法轮功。2001年，他公开称已高度政治化的法轮功组织正在与海外反华势力相互勾结攻击中国共产党。[22]何祚庥另外指责练习者对他进行骚扰。[23]

2006年11月1日，《环球人物》杂志刊登了路琰对何祚庥的访谈，访谈中何祚庥反对中医阴阳五行理论，称之为伪科学。[24]

2007年5月，演员陈晓旭因乳腺癌去世。何祚庥发表言论“陈晓旭就是被中医害死的”。[25]他指出：乳腺癌本来是一种很容易早期发现的疾病，如果及时治疗，生存率还相当高。然而陈自感不适后拒绝看医生，而是自行吃中药，贻误了病情导致不治。从这个意义上，陈晓旭正是被中医害死的。

• 在文革时期，何祚庥曾参与发表过一种叫“层子模型”的理论，其提出过的物质中有“无子”（无产阶级），“前子”（前进），和“毛子”（毛泽东），被认为是“确实闪烁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光辉。”[26]
• 2001年，何祚庥发表题为《量子力学的建立与科技创新的评价体系》的文章，通过量子力学的发展来论证“三个代表的理论是科技创新评价体系的根本性标准”。[2]
• 2002年底，何祚庥公开表示谨慎接受治疗性克隆，并且表示技术成熟之后，也可接受生殖性克隆作为一种辅助生殖手段。[27][28]
• 2003年，何祚庥表示支持针对人类的生殖性克隆。[29]
• 2004年印度洋海啸之后，何祚庥表示“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30]最终在新京报引发了长达十余天的论战。[28]
• 2005年，和三峡工程总经理、工程院院士陆佑楣共同向中央高层建议开发怒江水电工程。[31]并质疑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些统计数字真实性，指责有些人“极端环保主义”。[32]此举遭一些环保人士反驳，[33]并展开辩论。[34]2006年6月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祝光耀说，尽管怒江水电站工程的评审正在进行之中，但将对原来的开发计划作出非常大的修改和调整。
• 2005年12月4日，何祚庥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就当时严重的中国大陆煤矿安全问题表示，认为中国煤矿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贫穷使得工人可以接受不安全的工作，于是煤矿安全事故就像交通事故一样无法避免，并认为发展中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同时这种牺牲是一种贡献（原话说“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35] 有些人批评何祚庥把中国煤矿矿难归因为贫穷而不是腐败，认为有些矿难是可以避免的。[36]
• 2013年何祚庥对“气功大师王林事件”发表评论：“文学艺术家80%都是科盲”。[37]
• 何祚庥认为自己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