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尔布特

波尔布特的出生地磅同省波列斯布村

波尔布特原名沙洛特绍[7]（高棉语：，罗马化：），出生于柬埔寨磅同省波列斯布村，位于今日磅同市的郊外。[24]他的出生时间有多种说法：波尔布特在1997年接受采访时声称自己出生于1925年1月；[25]但菲利普·肖特在其传记中认为他生于1925年3月；[26]大卫·钱德勒查阅法国殖民政府的资料后，认为他生于1928年5月28日。[27]

沙洛特绍一家拥有华人与高棉人混血的血统，但他一家完全不懂中文，并且完全以高棉人的方式生活。[28]他的父亲Saloth Phem是一位富农，[29]拥有村里最大的房子之一。[26]母亲Sok Nem则是一名受到尊敬的佛教徒。[30]波尔布特的父亲育有两个女儿、七个儿子，[30]这些子女中有三名早夭。[31]波尔布特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八。[30]

当时柬埔寨是个君主制国家，但在法国殖民统治之下，国王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权力。[32]波尔布特的堂姐Meak是西索瓦·莫尼旺国王的一个妃子，后来成为芭蕾舞教师。[33]在六岁时，沙洛特绍与哥哥沙洛特蔡一起，被父母送往金边，由堂姐Meak抚养。[30]年幼的他被送入Vat Botum Vaddei当了18个月的僧人，在寺院里学习佛教教义和高棉文的阅读写作。[34]

1935年夏天，沙洛特绍搬到哥哥Saloth Suong家中，与兄嫂、侄辈一起居住。[35]他被送进罗马天主教的小学学习，[36]由Meak支付学费。[37]他于1941年毕业。[38]就在同年莫尼旺国王逝世，由诺罗敦·西哈努克继位。[39]绍进入磅湛省刚刚成立的西哈努克专科学校（Collége Pream Sihanouk），成为一名寄宿生。[40]后来的同志符宁和乔森潘与他是这里的同学。[41]1947年毕业后，考入西索瓦公立中学，[42]，但未能获得学位，[43]便在金边一家职业学校学习木工。[44]在这里，他遇上了后来的同志英萨利。[45]

1949年，沙洛特绍因学习成绩优秀而获得奖学金，获准到法国留学。[46]在国外接受进一步的教育，标志着沙洛特绍成为柬埔寨少数精英之一。[47]他与其他21名留学生前往法国。[48]随后，他在1950年1月进入EFREI学习，[49]在该学校三年，学习成绩优异。[50]

在巴黎读书期间，英萨利与其他两人建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地下研究组织“马克思主义圈子”（Cercle Marxiste），[51]定期阅读马克思主义读本，并进行自我批评。[52]沙洛特绍加入了这个组织下的一个研究小组，同一个小组的成员包括胡荣、Sien Ary和Sok Knaol。[51]沙洛特绍与英萨利于1951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53]

沙洛特绍发现许多马克思的著作很难懂，后来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地理解”他们。[54]相反地，他熟读了斯大林的著作，[55]包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54]并对斯大林主义十分认同。[56]他还阅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的部分，他认为非常适用于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革命。[57]此外，他还阅读了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作《大革命》。[58]从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中，他认为知识分子和农民之间的联盟是革命所必需的；一场革命需要进行到最后，而不妥协才能取得成功；平均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59]

此时，柬埔寨内部发生冲突，西哈努克国王解散政府，宣布自己为首相。[60]对此沙洛特绍用笔名写下“君主制还是民主制？”一文发表于杂志，反对西哈努克的统治。[61]“马克思主义圈子”决定派人回柬埔寨评估情况，以确定是否应该支持反叛者，[62]沙洛特绍自愿担任这个角色。[63]他于12月登上回国的船，未能取得学位。[64]

1953年1月13日，绍抵达了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此时西哈努克解散了民主党控制的国民议会，并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拘禁民主党议员。[62]当时正在进行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柬埔寨正在内战中，[65]导致不少平民伤亡。[66]绍先是在诺罗敦·占达朗赛位于Trapeng Kroloeung的大本营住了数月，[67]后来前往金边。[68]在与“马克思主义圈子”成员Ping Say讨论后，绍认为最有希望的抵抗组织是“高棉越盟”，这个一个北越越盟下属的游击队组织，里面有越族和高棉族成员。[69]他的建议得到“马克思主义圈子”成员的认可。[70]后来他与Rath Samoeun一起加入了这个组织，[71]但发现高棉越盟中越南人占了主导地位，而高棉人主要从事琐事，绍的任务是种植木薯并在食堂工作。[72]他成为高棉越盟东部大区书记杜斯木的秘书和助手。[73]

1953年11月，西哈努克宣布柬埔寨独立。在结束战争的日内瓦会议上，北越与柬埔寨达成协议，将高棉越盟自柬埔寨境内撤离。[74]绍不在撤离人员之内，他决定留在柬埔寨，经过越南南部前往波萝勉，最后到达金边。[75]他和其他马列主义者虽然转为秘密活动，但也试图通过选举的手段达到目标。[76]1954年，马列主义者组建了政党人民派，这个政党事实上是马列主义地下组织成立的掩护机构。[77]绍是该党副总书记Keng Vannsak的助手，可能参加了政党的组建工作。[78]绍在金边租了一座房子，[79]在私立学校教授历史，[80]1956年7月与乔帕娜莉按照佛教仪式结婚。[81]他继续负责马列主义者的地下通讯，人民派与民主党的许多通讯都是经过他之手。[82]

西哈努克开始镇压马列主义运动时，该运动成员损失了一半。[83]绍和其他成员越来越多地认为柬埔寨的革命者过于从属于越南同志，为解决这个问题，沙洛特绍、杜斯木、农谢、英萨利于1959年秘密组建了基于马列主义民主集中制模式的高棉劳动党。[84]这个政党的存在对非成员保密；[85]杜斯木任总书记，农谢任副总书记；沙洛特绍和英萨利为中央委员会常委，在党内的地位分别位居第三和第四。[86][87]

红色高棉的革命服装

虽然西哈努克是中国马列主义者的盟友，但他认为柬埔寨的马列主义者威胁到了自身统治。1962年1月，西哈努克的安全部门进一步打击社会主义者，监禁了人民派的领导人，该党陷入瘫痪。[88]7月，杜斯木被捕，遭受酷刑杀害。[89]农谢决定在政治活动中退让一步，使得沙洛特绍成为党的领导人。在1963年召开的“二大”上，高棉劳动党更名为柬埔寨工人党，[90]沙洛特绍当选总书记。[91]1963年2月，反政府学生抗议活动演变成骚乱。[92]此前诺罗敦·苏拉玛里特国王于1960年逝世，西哈努克提出了宪法修正案，允许自己成为终身制的国家元首。[93]西哈努克解散了人民社会同盟政府，制定了34名由柬埔寨左翼人士组成的名单，要求他们与自己会面并组建新政府。[92]作为名单上的成员之一，沙洛特绍拒绝与西哈努克见面，与英萨利一起离开了金边，来到特本克蒙丛林中的越共营地。[94]政府严厉打击金边的社会主义运动，越来越多的成员加入沙洛特绍的营地。[95]沙洛特绍在南越边境组建了自己的营地，被称为“办公室100”。他的行动虽被允许与越共正式分开，但越共仍对他的阵营拥有重大指挥权。[95]在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人们一致认为应该再次强调应从越南马列主义者独立，并对西哈努克展开武装斗争。[95]翌年的会议中，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进行的是“修正主义”。[96]

1965年4月，沙洛特绍沿着胡志明小道步行前往河内，与胡志明和黎笋等北越领导人见面。[97]然而北越专注于越南战争，不希望绍的部队破坏西哈努克政权的稳定，而后者的反美立场事实上成为了北越的盟友。[98]绍在河内阅读了越南劳动党的档案，得出越南马列主义者致力于追求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因此他们的利益与柬埔寨的利益不能相容。[99]随后他从河内飞往北京，会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邓小平主持了会见，但多数会议都是同彭真会面。[100]沙洛特绍得到中国共产党许多人的同情，尤其是陈伯达和张春桥，在中苏交恶中，绍向他们分享了对赫鲁晓夫的负面看法。[101]在北京待了一个月后，他飞回河内，沿着胡志明小道走了四个月，抵达柬埔寨马列主义者位于南越禄宁县的新基地。[102]1966年10月，他与其他几位党领导人秘密决定，将党组织更名为柬埔寨共产党。会议同时决定将总部迁往腊塔纳基里省，以远离越共的控制，[103]并重新展开武装斗争。[104]北越对此有意见，因此拒绝提供协助，拒绝为他们提供武器的要求。[105]1967年4月，因为政府腐败、土地剥削等原因，马德望省发生反对政府的三洛起义，自此拉开武装斗争序幕，全国各地都建立了共产主义基地。至12月，战争从西北大区蔓延至其他地区。然而柬埔寨各地沟通很慢，每个大区在大部分时间内必须独立运作。[106]为应对不断增长的革命势力，王家军队对西部各地进行大规模轰炸，导致许多人流离失所。[107]这使得许多百姓对政府不满，纷纷加入叛军，达到十万人之众。[106]1968年夏天，沙洛特绍迁移到K-5基地，在这里他确立了对党的支配地位，拥有自己独立的营地、工作人员和警卫，没有人可以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与他会面。[108]他还接替英萨利担任东北大区书记。[109]

1969年，沙洛特绍召开会议，转变党的宣传策略，停止发表反对西哈努克的言论，将宣传策略改为反对右翼政党的亲美态度。1970年朗诺政变发生后，西哈努克被推翻并流亡北京。新成立的高棉共和国政府持亲美态度，北越的人员都被驱逐。北越派总理范文同来的北京，会见西哈努克，希望他与红色高棉合作。当时绍也在北京，北越人员也联系了绍，决定向红色高棉提供对抗高棉共和国政府的任何物资。然而越南和中国领导人皆未将沙洛特绍身处北京的事实告知西哈努克。西哈努克随后通过电台，呼吁柬埔寨人民起来反对政府并支持红色高棉。

1970年5月，绍回到柬埔寨，抵抗运动获得了生机。10月，绍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一项决议，阐述“独立主义原则”（aekdreach machaskar），[110][111]呼吁柬埔寨自行决定未来，不受任何外国势力影响。该决议还包括越盟在1950年代背叛柬埔寨社会主义运动的陈述。在1971年，对柬埔寨政府的主要战斗由北越和越共参加，红色高棉仅作为北越和越共的协助者。绍利用这种情况大量招募新成员，用比以前更加高的标准进行训练，同时加强了政治理念的灌输。学生和“中农”的入党申请被拒绝，只有明确的农民背景才能入党。1972年初，一只由35,000人组成的常规部队和约100,000名非正规军的雏形产生，中国每年提供500万美元的武器供应。另一方面，沙洛特绍在柬埔寨东部组建橡胶种植园，通过强迫劳动，成为红色高棉的一个独立收入来源。红色高棉在其控制区实行新的纪律及一致性，占族等少数民族被迫改穿柬埔寨服装。同时进行土地改革，宣传农民平等，没收所有私人交通工具。这对贫民普遍有利，但对逃到城镇的难民极为不利。

自1973年起，红色高棉已经控制了全国近三分之二的土地和一半的人口。自此北越开始视绍为一个平等的领导人。同年底，他作出了决定战争未来的决策。首先他决定削减外部供应，使城市陷入困境；其次他强制控制了试图通过红色高棉路线逃离城市的人。同时，他下令对前政府官员以及任何受过教育的人进行一系列清洗，在其控制区建立一套新的监狱体系。占族试图起义，以阻止自身文化被摧毁，但很快被粉碎，参与起义的大多数人遭到酷刑。

红色高棉同时制定了将城市居民强制疏散到农村的政策。此前在1971年占领茶胶时，绍和他的同志对“解放区”城市摆脱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旧生活方式的速度感到震惊。为了党的形象，他用了各种方式试图重建它，但没有任何效果。因此他在1973年沮丧地宣布唯一解决方案是将城镇人口送往农村。不久后，由于同样的原因，磅湛的人口被疏散。1974年，红色高棉继续疏散了更大规模的乌栋。9月，随着军事行动的结束，绍决定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第一，疏散主要城市，将人口迁移到农村。第二，停止货币流通，逐步将其淘汰。

1975年1月起，红色高棉对高棉共和国政府展开最后攻势。红色高棉确定了“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集团”的7名主要成员，由西哈努克将其公布，声称要在革命胜利后将他们处决。此名单上的人物后来被扩展到23人，包括了政府所有高级领导人以及在警察、军队中担任领导职务的所有官员的姓名。北越也决定在红色高棉占领金边之前一举消灭西贡的越南共和国政权。4月，总统苏金奎流亡海外，政府组建了全国最高委员会接管了总统职权，任命沙索沙康将军为主席。沙索沙康是农谢的表兄弟，也是沙洛特绍在法国的同学。他试图与红色高棉谈判。作为回应，绍将委员会所有委员的名字都列入了死亡名单。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最终占领了金边。

1978年，波尔布特（右）与齐奥塞斯库（左）

钟屋杀人场的红色大屠杀受难者颅骨

金边被占领标志着红色高棉夺取了国家政权，沙洛特绍自此成为该国事实上的领导人。他采用了“第一兄弟”的称号，并开始使用“波尔布特”的化名。这个化名在高棉语中的没有特别的意义，[112]其具体含义不详。根据菲利普·肖特为他写的传记，波尔布特参加革命后还曾使用过Pouk、Hay、Pol、87、伯父、哥哥、第一兄弟、99、Phem等化名。[113]

1976年4月，西哈努克亲王辞去国家元首职务，随即被软禁在金边王宫中。不久后，宾努等西哈努克派系的官员也都被迫辞职。在4月11日至13日举行的柬埔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决定将国名改为“民主柬埔寨”，接受西哈努克的辞职请求，由乔森潘继任国家元首，由波尔布特担任政府总理。这是“波尔布特”这个名字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出现，民主柬埔寨官方宣称他是一位“橡胶种植园工人”，是橡膠種植工人工會代表。[114]

值得一提的是，波尔布特从未成为个人崇拜的对象。甚至在执政期间，柬埔寨共产党长期对外隐藏自己的存在，该党仅自称是“安卡”（高棉語：，Angkar，高棉语“组织”之意）。外界将这一股神秘的共产主义势力称为“红色高棉”，“红色高棉”也成为世界上对柬共及其后继组织的称呼。1977年4月15日，波尔布特才在一次演讲中透露出柬共的存在。此前外界都不知道波尔布特是谁，至此才被确认波尔布特就是沙洛特绍。在此之前，外界甚少关注沙洛特绍，认为他是红色高棉中不重要的人物；此前西哈努克1973年访问“解放区”时，甚至没有意识到沙洛特绍是红色高棉的高层领导。

红色高棉政权认为农业是国家建设和国防的关键。波尔布特的目标是在五至十年之内完成全国70%至80%的农业机械化，在十五年至二十年之内建立农业机械化的现代工业基地，并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115]他想利用经济，使其成为国家的主要货物来源，切断对外关系，从根本上重建社会，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生产。[116]为避免外国对行业的统治，波尔布特拒绝从其他国家购买商品。[117]民主柬埔寨施行合作社制度，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男女老少在集体农场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工厂、商店也全部收归国有。私人财产被禁止，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婚后夫妇要分开居住。

占领金边后，红色高棉立即开始把城市居民疏散农村。不愿离开城市的人被告知城市受到美国轰炸的严重威胁，将会持续不超过数天。然而这些城市人口被疏散到农村后，就被编入农业合作社从事生产。西方媒体将这一系列事件描述为“死亡行军”，当时有美国媒体预测，有数十万人将会在疏散和接踵而至的饥荒中丧生。[118][119]对此波尔布特表示撤离城市的目的为了消灭特定的阶级。[120]他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理想社会，就必须消灭城市。

1976年，民主柬埔寨将全国人分为三个群体：拥有完全权利者、拥有完全权利的候选人、没有权利的人。没有权利的人包括了从城市来到公社的大多数“新人”。[121]没有权利的人将要被毁灭，他们口粮配给被减少，因此导致了广泛的饥荒。红色高棉领导人在电台中鼓吹只需要一两百万人来建立新的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正如他们的一句谚语所说：“留着你也没有用处，消灭你也没有损失。”[122]

红色高棉还根据宗教信仰和种族背景对人们进行归类。施行国家无神论政策，[123]废除所有宗教，对伊斯兰教[124]、基督教[125]及佛教信徒进行广泛镇压，民柬政权曾屠杀了近25,000名佛教僧侣，[126]宗教界知名遇难者中包括僧王胡达、天主教金边宗座代牧区主教约瑟夫·奇马·萨拉等人。该政权特别针对穆斯林、基督徒、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一般受过教育的人、与西方国家或越南有联系的人、残疾人、华人、老挝人、越南人进行迫害。酷刑处决在全国非常普遍，数千名被指控与前政府有关联的政客或官僚被处决。這一系列血腥事件被稱為紅色高棉大屠殺，據估計造成了150萬至300萬柬埔寨人的死亡。

外交上，波尔布特采取亲中国政策，站在反苏阵营。这在外交上具有实用性，因为柬埔寨的竞争对手越南与苏联保持一致。1976年12月，为回应越南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批准的“解决越南与老挝、柬埔寨特殊关系的决议”，波尔布特向红色高棉领导人指示称越南是现在的敌人。

柬埔寨与越南因边界争端而发生冲突。1975年5月，一队柬埔寨革命军士兵占领富国岛。1976年5月，越南派空军空袭柬埔寨。7月，越南通过“友好条约”，几乎全面控制了老挝。波尔布特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越南谈判，试图防止边界争端，但谈判失败，导致了更多的边界冲突。在波尔布特执政期间，民主柬埔寨与越南发生边境纠纷，双方军队多次侵入对方领土。

至1977年时，柬埔寨与越南之间的关系全面破裂。该年9月，柬埔寨革命军越境袭击越南，对越南村庄进行破坏，并屠杀村民。不久后，波尔布特发表了一段长达五个小时的演讲，正式公开柬埔寨共产党的存在，并对外公开柬埔寨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此后两国多次入侵对方领土，并尝试通过谈判以达成和解，但最终失败。与此同时，中国与越南发生边境纠纷。越南试图通过中国向柬埔寨施压。对此中国予以拒绝，并为柬埔寨提供武器。这些迹象表明中国打算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

1978年5月，东部大区发生叛乱，波尔布特的军队无法迅速粉碎他们。5月10日，波尔布特在电台发表讲话，宣称不仅要“消灭5000万越南人”还要在柬埔寨“净化人民”。东部大区有150万人被认为是“有越南心的高棉人”，至少10万人在六个月中被屠杀。12月25日，越南宣称为了“自卫”，派兵入侵柬埔寨。柬埔寨革命军被击败，红色高棉政权被推翻，波尔布特等人逃往泰柬边境地区继续抵抗。1979年1月，由韩桑林等红色高棉脱逃者组建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权成立。但这个政权不被国际社会公认。波尔布特等要员在泰柬边境地区重新集结，并得到泰国的庇护和援助。泰国利用红色高棉作为缓冲力量，使越南人远离泰柬边境。中国利用泰国军方为媒介，向红色高棉提供武器。最终波尔布特在柬埔寨西部重新组建民主柬埔寨国民军，自任最高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同越南人民军对抗。与此同时，中越战争爆发。

中国政府是红色高棉及波尔布特的主要国际支持者，在民主柬埔寨政权被推翻后，仍为该组织提供财政和军事支持。[127]红色高棉游击队一度被视为抗击越南入侵的主力军，得到中国、美國、泰國等国不同程度的支持。1981年12月，波尔布特宣布解散柬埔寨共产党，成立民主柬埔寨党。他声称需要更加广泛地团结其他势力派对抗越南的侵略，而明确的共产主义路线会阻碍各方面的团结，故而创立新的政党。波尔布特担任该党的总书记。

翌年，民主柬埔寨党与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奉辛比克党、宋双领导的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组成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共同对抗越南及其支持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权。联合国对该政府予以承认，且不承认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府，直到1993年，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仍拥有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此同时，波尔布特住在泰柬边境的马莱山一带。他在1980年代初期接受采访，不断指责反对自己的人都是叛徒、越南人的傀儡，直到后来他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此后，外界曾一度出现波尔布特已经死亡的传言。

1985年12月，越南人民军发动一次重大攻势，占领红色高棉控制的大部分地区。越南人民军遭受重大损失，但红色高棉在马莱山的总部以及在拜林附近的基地被彻底摧毁。[128]波尔布特逃往泰国，此后在达叻府度过了六年。他于1985年以哮喘为由宣布“退休”，将日常的权力交给了宋成，但他仍保留其在党内的影响力，且是反越南联盟的主导力量。[129]8月24日，波尔布特出任民主柬埔寨最高国防研究院院长[130]。據红色高棉一位干部的说法，波尔布特知道国内很多人恨他，且认为他要为屠杀事件负责；他也知道许多人死了，认为自己应该承担责任，但责任是太过信任下属，没有能够正确地跟踪正在发生的事情。[131]

1986年，波尔布特的新妻子棉素碧（Mea Son）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Sitha（后改名为Sar Patchata）。不久后前往中国接受肠癌治疗，直到1988年回到泰国。[132][133]

1989年，越南自柬埔寨撤军。红色高棉在泰柬边境西部建立的新的据点，波尔布特也从泰国回到柬埔寨。波尔布特拒绝和平进程，他继续领导与新政府的斗争。新政府对红色高棉下属组织及战士私下展开和平谈判，红色高棉战士纷纷缴械投降。

1995年，波尔布特经历了一次使他身体左侧瘫痪的中风。1997年6月10日，波尔布特宣称宋成企图与政府达成和解，将其一家全部杀害，引起众怒。6月19日，他被红色高棉军官塔莫克逮捕。随后，金边法院缺席判处波尔布特死刑。[134]7月25日，红色高棉在安隆汶基地举行公审波尔布特大会，宣布波尔布特因“背叛民族”、“杀害同志”，被判终身监禁。[135][25]这场审判被外界认为是一场摆样子公审，《远东经济评论》的记者纳特·塞耶对此次审判进行独家报导，轰动亚洲。[136]此后，红色高棉成立一个新的领导机构“9人委员会”，塔莫克、乔森潘、农谢成为主要领导人。

10月，纳特·塞耶对波尔布特进行采访。波尔布特声称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我是为了进行斗争，不是为了杀人。即使是现在，你可以看着我，我是野蛮人吗？我的良心很清白。”他还辩解称：“我们有做错的，也有做对的。错误的是针对人民的事情……正如我告诉你的那样，没有我们的斗争，现在就没有柬埔寨。”此外，波尔布特声称吐斯廉（S-21）只不过是“越南人的展览品”。[137]

波尔布特墓

1998年4月15日，就在红色高棉占领金边23周年纪念日的两天前，美国之音宣布红色高棉同意将波尔布特移交给国际审判。波尔布特是美国之音的忠实听友。根据波尔布特妻子棉素碧（Mea Son）的说法，就在当天晚上，波尔布特等待被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在床上死了。塔莫克宣称波尔布特死于心脏衰竭；[138]但由于尸体指甲出现变色的情况，有人怀疑他死于服毒自杀[139][140]或谋杀。[141]曾经采访过波尔布特的记者纳特·塞耶也认为，波尔布特意识到塔莫克要把自己交给美国后，服用了致死剂量的地西泮和氯喹，最终导致了死亡。[142]有亚洲外交官认为，波尔布特若被红色高棉移交政府，将被送上国际法庭，那时他与金边、中国，甚至泰国时任领导人的关系就会彻底曝光，将令事情复杂化；若是杀死波尔布特灭口，这些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141]

4月17日，波尔布特的死讯被泰国军方证实。[143]随后，柬埔寨政府要求查验波尔布特的尸体。

4月20日，波尔布特的遗体在安隆汶的一个小村庄被火化。约有20名红色高棉人员出席仪式，波尔布特的妻女以及塔莫克、乔森潘都没有出席其葬礼。柬埔寨政府对红色高棉不经解剖和验证就火化波尔布特遗体表示不满。[144]

波尔布特被葬于安隆汶，下葬的时候没有建造坟墓。后来建造了一座简易的坟墓，上面用木板简单地标识“波尔布特火葬于此”。

• 波尔布特的妻子棉素碧（Mea Son）：“他一直是一个好丈夫。他尽力教育孩子不要成为叛徒。自1985年我和他结婚以来，我从未见过他做过坏事……我希望全世界都知道他是一个好人、一个爱国者、一个好父亲。”[25]
• 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波尔布特）牺牲了他的一生……捍卫国家主权、伸张社会正义。没有让人民挨饿的政策，也没有任何进行大规模杀戮的指示。总是密切关注人民的福祉。”[162]

• 红色高棉领导人塔莫克：“波尔布特死了是一件好事。我不觉得悲伤。波尔布特是一个越南间谍。我有档案……全世界应该停止谈论波尔布特死了这件事。他消灭了许多优秀干部，毁灭了我们的运动。我希望他死后在地狱里受苦。”[25]
•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本·基尔南（Ben Kiernan）称波尔布特为“种族灭绝犯罪者”，并认为他的种族灭绝思想与希特勒的纳粹思想、非洲卢旺达胡图族的种族灭绝思想有共同点。[163]
• 《纽约时报》称波尔布特为“暴君”、他领导的政权在柬埔寨设立了“种族灭绝屠宰场”。[164]
• 美国之音称波尔布特为“暴虐的红色高棉政权领导人”。[165]
• 《炎黄春秋》刊登学者王晓林的文章，其中认为：“红色高棉在夺取政权之后迅速地达到完全丧失理性的巅峰。在速度上，它超过斯大林的肃反；在广泛性上超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残暴和野蛮的程度上超过希特勒纳粹，在毁国毁民的程度上超过非洲的卢旺达；在死亡人数和国民人口相对值上它创造了世界纪录。人类史上只有不得已的战争而没有不得已的大屠杀，即使如此，柬埔寨的大屠杀也超出了人类正常思维的底线，其性质使所有史学家至今难下定义。......因为除了波尔布特临终前的谵妄——‘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至今也没有什么理论或者著作来说明或解释它。人们只能说这是一个疯子在向全人类挑战，向人性的底线挑战。这是一场向着毁灭人类也毁灭自己的黑暗高歌猛进的种族自杀。”[8]
•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陈奎德认为：“柬埔寨共党的首领、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是毛泽东的亲传弟子，他把毛泽东无法在中国这一大国实践的梦想，用于小国柬埔寨作实验，企图一蹴而就，实施突击式的社会改造，一步跨进共产主义天堂，结果，造成了20世纪骇人听闻的共产大惨案。......它实际上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共产主义运动的类似纳粹的“奥斯威辛”式的反人类事件。”[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