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藤新平

接任民政長官之後，後藤秉持「生物學原則」，開始大規模地進行的調查與建設。後藤曾說：「殖民地行政計畫，在目前科學進步之下，必須根據生物學的原則，也就是要發展農業、工業、衛生、教育、交通、警察。如果以上各項能夠完成，我們就可以在生存競爭中獲得保全及勝利。」

後藤新平在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任內，進行土地調查、戶口普查及風俗習慣調查，推展生物學的殖民政策，促進科學、農業、工業、衛生、教育、交通與治安警察等發展，並收編抗日份子，攏絡臺灣的門閥士紳，奠定日本在台灣往後的統治基礎。

舊慣調查為臺灣的文化、風俗、民情和律法留下重要的紀錄；而土地及戶口調查的全面與精確，不但成為日本殖民統治與建設的重要基礎，其影響甚至延續到戰後國民政府在臺的施政。

後藤新平上任後，檢討以前日本的統治政策，發現有一些缺失。首先後藤研究出臺灣一直被清朝視為化外之地，臺灣人的地方仕紳於是各自為政，自治非常發達。這種自治是一種習慣法，然而日本統治者卻輕易破壞這個自治制度，想要引進新的文明、新的法令，臺灣人根本聽不下去，難措手足，這就是失敗的根源。今後的方針，應該恢復舊習慣，總督府只站在監督者的立場，只有發現弊害時，才逐漸改善，這樣的行政就事半功倍。當時大多數日本人認為日本文明而台灣野蠻，後藤新平這樣肯尊重台灣舊習慣的想法實在難能可貴。

後藤新平為了徹底尊重台灣舊習慣，首先他展開大規模調查。1900年，後藤新平聘請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岡松參太郎，於1901年成立臨時台灣舊習慣調查會，後藤新平自己擔任會長。1903年，京都帝國大學教授織田萬加入調查會。途中，織田萬對調查的對象太龐大、複雜，而有些氣餒，後藤新平勉勵他說：「這是為了世界文化，而且只有日本人能做。」

後藤對臺灣的建設始於醫療和衛生的改善。1895年，他受聘擔任臺灣總督府衛生顧問時，当时的台湾，卫生状况非常恶劣，甚至被清政府视为『恶疫之地』。日本來台工作者對台灣的氣候、環境有諸多不適應，於是他著手規劃關於日本人居住地的衛生、自來水和下水道等建設。

后藤新平决定在各个城市建设排水设施和进行城市规划，1896年8月，经后藤邀请，英国人威廉·K·巴尔顿（William Kinnimand Bunton）赴台，对台湾排水系统进行调研，1897年4月，台湾各地开始进行市政改造工程。1898年台湾总督府内设立台北市区改正委员会，城市规划方案的起草也随即开始，1905年方案通过。后藤新平在台期间，未受任何干涉，独自领导实施了台北市区改正、自来水-排水管道铺设、铁路建设、港口建设、公共建筑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2]。

日本接收台灣的時候，幾乎沒有像樣的道路。村落與村落之間，村落與市街之間，可能只有30公分寬的小路。在後藤新平主持下，台灣建築了1.8公尺寬的道路5千5百公里，超過1.8公尺寬的道路2千9百公里，超過5.4公尺寬的道路8百公里，超過7.2公尺寬的道路80公里。

接著是鐵路。在清朝統治期間，從1887年花了7年鋪設從基隆到新竹約100公里的鐵路。但是品質不佳，橋是木造，稍為有些轉彎的地方，旅客必須下車一起推火車。日本接收台灣後，民間成立台灣鐵路公司，計劃興建台灣縱貫鐵路。後藤新平上任後，主張鐵路國有，並且認為台灣鐵路的1千萬日圓興建計畫不夠，應該追加到3千萬日圓。後藤新平成立台灣鐵路部，自己擔任部長。1908年，台灣縱貫鐵路完成，比當初預定的還要提早兩年。

接著，後藤新平實施的是建設基隆港與充實衛生設備。尤其是後者，是後藤新平非常重視的項目。台灣當時有許多傳染病，甚至曾經因鼠疫而死了4500人。充實衛生設備最大的重點是建設上下水道。日本剛開始統治台灣時，軍用水道只有基隆與淡水兩處，後來在後藤新平積極推動下，台灣的上下水道比日本國內還要早完成。竹越與三郎於1904年第一次訪問台灣時，驚訝地說：「我所看到的台灣首府，純然是歐洲風的清潔宏闊市街，道路好像東京的道路，甚至比東京的道路還漂亮，步道與車道之間，鋪有水泥，下面有下水道，讓雨水和汙水可以排放。」

在產業上，後藤新平選定了在臺灣原本就有基礎的糖業，引進新式製糖技術、經營模式及大量資本，促使臺灣糖業發展，以期產量能達到日本殖民母國的需求。為了將台灣的木材、稻米、蔗糖與礦產能有效的輸回母國，其在台大力推動鐵路、海港和公路等交通建設，現今的縱貫鐵路絕大部分就是在其任內所完成，在臺灣林業史上曾經扮演重要角色的阿里山森林鐵路亦是由後藤新平主導興建。

後藤新平從美國聘請新渡戶稻造擔任台灣的殖產局長。新渡戶稻造一上任，就前往爪哇考察砂糖產業，回來之後，他對後藤新平說，先讓他了解一下台灣的現況再寫報告書。後藤新平說：「不必先了解一下台灣的現況，在你還未了解台灣的現況之前，寫報告書。要是等你了解台灣的現況，說不定你就寫不出來。不如就你在爪哇所看到的寫心得就好。」不久，新渡戶稻造提出「糖業改良意見書」，根據這份意見書，後藤新平開始改良甘蔗品種、改善耕作方法（特別是獎勵施肥）。在一般傳統社會，要農民採取新方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後藤新平便用補助金方式來「利誘」。新品種和新耕作方法不久就普及開來，甘蔗的生產量大增。接著是製糖工廠的現代化與大規模化。1900年砂糖產量為3萬噸，到兒玉、後藤時代終期為6萬噸，到1937年為100萬噸，二次大戰期間最多為160萬噸，台灣已經不是日本的負擔，而是日本的金雞母。

到了1904年（明治37年），臺灣財政已可完全自主，無須日本中央補貼。一些公共建設甚至比日本內地還要先進，例如當時日本人居住的臺北市下水道覆蓋率已是亞洲第一高。

後藤新平面臨的最大問題還是抗日游擊隊。在乃木希典時代，對抗日游擊隊採取的策略是「三段警備法」，在抗日游擊隊出沒的地區，由軍隊與憲兵管轄。在平地與市街地，由警察管轄。介於中間的地區，則由警察與憲兵協力管轄。

這個「三段警備法」表面上看起來很合理，其實非常不合理。因為軍隊與警察，不但指揮系統不同，想法也南轅北轍，甚至經常感情不合。對滲透到住民之中的游擊隊，正規軍根本無用武之地。軍隊一聽到游擊隊出現，趕過去時，游擊隊早已消失。於是軍隊開始懷疑當地住民，而難免施行暴力，反而遭來民眾恨意。

後藤新平與兒玉源太郎看出其中缺點，決定廢除「三段警備法」，他們決定讓警察負起治安全責，後藤新平對軍隊演講說：「你們的職務是在治理台灣，不是在征討台灣！」

從此，後藤新平的策略是讓警察深入民眾，孤立游擊隊，並且對游擊隊招降。後藤鑑於台灣義民抗日活動頻繁，便把乃木希典總督試行的「土匪招降策」在全台各地推行，但卻在招降抗日分子後進行槍決，最著名的是1902年（明治三十五）4月25日，在斗六、林圯埔、崁頭厝、西螺、他里霧、內林等「歸順式場」中，將被誘降而來的「歸順匪徒」全部當場屠殺。在儀式會場上「臨機處置」或其他方式「斷然處置」的台灣人，據後藤新平在所著的《日本殖民政策一斑》中自承，屠殺的「叛徒多達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人」。到了1902年，幾乎已經看不到抗日游擊隊的蹤影。

除了抗日游擊隊的問題之外，鴉片也是一大問題。日本國內很多人主張應該嚴禁，可是後藤新平認為應該逐漸禁止。原因在於：

1. 認為日本人不易染上鴉片，只會危害台灣人，不會危害日本人。
2. 當時沒有低痛苦的戒癮療法，怕成癮者受不了。
3. 鴉片專賣收入很高，幫助台灣財政獨立。或投入到軍隊花費，減少抗日人士及匪徒的實力。

他的鴉片漸禁政策是：

1. 鴉片由殖民政府專賣，殖民政府在各地指定專門藥店，只有在這裡才能買到藥用鴉片。
   
2. 由醫生診斷確定為鴉片中毒者，發給証明，持此証明可以買到鴉片。
   
3. 鴉片課以高稅。
   
   

或有論者以為，在後藤新平的政策下，1900年台灣的鴉片中毒者為16萬9千人，17年後，減少到6萬2千人，1928年，減少到2萬6千人，是後藤新平的漸禁策略獲得成功。實際上，後藤新平的鴉片漸禁政策以獲得鴉片暴利為優先考量，用簡單可行的方式管理吸食鴉片的人口為次，幾十年後鴉片吸食人口的大量減少，和鴉片漸禁政策其實關係不大。鴉片人口的減少原因如下：

1. 杜聰明等人發明新的戒癮方法，戒癮時低痛苦；在此之前，鴉片成癮者的自然死亡是使用率下降的主因。
   
2. 日本人教育成功，讓臺灣人知道鴉片之害，且臺灣人現代意識覺醒（殖民初期，日方一直強調會允許已成癮者繼續使用，以減少抗日情緒；但也在學校向臺灣人宣傳鴉片危害，因而受到國際肯定)。
   
3. 台灣上流社會及知識份子態度丕變：本來吸鴉片是台灣高級社交場所的日常景象，反而是日本警察經常在這種社交場所找麻煩、阻止未成癮者進入這種場所；但在1929年左右，台灣知識份子及上流社會突然轉向、要求總督府加強戒癮輔導。
   
4. 醫學進步，鴉片可以提煉藥用嗎啡，而且日本在二戰時需要大量藥用嗎啡。
   
5. 鴉片收入佔總督府收入銳減，停售鴉片也不會造成財政問題。
   

綜上所述，後藤新平在鴉片政策上的成功乃是對於台灣財政獨立的扶持之功，並以之支持日軍鎮壓抗日分子的費用，如何幫助鴉片成癮的台灣人戒除毒品並非後藤新平考量的要點。

在解決完抗日游擊隊和鴉片兩個問題後，後藤新平接著進行土地調查，目的將清政府時期台灣的隱田清理出來，以便為日本殖民政府增加稅收，而有不實記載的，更可以收歸日本政府所有。台灣的土地所有權非常複雜，有大租戶（墾首）、小租戶（墾戶）、佃農（佃戶），而且有許多隱田。1885年，清朝新任巡撫劉銘傳曾經想要測量全島農田，卻遭至全台灣住民的反抗，甚至引起暴亂，結果失敗。

1898年，後藤新平設立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自己擔任局長。後藤新平對手下再三交代，進行土地測量時要尊重當地人的感情，要尊重他們的祖墳。1904年，土地調查告一段落，台灣總督府並以公債向大租戶強換農田，使得殖民政府成為台灣最大地主，增加後來稻米、蔗糖的輸日，其規模經濟更讓小租戶與佃農無法與殖民政府競爭而達到經濟控制的手段。經過這番土地調查，發現許多隱田，結果實際農田是以往的1.7倍，這些隱田主要是清政府於台灣採取藩漢分治所形成的結果。

1904年，日本基督徒竹越與三郎（1865－1950）目睹後藤新平的詳細土地調查，感嘆說：「與這個相比，日本在明治七年實施的地租改革簡直是兒戲！」

1900年，中國革命家孫中山計劃在廣東惠州起事反清，時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贊同孫中山的計畫，於是兒玉總督命時任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協助孫中山起事。後因日本內閣改組，第4次伊藤內閣反對介入中國革命，導致惠州起義失敗。1900年11月10日，孫中山化名「吳仲」，與後藤新平同行乘「橫濱丸」自基隆啟航返回日本。

1983年7月2日，臺灣歷史學家戴國煇於美國中西部夏令營的演講，舉了一個例子來直言臺灣獨立運動歌頌日本殖民統治政績的危險：

家叔唸了後藤新平所創立的臺北醫學校（後昇為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成為開業醫生並賺了大錢。在個人的情面上，家叔一家人或許該感謝後藤新平也說不定；但站在社會科學的立場、民族的尊嚴來言，絕沒有感謝後藤的道理。因為後藤在臺灣開辦醫學校的目的，不是在搞慈善事業，更不是為了臺灣島民的真正健康、福利來辦的；它的真正目的在於，為日本資本家準備健康的投資地，為資本家提供既健康又高效率的勞動力等，卻非靠臺灣人醫生不可。所以日本人治臺不久就開辦醫學校培養臺灣人的醫學人才，模仿英、法諸國在它的殖民地所行一樣。諸位若不相信我的話，請你們想像一下：「瘴癘之地」有何資本家肯前來投資？若殖民地的基層勞動力統統是病弱不堪者，要從何種人的勞動來榨取剩餘價值呢？我們有良知的臺灣人，不至於感謝日本人的統治，更不會再度邀請日本人來當統治民族重新光臨臺灣的。……
我盡力排除後藤新平治臺的神話。我說，難道後藤新平是「孫悟空」嗎？好！就讓你一萬步，我也來個肯定吧！那麼，為何日本政府不學後藤新平的一套在朝鮮半島來試一試？明治政府對外一直是相當團結、相當有其高效能的政府，為何日本人在朝鮮半島得不到你們所肯定的「成果」？我主張：殖民地是由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合為一個整體的。每一個殖民地不但有其前史，另外還都具有其當為被殖民的「客體」的條件。我們臺灣島民雖被逼當了「客體」、飽嚐了不少的苦頭，但我們的父祖輩早在日本侵臺之前已在臺灣樹立了資本主義萌芽的基礎；不然，如何做合情合理的解釋，為何腐朽不堪的清朝會在「邊陲之地」的臺灣敷設鐵路、搞了劉銘傳的新政？我向學界，我向我自己的同胞、尤其被日本人的價值觀念體系迷了心靈的臺灣知識界，提出了問題、投了一個小小的「炸彈」。[6][7]

1927年2月20日，臺灣社會運動者黃旺成（菊仙）在《臺灣民報》上認為，後藤新平提出了「治台三策」：第一，臺灣人貪財愛錢，可用利益誘惑；其次，臺灣人貪生怕死，得用高壓手段威脅；第三，臺灣人非常愛面子，可用虛名攏絡。[8]後來這種說法衍生為評斷台灣人民性的知名論點，即：「貪財、怕死、愛作官」（又稱「愛錢、怕死、愛面子」）。此論點認為，後藤新平採用了「糖飴與鞭」的兩手策略，一方面以嚴刑峻法對待異議人士，另一方面積極致力於建設臺灣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