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美

史美於1887年5月29日出生於英國對衡郡[1]，父親是國會議員曉治·哥福·史美（Hugh Crawford Smith）[2][3]，而母親是漢娜·羅斯頓·洛克（Hannah Ralston Lockhart）[4]。史美早年就讀於薛堡書院，後負笈牛津大學皇后學院，以文學士資格畢業[5]。

史美肖像

史美在1910年獲香港政府聘任為官學生（現政務官）[5]。經過兩年的廣州話訓練後，他於1912年成功通過最後一份廣州話考試[6]。1913年，史美獲調派至華民政務司署擔任副助理華民政務司一職[7]。同年，他先是被調任為助理輔政司，兼任定例、議政兩局秘書[8]，再調回華民政務司署擔任首席助理華民政務司。1914年，他擔任第三助理華民政務司，之後擔任助理郵政司[9]。翌年，他再度擔任助理郵政司一職，以暫代休假的胡樂甫[10]。

1916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史美因通曉華語以及熟知華人特性，故應募加入中國勞工旅擔任中尉[11]。從軍隊退伍後，史美旋於1917年被擢升為三級文官[12]。1919年，史美獲委任為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13]，並一度署理副警察裁判司[14]以及助理監獄長[15]。同年從司法部門調任，再次任助理郵政司一職[16]。1920年，史美再度署理副警察裁判司一職[17]，後來更正式成為副警察裁判司[18]。

1921年，史美獲委任為出入口管理處監督[19]，負責修訂煙草稅的工作，另外亦購置貨車以應付出入口工作需要[20]。翌年，史美署任監獄長一職[21]，進而於1923年再度署任副警察裁判司。同年，史美獲委任為新界南約理民官[22]，同時擔任新界小額錢債裁判署裁判司，於荃灣、大埔和長洲警署拘留室工作[23]。1924年，史美擔任潔淨局總監[24]；同時被港府委任為一委員會成員，負責檢視國際鴉片公約下香港自身所擔當的角色[25]。1928年，史美調任為郵政司[26]，同年再次調回潔淨局擔任總監一職，兼任生死註冊官[27]。1930年，史美再度擔任定例、議政兩局秘書[28]。

1933年，史美獲委任為教育司，同時成為教育委員會成員[29]。擔任2年教育司後，史美轉任華民政務司[30]，同時獲港府委任為定例局議員。華民政務司任內，史美成為稠密住戶委員會一員，透過公開徵求各界意見、於報章發佈文章，徵集改進稠密住戶生活質素的建議，從而解決人口稠密區的弊病[31]；他亦一度署理輔政司一職[32]。期間，護督修頓突然患上盲腸炎[33]，故史美成為署理總督[34]，並以此身份出席滙豐銀行新大樓開幕禮[35]。任內正值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史美宣布禁止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亞雙方在香港徵兵[36]。史美及後復任華民政務司[37]，於1936年更被擢升為輔政司，兼任定例、議政兩局議員，接替出任岡比亞總督的修頓[38]。

史美甫成為輔政司，便要應付民生問題。1936年，議員鐸威路指出市區部分街道衛生情況欠佳，影響遊客觀感之餘，亦須耗用大量水來清洗街道，促請政府當局重新考慮對於在夏天用正喉於晚間清洗街道一事，或以每週清洗最污穢地區兩次代替[39]。史美回覆問題時表示大喉部分水可用作洗街，但水源不足以應付晚間洗街的用水量，政府亦不想增加員役，故改為每週在九龍和香港市區洗街一次[40]。議案獲得通過，由工務署、水務署、輔政司署以及市政局執行[41]。

史美於1938年宣布，柴灣墳場、雞籠灣東邊墳場、雞籠灣東華墳場、深灣墳場、新九龍墳場、咖啡園墳場、何文田墳場等部分墓地地段之骨殖，須於1938年6月前遷移，以騰出新墓地作安葬死者之用[42]。此外，上海金融出現波動情況，令社會出現輕微驚慌；有傳聞稱英國財政部顧問李滋羅斯爵士將來港，史美隨即澄清絕無此事，又表示上海金融問題和香港絕無關係，香港經濟仍然穩固[43]。翌年又有傳聞稱英國金融專家楊格將會於1940年1月來港擔任新一任財政司。史美對此澄清楊格的確會來港，不過他來港目的只是巡視香港金融狀況，並無他意[44]。

同年，社會陸續出現業主加租迫遷租客事件，社會各界和政府亦開始關注此現象[45]。羅旭龢和九龍居民協會均認為政府應及早制裁，羅旭龢甚至認為應組織一個維護居民權益的互助組織以向港府施壓，令港府施行有效之制裁法令[45]。立法局、議政局均有討論此次事件。某位不願透露身份的富紳接受天光報訪問時表示，每月租金均定定在租約內，業主不能隨意加租，業主加租迫遷租客的行為只是為了中飽私囊[46]。3月9日，史美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政府已對此作出研究，並正與高官和華人領袖商討。由於準備工作過於倉促，因此此議題會否於定例局討論仍是未知之數，但若港督欲宣布對於此事對策，則應提出討論[47]。港府委任史美、施戈斐侶和文烈（Robert John Minnitt）為調查委員會委員，負責研究加租迫遷事件前因後果，並為此提出解決方案。九龍居民協會亦收集住客情況，交至委員會以協助調查[48]。6月1日，港府始推行《1938年制止加租逼遷條例》，作為緊急措施，條例有效期為1年。翌年，制止加租逼遷條例有效期延長至1940年。後來，史美接受非官守議員羅文錦的質問時，承認該法案中若干條款，特別是撤銷1938年限制逼遷條例內若干經已按揭的屋宇住客之保障，實與該法例所給予之保障相反，按揭人受該法例壓迫，但他認為不能為少數人知特別利益而修改該法例。並非撤銷整個法案，應其中尚有若干條款是必要的，但因加以考慮，戰事又逼近，故暫擱置實行條款[49]。

作為輔政司，史美不僅要負責內政事務，亦要負責外務工作。1937年，孔祥熙到英國參加英皇加冕大典，途中經過香港，史美和何東等人擔當迎賓的工作[50]。同年，廣東省政府主席吳鐵城到港拜會代督史美[51]。除此之外，史美亦曾到澳門拜訪澳督以及到星加玻出席當地軍港開幕禮[52][53]。

1941年，史美申請退休獲批。12月7日，史美離港歸國。離港當日，不少政府高官和華人領袖到皇后碼頭歡送他[74]。12月8日，日軍入侵香港，香港保衛戰爆發，史美乘搭的船曾經受到日本軍艦攻擊，幸而脫險，而香港於25日聖誕節淪陷。退休後兩年，亦即1943年，史美獲委任為香港規劃小組組長，負責籌備戰後管治香港的事務，至1944年麥道高接任為止[75]。戰後，史美於1962年和羅旭龢合著了一本關於中國古代詩詞的書[76]。史美最後於1968年1月27日於西咸去世，終年80歲。遺體葬於當地的聖詹姆士教堂（St James' Church）[6]。

史美於1914年迎娶慕德·維奧萊特·班尼斯特（Maud Violet Bannister，卒於1969年）[77][78]，其父親威廉·班尼斯特（William Banister）為聖公會牧師，曾經拍攝許多中國風景照片[79]。

史美熱衷於運動，曾經擔任香港高爾夫球隊隊長，代表香港出戰埠際賽[80]。此外，他亦曾擔任香港足球總會會長[81]。

• 聖米迦勒及聖喬治同袍勳章（1937年[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