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文革屠杀

时任广西自治区主席的韦国清。

1966年，毛泽东等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3月起，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军队、群众中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一个阵营无条件支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韦国清出面领导广西的文化大革命、该阵营进而形成“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另一个阵营反对无条件支持韦国清并要求要韦作检查后再定、该阵营被称为“4·22”阵营。[2]当时全广西除桂林市外，“4·22”都处于劣势地位。[2]

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表示支持“4·22”，广西有大批干部随即表态支持“4·22”，而广西军区最初支持“联指”，随后则检讨了自身的“路线错误”，转而表示支持“4·22”，但实际上仍暗中支持“联指”。1968年2月，广州军区下令将支持“4·22”的军队调走；4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内定“4·22”为反动组织，于是开始镇压“4·22”。[2]

第一阶段是1967年冬至1968年春，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2]

第二阶段是1968年春夏，大部分广西区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以“保卫红色政权”和抓捕“反共救国团”的名义进行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杀人，且多数是在各县革委会成立后有领导地杀的。[2] 此阶段屠杀与广东文革屠杀相关联。[13][14] 1968年7月，针对广西地区的攻击铁路、军队的情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公布的《七三布告》。[15]

第三阶段，《七三布告》发布后，广西反利用《七三布告》继续滥杀，农村“4·22”的大小头头和骨干大体已被用“反共救国团”的罪名被大部分消灭得，掌权者和扶持的“联指”造反派随即向城市开刀，集中表现在湘桂铁路线上的南宁、桂林二市。[2]

文革期间，广西大屠杀的屠杀方式包括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死等等。[2][5] 譬如，

• 柳州钢铁厂“联指”头目岑国荣等人在该厂“4·22”成员黄日高的背上绑上炸药，一按电钮，炸得黄骨肉横飞，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2]
• 1968年，一位武宣县中学的地理老师吴树芳被学生打死，尸体被移至黔江边，学生拿枪强迫另一名老师将吴淑芳的心和肝取出，此后学生将内脏拿回学校，烧烤进食。[7][5][16]

1981年4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组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成立“中央赴广西落实政策，文化大革命问题调查组”，派出20多人的调查组。[2]

1981年6月，结束调查，根据汇报认为死亡人数不少于10万人，而干部和普通民众认为的死亡人数分别有20万、有50万之说；主政广西的韦国清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何兰阶私下谈话中，韦认为死亡人数为15万人。[2]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对中纪委的汇报是“文革十年，广西死了（非正常死亡）70400人”。[2]

1983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成立“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赴广西工作组”，派出一个40人的工作组前往广西。[2]

1984年1月，中共中央工作组最终统计，广西壮族自治区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的有名有姓有地址的人数为8.97万人，全区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其中，两派武斗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余7.9万多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仅在南宁地区14个县，死人在千人以上的就有8个，光一个宾阳县就死了3777人。[2]

在广西自治区所辖的83个县中（文革期间），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授苏阳于2006年详细研究了65个县的公开县志，发现43个县志记录有屠杀事件、其中15个县的屠杀人数超过1000人，而所有发生集体屠杀的县平均死亡数为526人。[13]

• 2016年，法国的法新社采访了广西当地一名刘姓男子，他说：“吃人？我当时在这里，我经历过。但是武宣近年发展得很快。（再谈）那段历史没有意义。”[5][16][22]
• 2016年，一位参与过1980年代初官方调查组的高级干部告诉法新社，“所有的吃人事件都是阶级斗争被挑唆的结果，并被用来表达一种憎恨。那些谋杀是极可怕的，比野兽还坏。”[5][22]
• 2016年，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告诉法新社，“这不是由于经济原因而造成的吃人事件，譬如饥荒。这是由政治事件、政治仇恨、政治意识、政治仪式造成的。”[5][22]
• 2013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谈论邓小平的贡献时提到，“我的家乡广西，‘造反派’更是在毛时代被大规模屠杀、有的人甚至被活活吃掉！1968年的血腥夏天，香港、澳门的人都知道从西江上滚滚而下漂出珠江口的尸体，后来官方说近九万，民间说有十几万之多。”[23][24][25]
• 2013年，中国著名舞蹈家杨丽萍承认自己在文革期间看到了人吃人，但不一定是广西的事件。她说：“我对人性是悲观的，对人是悲观的，因为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所以非常警惕，我很警惕，像孔雀一样警惕，小心，因为人是最可怕的动物，要不杰克逊就不会死了。......看到人吃人，人伤人，现在一样的。现在随时人都会伤害你，他们甚至伤害你不知道为什么伤害了你。”[26][27]
• 2001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文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说道，“我相信郑义（关于吃人事件）的故事。他是一个正直的作家，而且大量的细节体现了真实性。”[12]
• 1997年，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历史学教授钟其瑞（另译“郑麒来”；Key Ray Chong）[28][29]在其对郑义关于广西食人事件一书的书评中写道，“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中国的官员知晓这个恐怖事件，一个与1940年代的纳粹大屠杀以及1970年代的波尔布特杀戮战场等价的事件。但他们却对此事保持沉默。”[30]
• 1995年，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教授苏堂栋（Donald S. Sutton）在其研究论文中写道，“武宣县真的发生过吃人事件吗？......最近，学者、记者约翰·基廷斯亲自前往武宣，独立验证了这个事件真实性。一位刚下班的当地职工轻松地谈论着杀戮和吃人事件——被询问时，很爽快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并加上了一点骄傲的话语，‘在武宣...我们比中国其它地方吃的人都多’（《卫报》，1993年11月27日）。”[9]

• 2016年，爱尔兰的《爱尔兰时报》在其文革50周年的回顾文章中认为，“可怕的故事比比皆是。譬如在广西省就有人吃人的故事，‘坏分子’被公开屠杀、70多名受害者在武宣被吃。”[31]
• 2016年，英国的《卫报》在其文革50周年的回顾文章中认为，“也许受到最坏影响的地区就是广西省南部，那里报道出现了大量杀戮甚至人吃人事件。”[32]
• 2013年，中国大陆官方的人民网、中华网、腾讯网等媒体转载《 中国青年报 》的文章，承认广西吃人事件，称“有的地方，比如广西，打死人之后，还吃掉人的心肝，在那个地方，这样吃人的事居然还相当普遍！”该文章认为，“在20世纪的人类历史中，任何国家，有过我们这样的文革吗？唯一可以比拟的，就是德国的纳粹时代。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却连个像样的历史回顾、像样的反思都没有”、“不反思文革的社会，也许还是一个食人部落。这样的部落，无论人们的外表多么光鲜，采用多么现代化的文明果实，终究还是没有人性的食人部落。经历了文革，国人没有反思，就走不出食人部落，人人就都可能食人，人人也都可能被食。”[1][33][34]
• 2001年，美国的《时代周刊》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意识形态狂热、群众歇斯底里以及直观暴虐行为的大爆发，导致了大约1千万中国人的死亡，毁坏了至少数百万人的生命。而现在，有关1966年-1976年间更恐怖的极端行为的描述已昭然若揭——对于人吃人行为的指控，数百名男人和女人以“革命纯净”的名义打破了全人类的最大禁忌。”[12]
• 1996年，美国《华盛顿邮报》在学者郑义发表其有关广西食人事件的新书后认为，“共产党想要阻止对已去世的毛泽东主席和其他诸多党员进行深入分析。但对真相的全面揭露也许能摧毁这个党仅存的少许合法性。”[35]
• 1993年，美国《新闻周刊》认为，“（对广西事件的）记述令人震惊。校长们在学校内被学生杀死，然后煮来吃。政府官方食堂内用肉钩挂着人的尸体，分发给职工食用...... 上周从中国偷运出来的档案，诡异而详细地描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暴行。” [36]
• 1993年，美国《纽约时报》认为，“在过去这个世纪里甚至更久远，广西事件很显然是世界上最广泛的人吃人事件。这些人与其他食人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并没有受到饥荒或者精神疾病的刺激。相反，这些行为看起来是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档案记载的在公共场合发生的人吃人，经常是当地共产党官员组织的，而很明显人们参与其中是想证明自己的革命热忱。”[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