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天皇

1902年手举旭日旗的迪宫裕仁亲王

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4月29日，晚上10時10分，昭和天皇生於東京赤坂區東宮御所，父親是皇太子嘉仁親王（後來成為大正天皇），母親是皇太子妃九條節子（後來成為貞明皇后），祖父是當時的明治天皇，明治天皇對於這個小孫子寵愛有加，當日命令宮內的御用文人為皇孫取名裕仁與號迪宮。

作為一個充斥崇武思想國家的皇太孫，裕仁從小就被有意識地培養尚武的性格。其剛剛出生70天，就被寄養在海軍中將川村純義的家裡長達4年。裕仁的父親嘉仁親王從小多病，心身發育不佳，終生為病痛所困，裕仁幼時也似乎繼承其父的遺傳缺點。[1]

1908年，裕仁6歲進入皇室學習院的時候，被發現其右手的手指活動不便，因此被迫放棄美術和音樂兩門課程，此外，裕仁也有先天近視。“皇室”學習院院長是日俄戰爭（1904年2月8日─1905年9月5日）中的乃木希典陸軍大將，乃木希典的大兒子乃木勝典、二兒子乃木保典都在日俄戰爭中戰死，1907年，乃木希典因戰功而昇為伯爵。天皇親自指示乃木要努力將裕仁培養為“質實剛健”之輩。如此教育之下，裕仁自小就被種下崇尚武力的想法，而且自己也對乃木極為尊敬，稱他為院長閣下。大概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裕仁開始擺脫了給人的“病弱”印象而開始向他的祖父看齊。

1919年（大正8年）4月，裕仁親王

1912年7月30日（明治45年），明治天皇崩御，嘉仁親王繼位成為大正天皇，12歲的裕仁成為皇太子。在明治正式大葬的前兩天，乃木希典突然拜見昭和，將山鹿素行所著的《中朝事實》和三宅觀瀾的《中興鑑言》贈予時為陸海軍少尉的裕仁。兩日後，乃木與妻子一起於赤坂的家中為了明治天皇而自裁殉死，這個事件給年幼的裕仁造成極大的刺激，祖父的去世和“嚴師”的自裁，使其變得極為自閉孤寂，捨棄左右隨從，獨自行動，漸漸對生物學起了興趣。當其去世的時候，在宮內的“生物學御研究所”裡，還保存著裕仁青少年採集的5大箱各式各樣的標本。

1914年（大正三年），裕仁從學習院初等科畢業，前往“東宮御學問所”繼續學習7年，“東宮御學問所”的總裁是東鄉平八郎海軍大將，而東鄉平八郎的軍國主義路線較乃木希典有過之而無不及，至此，裕仁又走回軍國主義的路線。

1918年（大正七年）， 17歲的裕仁步入青年期， 久彌宮良子被內定為太子妃。1921年，剛滿20歲的裕仁前往歐洲，展開長達半年的旅行訪問，主要是訪問英、法、比、荷、義5國。3月3日，裕仁一行搭乘“香取號”軍艦出發，途經香港、新加坡、可倫坡、雅典、地中海，5月7日抵達英國普利茅斯。此時的歐洲，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百廢待興，裕仁選擇君主立憲的老前輩英國為首個訪問地，英王喬治五世親自前往倫敦火車站迎接。日後裕仁曾經回憶，“當時英國王室中，大都與我同輩，處生其中，簡直令我有‘第二家庭’的感覺。特別是英王喬治五世，親自與我長談，指點有關君主立憲之下的君主概念。”

在巴黎的時候，裕仁鬧了一個笑話，當時他穿著便服獨自搭乘巴黎地鐵，有生以來第一次自己付錢買車票，“我當時第一次搭乘地鐵，什麼手續也不知道，手緊緊地握住車票，入閘的時候驗票員要在票上打孔，結果我緊張地深怕被他奪取，握著車票不放，雙方就這樣來回拉扯數分鐘，結果惹得驗票員大怒。這張車票也被我一直保存著。”

訪問期間，裕仁不僅學習西方的政治結構，同時也對軍事表現出極大興趣，數次訪問一戰時期的歷史遺跡。當時的法國將軍們對這位20歲的皇太子對於軍事精通的程度感到讚歎。裕仁還特地去拿破崙墓地所在地榮軍醫院訪問，並帶回一個拿破崙的半身像，之後將其擺在自己書房內（戰後增加林肯像、達爾文像）。在這次出巡中，他接見駐歐洲的十幾個日本武官的參拜，獲得以永田鐵山、小畑敏四郎、岡村寧次為首的日本青年軍官宣誓效忠，這樣他以這些人為班底，開展向軍中元老奪權的行動。歐行後兩個月，因大正天皇重病，1921年11月25日裕仁開始攝政。

騎兵隊於臺灣總督府前迎接攝政皇太子

臺灣總督府前面的攝政皇太子

主條目：臺灣行啟

1923年4月16日，日本皇太子裕仁應時任臺灣總督田健治郎邀請，搭乘軍艦「金剛」來臺灣訪問12天[2]，以臺灣總督府特造的台鐵花車作為長程陸路的交通工具，行程包括經由敕使街道到臺灣神社參拜，並遍及基隆、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屏東、澎湖等地。駐臺日籍官員嚴陣以待，建立歡迎牌樓，在南北各地準備豪華行館，包括台北御泊所、台中御泊所[註 1]、台南御泊所、高雄御泊所、草山御休所、北投御休所等[3][註 2]，還有太子未能到訪的金瓜石太子賓館、角板山貴賓館[註 3][4][5]、阿里山貴賓館[6][7]等，而這些行館也曾接待過其他皇室貴賓[8]。

日本皇太子訪遊臺灣，除巡視殖民成果外，也有權力教化意涵[9]。有關皇太子行啟的相關寫真總共有九本，分別是《皇太子殿下台灣行啟記念寫真帖》、《東宮殿下行啟實記》、《皇太子殿下台灣行啟寫真帖》、《皇太子殿下奉迎記念寫真帖（臺東廳）》、《皇太子殿下奉迎記念寫真帖（花蓮港廳）》、《行啟記念寫真帖》、《皇太子殿下行啟記念帖》、《高雄州行啟記念寫真帖》[10]。

當時台灣總督田健治郎在台北賓館以台灣料理宴席招待裕仁，總督府指定由當時名滿台灣的料亭「江山樓」與「東薈芳」以吳江山為首，共八位廚師負責，在正式宴席的一周前，這八位廚師必須隔離並齋戒沐浴。1923年4月24日，台灣料理宴席共分為上半席、鹹點、下半席，上半席計有雪白官燕、金錢火雞、水晶鴿蛋、紅燒火翅、八寶焗蟳、雪白木耳；鹹點為炸春餅；下半席計有紅燒水魚、海參竹茹、如意（魚戾）魚、火腿冬瓜、八寶飯、杏仁茶。根據4月27日《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之報導，裕仁尤愛八寶飯，一共吃了8份。

由於發生国难“关东大地震”（1923年9月1日），裕仁的婚禮延至1924年1月26日（大正13年）才正式举行。

1928年，於登基大典

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驾崩，裕仁登上皇位。当时日本正日益民主化，于是裕仁采用昭和作为年号，但日本却很快地走上军事扩张之路。

裕仁在1928年11月10日，才在京都御所举行登基大典，儘管當時日本經濟處於大蕭條前期，議會還是通過一筆相當大的登基慶典費用。

随着1927年一场银行大危机，新上任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开始在中国东北扩张日本的军事势力。裕仁致力于履行自己立宪君主的职责，很少过问内阁的政策，但他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扩张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极端民族主义者鼓吹对天皇要绝对服从，反对立宪民主制。但他無法駕馭军国主义分子，为日后战争爆发埋下隐患。

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进一步促进日本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政策。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后，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

1930年代，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制造一系列政治暗杀事件。1932年1月8日，朝鮮人李奉昌在東京櫻田門外狙擊天皇，誤炸副車。[11]5月15日犬养毅首相遭暗杀，标志着政党领导的内阁之结束和日益为军队控制的官僚内阁之开始。这个独裁体制要求学校讲授绝对的爱国主义，他们强迫大学开除具有民主思想的教授。

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极端狂热的法西斯主义少壮派军官发动的“二二六兵变”，在裕仁的严令下被镇压，结果是日本军部内部的“統制派”获胜而结束，军部控制中央政府及过去难以控制的日本军队。

1938年检阅陆军的裕仁

1937年，日本策動七七事變，中日戰争開始，日本很快吞併大部分華北及華中地區，並在接下來的5年攻佔很多東亞及東南亞地區，使其加入“大東亞共榮圈”。

1940年3月30日，日本參謀本部聲言「如本年內支那事變仍不能解決，則自1941年初開始，自動撤兵」[12]。6月，裕仁批准參謀本部《加速執行南進政策》，假如英、美干預，「就不惜與美一戰」[13]。7月30日，裕仁正式批准近衛內閣「南進」國策和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基本政策[14]。裕仁說：「海軍希望在更遠的地方大幹一場之前，必須解決支那事變；……陸軍想要立即南進，以補救在中國的失敗。」[15]。9月27日，日本和納粹德國、意大利簽訂三國同盟條約，德意日軸心國形成。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美國夏威夷群島珍珠港的海軍基地。翌日，裕仁頒佈《對英美兩國宣戰詔書》，致使美國及其盟國加入對日戰争，日軍偷襲珍珠港當天便展開南方作戰計劃，入侵馬來亞、菲律賓、印尼、香港及緬甸等英國、美國及荷蘭的殖民地，開啟太平洋戰爭序幕。

1945年8月，美軍日本投下兩颗原子弹並且蘇聯正式向日本宣戰後，裕仁被要求参加戰時最高國務會議特别會議，以考虑和討論美國及其同盟國提出投降條件。裕仁和當時首相鈴木贯太郎主張日本投降。由於委员會中政治和軍事成員就是否投降無法達成一致意見，首相要求天皇做最後决定。裕仁同意投降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裕仁通過無線電廣播，史無前例地向日本人解释投降原因，此段廣播被稱為“玉音放送”。

裕仁在皇宮向民眾揮手，1946年

裕仁簽署日本國憲法，1947年

裕仁與尼克森[16]，1971年

1950年，在实验室进行生物学研究的昭和天皇

穿著禮服的昭和天皇和香淳皇后，1956年

1946年元旦，昭和天皇發布《人間宣言》，否定天皇神圣地位，承认自己与平民百姓一样也是人類，并不是神。

盟軍占领日本之后，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實際上掌控著日本的政權。在該單位干預下，1947年通过新的日本国宪法，提出最高统治权归人民所有，实行真正議會制民主，由民意的代表人內閣總理大臣（首相）來掌權，使天皇这一個「如神的位置」，变为了一个真正的象徵元首。同年10月10日，首席檢察官約瑟夫·紀南（Joseph B. Keenan）宣布，天皇和企業界都不用負擔戰爭責任[17]^:530。

戰後天皇地位產生變化，民眾被允許和天皇会面，且皇族成员可被拍照。戰後裕仁天皇还访问过灾区，视察日本的战后建设。（這次視察傳聞可能為盟軍領袖所安排，因為當時一直有天皇可能被審判甚至絞死的傳言，安排天皇巡視灾区可以安撫人心），皇太子明仁亲王也打破传统，和一位民間女性结婚而不是贵族女性。1971年裕仁访问西欧，1975年访问美国，这是第一次以天皇的身份访问外国。因為是海事類出身，裕仁對水產有許多研究，最後「水母的書」為代表作。

1975年10月31日，裕仁在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回到日本后，在皇居接受日本记者俱乐部的采访，这是日本天皇首次正式会见记者[18]。

裕仁与罗纳德·里根（1983年）

1987年9月22日，昭和天皇在消化系统问题持续数月之后接受胰脏手术，其后被诊断出十二指肠癌。次年8月15日，静养中的昭和天皇被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一架直升机从那须御用邸送至日本武道館出席1988年全国战殁者追悼式，这也是昭和天皇最后一次出席全国战殁者追悼式。9月19日，昭和天皇在吹上御所吐血，此后病情持续恶化且須不断输血，皇太子明仁也在此期间摄政。[19][20]日本社会亦开始“自肃”，停止公共娱乐活动或缩减娱乐活动的规模，甚至有人担心当年的第39届NHK红白歌合战能否举行（但最终仍如期举办）。[21]日本放送協會等媒体亦持续报道天皇病情。截至1988年12月，昭和天皇为当时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22]

1989年1月7日早6时33分，昭和天皇于吹上御所驾崩，享壽87岁，結束了長達六十二年的統治。这一消息于当天早晨7时55分由宫内厅长官藤森昭一宣布，NHK随后于当天早晨7时57分播出黑底白字的“天皇陛下崩御”静态字卡。[23]藤森亦公布了天皇患癌的详情，而宫内厅在公布天皇死讯前从未向外界透露天皇患癌一事。[24]天皇驾崩后亦有数人殉死，其中1月7日当天，和歌山县一名87岁男子[25]和茨城縣一名76岁的原海军少尉[26]相继自殺。

天皇驾崩当天，日本政府决定1月7日及其后的6天内为各自治地方的哀悼期，2天内为民间哀悼期，内阁呼吁控制公共娱乐活动。[27]NHK部分电视剧因此停播一周，如晨间剧《小纯的加油歌》，電視廣告亦在天皇驾崩后大规模停播。类似的临时停播情况亦发生于1995年阪神大地震期间和2011年日本东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地震期间。[28]包括1988年度全国高等学校英式橄榄球大会在内的体育活动亦因此中止或延期举行。

驾崩后不久的天皇在1月7日至1月31日的时间段内被称为大行天皇，而“昭和天皇”这一谥号于1月31日由眾議員海部俊樹公布。2月24日，昭和天皇的葬礼（大丧之礼）在新宿御苑举行。包括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比利时国王博杜安一世、汤加国王陶法阿豪·圖普四世、约旦国王侯赛因·本·塔拉勒、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博尔基亚、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卢森堡大公让、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菲律宾总统柯拉蓉·艾奎諾、印尼总统蘇哈托、丹麦亨里克亲王、英国菲利普亲王、泰国王储玛哈·哇集拉隆功、中国外交部长暨国家主席杨尚昆特使钱其琛等在内的各国代表出席了葬礼。昭和天皇于当天下午被葬在八王子市的武藏野陵[29]，陪葬品达一百余件，其中包括昭和天皇生前采集的贝类标本、生前爱用的显微镜等。[30]

二战期间美国的一些宣传海报上将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裕仁并称“三个恶棍”（这张宣传海报上的文字为「用你的生产“王牌”去打败这三个恶棍」）

裕仁天皇雖然宣稱會對戰事負責，但生前從未因戰爭行為公開道歉，僅在接見韓國總統時表示「遺憾」，而未釐清責任歸屬。至今日本軍國主義者仍以「捍衛天皇名譽」為名義採取激進手段，1990年長崎市長本島等公開表示裕仁天皇應該負戰爭責任，遭到右翼人士槍擊重傷入院。[62]效忠日本天皇是日本右翼人士或親日右翼人士最高思想原則，是絕不動搖的基礎信念，是無庸置疑的。然而右翼人士卻將東條英機為首戰犯視為民族英雄，積極鼓吹日本官員前往靖國神社參拜，[63]右翼份子對於大東亞戰爭歷史研究透徹，他們深度了解、熟悉有關東條英機等軍國主義人物傳記，他們並沒有發現東條英機等人企圖不軌。這與「天皇傀儡論」形成巨大矛盾。合理推定，正因為東條英機等戰犯是對天皇忠心耿耿的忠臣，為天皇犧牲生命，背負罵名，才換來右翼人士的同情與崇拜。由於裕仁天皇宣佈終戰而非戰敗，導致為數不少的右翼人士堅持日本沒有戰敗，沒有分出勝負，只是暫時終止戰爭；此觀點獲得認同，間接打擊日本國內的反省聲浪。右翼份子更進一步將侵略行為合理化，形容「大東亞聖戰」是一場反抗白人的戰爭，印度、印尼、越南、菲律賓等國能脫離西方殖民統治獨立建國是日本的功勞。

日本立教大学访问学者保阪正康认为天皇有战争责任：“即使天皇仅是一枚橡皮图章，但他是唯一处在对军队有发言权地位的人。而且在现实中，许多人都是高喊着‘天皇万岁’才敢于献出生命的。”日本亚洲史档案中心高级研究员牟田昌平认为，日本国内如今对如何看待侵略历史存在分歧的部分原因在于昭和天皇的战时责任在战后没有被清算：“德国有希特勒。意大利有墨索里尼。但日本缺少一个与之匹配的人物”，“这可能部分是因为日本的民族特性——日本人习惯于避免把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明确化。”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等7人组织九条会，日本左翼作家加藤周一说：“我看到以爱国主义之名牺牲如此多的价值，特别是人的生命——个人被要求在战争中为了天皇而牺牲自己。真是太可恶了！”而武士社會也有著“主君的過失即是臣下的過失的慣例”，臣下會替主君去承擔責任。

另外也有主張天皇不負戰爭責任的一派表示，按明治憲法，天皇是虛君。但在憲法解釋中，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穗積八束將第1條解釋為絕對君主制，認為國家是天皇私產，天皇就是國家主人，是神權君主。這種中世紀性質的思想為明治藩閥（薩摩藩、長州藩）所接受，因為只有這麼解釋，他們才能繞過國會，以天皇名義直接指定首相及內閣人選。明治初期，國家實權本身掌握在藩閥手中，天皇本人又能「成神」，明治天皇當然不會說什麼，明治時期，天皇除巡幸各地、簽字頒詔、御前會議象徵性拍板，幾乎沒有什麼實際作用。

天皇權力到了大正時期更加惡化，一來大正天皇本人能力的確有限；二來東大內部也出現了美濃部達吉祭出的「天皇機關說」，即是認為天皇只是國家最高機關，而不是國家本身；三來大正民主浪潮興起，民眾運動增多，桂太郎、寺內正毅等藩閥內閣相繼倒台，以立憲政友會的原敬、高橋是清等人為首，政黨內閣建立，進一步削弱了藩閥及軍方的勢力。

但由於政黨內部分裂，國際局勢惡化，政黨開始尋求軍部支持，軍部藉機反噬，推翻「天皇機關說」，重新將昭和天皇放到了神的位置上，1935年，時任貴族院議員的美濃部達吉被迫辭職。事實上美濃部辭職之前，昭和天皇本人還嘟囔過「我其實支持（天皇）機關說」。從這句話可以看出，天皇想堅持的東西很難堅持，對軍部有利的原則反而獲得支持，這本身就說明在天皇、軍部博弈中，天皇處於弱勢，雖然軍人一個個喊著為天皇而死，一個個都說完全支持天皇決定，但高層都有自己的小算盤，只把天皇當工具。

天皇本人名義權力不小，但他確實無法出面阻止。有人會說，即便實際上無法阻止，表面上阻止一下也可以吧？因此亦有人認為這跟昭和天皇的性格有關。然而，首先裕仁平時不太愛表現，性格傾向較為內向。內閣與軍部產生歧見時，他不支持任何一方，而是讓兩方都去發揮，誰做得好，功勞歸屬自己，做得不好，自己受罰。這點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都是如此。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讓日本備受難堪，1941年太平洋戰爭之前，其實日本內部大多數人都意識到開戰無利，但美國已經石油禁運，並要求日軍全面撤出中國，這就導致無人敢來下令制止，天皇本人也不發話，最終導致戰爭爆發，因此在這一系列的過程中，昭和天皇不說話對於一個有能力影響大局的關鍵人物而言本身就是大過，甚至是大罪。此外，在裕仁決定要向盟軍投降之後，日本軍部主戰派仍然不服，甚至企圖要發動一場名為宮城事件的政變佔領皇居奪走錄音盤阻止天皇投降，由此可見軍部氣焰的囂張程度已經高過皇權，有時已經不是天皇能夠掌握的情況，他們得以因為天皇的意志與自己的想法相違就任意冒犯天皇，也可以由此推論先前天皇的地位只是軍部塑造且利用來整合、團結民心以達到自己發動戰爭目的的工具。所幸最後這場政變成功被壓下，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日本宮內廳近年也曾經發表官方正史「昭和天皇實錄」，書中指出二十世紀前半日本在亞洲各地發動血腥戰爭期間，在位的天皇裕仁曾批評軍部與美國輕率開戰將「自取滅亡」，也曾反對和納粹德國合作，但對於在中國南京的戰果，裕仁對日軍則是相當得意，不過對於他是否獲得足夠資訊，對部下的行為知悉還有疑問。有人認為裕仁在日本邁向二次世界大戰上扮演關鍵角色，有人則認為他只是遭失控的軍國主義挾持的無助傀儡，這部史書的觀點大致上同情裕仁。但紐約時報對此指出，書中內容顯示，裕仁對日本軍部以他為名發動戰爭，很少試圖阻止。書中提到，一九四一年七月，裕仁得知海軍準備和美國開戰突襲珍珠港，他警告不要輕率發動「魯莽、自取滅亡的戰爭」，表示這會讓他「深感愧對皇室先祖」。

另一段提到一九三九年七月日中爆發全面戰爭後，日本陸軍想和納粹德國加強合作，裕仁則傾向與美國合作，因此曾當面斥責陸相板垣徵四郎。不過，日本最後還是加入軸心國陣營，與德意志國、義大利王國結盟。不過，中日全面開戰初期，日軍一度在上海受阻。一九三七年日軍攻下南京，裕仁獲報戰果後感到滿意，曾要高層將領轉告官兵「對他們的勇氣與迅速拿下南京感到非常滿意」。書中詳細記載南京圍城戰，但並未提及南京大屠殺細節。直到一兩年後，中國戰局再度膠著，裕仁才暗自大罵陸軍好戰的行為。

這部六十一冊的巨著，耗時二十四年編纂，花費日本納稅人二點三億日圓（約台幣六千六百萬元），但對這位二十世紀最具爭議性人物，書中披露的新史料卻不多。宮內廳表示，因史料過多因此編纂耗時，但紐時指出，外界都認為，因日本國內對二戰諸多行為、裕仁該負的責任都沒有共識，才會讓這部處理敏感題材的史書拖延許久。

裕仁一九八九年逝世，享年八十七歲。戰後他到國外訪問時經常被抗議，被指責未能阻止戰爭，且經常在記者會上被問到有關戰爭的問題。書中還提到，一九七八年東京靖國神社暗中供奉十四名二戰日本甲級戰犯後，裕仁就不再前往參拜。已故前宮內廳長官富田朝彥的筆記中指出，裕仁拒絕參拜是因不滿靖國神社供奉甲級戰犯。

由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文件中得知，日皇裕仁1989年1月7日去世兩周後，前英國駐日大使的懷特黑德（John Whitehead）曾提交報告，指青年時期的裕仁性格上不適任。

該報告共長11頁，寫給時任外交大臣，下款日期為1月23日，當中紀錄裕仁的生平、在戰爭時期及戰後所起的作用。報告指，戰時的領導層期盼一位具有領袖氣質及好戰的日皇，惟即位前的裕仁性格內向，比起練兵場更適合留在實驗室。

懷特黑德又提出，作為未來的軍隊最高司令官的裕仁曾受過軍事教育，但好像從未展示過任何熱忱，甚至曾試圖阻止中日戰爭及太平洋戰爭。當時被視為戰爭領袖的裕仁去世前數月，英媒對他的病情惡化大表歡迎，日本外務省為此發出抗議。有分析指，懷特黑德雖未有直接在報告提及，但可見他對相關報導感到擔憂。

已故昭和天皇侍從小倉庫次，其後擔任東京都立大學法經系主任，他在二次大戰時期所寫長達600頁日記副本被發現，並刊登在《文藝春秋》4月號上。文中記載裕仁自1939年至1945年期間，未曾對公眾發表的言論，包括他曾說“滿洲事變令人飽嘗痛苦”。日軍1937年全面侵華。3年後，天皇已經開始暗地埋怨，低估中國軍力：“每個人都對戰爭判斷錯誤，特別是陸軍的專責部門應儘快結束戰事，並在未來10年重整國防軍力。”1941年，裕仁甚至暗自批評當時首相近衛文麿：“大東亞戰爭開始前我已十分憂心，近衛在任時，好像毫無準備便帶領我們進入戰爭，東條英機接任後我們才真的準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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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史資料·7·滿洲事變》，三鈴書房，1965年，第337頁
• 《天皇的戰爭責任》井上清，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69頁。
• 《昭和天皇獨白錄》(中譯本)，《世界史研究動態》，1991年第8期。
• 《Bergamini, David. 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 William Morrow. 1971
• 《Factories of Death: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Sheldon H. Harris 1994(第232頁~第238頁)
• 《Khabarovsk War Crime Trials》 日譯(ハバロフスク裁判)1950
•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Herbert P.Bix.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