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彼岸性理論

根據理論，大賦代表作《思玄賦》的字形不易辨認，句式構築簡約疏散，但卻是考究的對稱和排比章法，且韻律悠揚諧音，使讀者產生陌生感的同時把所寫的意象推向邈邈高遠，[5]^:64-68也就是文學研究專家中山大學林崗教授和批評家鮑棟運用文學彼岸性理論所分析的“天盡頭”或“崇高感”。給人帶來一種可望不可及的感覺，一個遙在天邊的彼岸世界，自我在這種情境中消失或融化。彼岸性文本的作者以感悟及體驗為文本創作動力，不那麼關注文本對受眾群體的表層影響，而注重個體心理及經驗。文學彼岸性理論探尋的正是此類文學的終極命題，以及對某種可能的超然精神的無限接近。[1][3]

美國批評家羅賓·佩卡姆和哈佛博士趙一凡等人認為，文學彼岸性理論紧扣此類韻文文本無不體現某種難以言說的虛無縹緲。如木華的《海賦》以“海”這一自然景物為依托，抒發心中某種不可言喻的“逸氣”，[註 2]獨立於“愛”和“恨”種種現實邏輯和審美判斷之外，給人以一種超然世外之感，令人浮想聯翩。文學彼岸性理論探討此類古典文本的一種獨特表達方式——先天和內在的彼岸性的直觀觀念，把自然賦予人的觀念之後，再以文本形式去描寫帶有觀念的自然，即是文學彼岸性理論所闡釋的“觀念―直覺性”到“再觀念―直覺性”的過程——文本創作者的思想脈絡。[16][5]^:序·1-2[17][18]

韓雲波教授和批評家楊衛分析指出，文學彼岸性理論包含佛教的哲理，因此“彼岸性”作為中國古典文學可能性的某種極限，將其置於一種非常規的語境中加以探討，認為“彼岸性”是文學的一種高居一切之上的精神界域。彼岸性文本是糅合幻想、幻覺與觀念化自然而創生出超現實諸多特性的文本化身，自我消融在文本之中：“寂靜無為，妄其形骸”。 （葛洪《抱朴子·論仙》）、“空無我性”（《佛地經論》）。例如，楚辭《離騷》表現了屈原入世後的出世願望和心境，對神靈神祗天界的嚮往，營造了一種“我欲乘風歸去，高處不勝寒”的無上莊嚴的景象。[6][2][14]

文學彼岸性理論認為，中國古典文本體現了把文本創作與理論建設合為一體的獨特的方法論。例如，西晉陸機《文賦》，南·梁劉勰的《文心雕龍》等，既是古典文學賦和駢文的代表作，又是古代文學理論的傑作，同時也是彼岸性文本的典型。胡志穎指出，中國古代把寫文章看得很神聖，人为天地代言，文章即天地之心，故須“語不驚人死不休”：“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劉勰《文心雕龍·原道第一》）；因而中國古代把典範性文章鐫刻在石碑或山石摩崖上已經成為文化慣例，使典範傳頌千載而不朽，成為垂範後世的永久楷模。[5]^{:16-27，87，213}文學彼岸性理論發現了中國古典文學的諸多符號、形象與象徵系統，通過對韻文系統中的表徵片段的分析，暗示著文化的無常屬性與幻象本質，揭示這表徵的裂縫中閃現著文本存在的詩性直觀。[5]^:40[19]

文學彼岸性理論把中國古典文學理論中的創作方法與現代西方的哲學貫聯起來研究的方法，使文本解釋重新獲得自由的可能。以此方法解開中國古典文本通過一系列的語言符號、形象及象徵的“鏈條”來抵達某種不可見的界域——一種無法被文化所定義，無法由經驗所感知，亦不可被常規語言所觸及的存在本真。[19][3]

文學彼岸性理論揭示中國古典文學形式優先、形式至上的形式主導論的古漢語修辭性的神秘魅力所在。郭璞《江賦》形同異類的字和詞的延綿交錯。其神秘性一方面在於文本生發出的“雙重懸隔”：文字（詞彙）本義與其複雜的字形難以識辨，二者之間所產生的懸隔；文本上下文含義與日常認知水平無法觸及，二者之間所產生的懸隔。其神秘性另一方面在於作為自然的江河湖海的寓意和郭璞思想涵義，二者所激發的“雙重聯想”。[17][3]楚辭漢賦六朝駢文之類的韻文，其美學動力就是辭藻和絢爛，高耸和疏离。“炫”就是絕對真理本身，就是上蒼的能力。[19]中國古典文學中沒有為敘述人命名，使得讀者認為敘述人既是作者也是讀者。有時，敘述人會進入敘述當中，介紹文本發生超時代之外的狀態，強調這是文本存在所達到的訓導示範效能，而非單純的敘事。[17] 文學彼岸性理論解開了在閱讀中國古典文學時的迷幻恍惚之謎：虔敬的心境保存在記憶中的中國古典文學文本之中，當下只是舊時的閱讀與回憶的折衷。文本閱讀勾起了對過去的回憶，使得讀者意識到這是作者在精神自我放逐[註 3]時的自我描述。[1][14]

文學彼岸性理論認為：“修辭與炫耀行為的關係，是建立一種詞彙置放規制與營造一個光耀的通天塔的關係。修辭是遍佈縱橫兩個維度的文字訓導權力的體現，它通過不斷地對文本創作者頭腦反復灌輸文字詞彙代碼而運作不息。這種貫通整個古典漢語文本網絡的修辭方式在每一點上均起著作用，是文本創作者對統一的訓導模式的直接反應。文本創作者根據創作內容所需而決定浩瀚的詞符代碼的沉浮。”[13]

在傳統語言文學和經典文學領域，文學彼岸性理論被應用於研討臺灣和大陸現當代文學作品創作的行銷功能和作用，以及中國古代格律詩詞研究等。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楊晉龍借鑒文學彼岸性理論中關於文體的觀念，表述在其《論教育、學術與文學行銷》一文中。[21]^:9，28北京師範大學楊啟華博士在《文學經典教育的審美期待》一書中借鑒文學彼岸性理論，闡釋古典詩詞內涵和形式構成所引起的想象和集體記憶及其對教育的影響。[22]

從文藝學、美學的層面借鑒文學彼岸性理論闡發關於“崇高美學”和“形式主義”的有《詩林》2010年刊載的詩人、批評家鮑棟文章《胡志穎的崇高美學》，文章詳細研究和介紹“文學彼岸性理論”。深入探討人類精神面對可望不可及的彼岸世界時所產生的崇高感的問題；並認為文學彼岸性理論和作者胡志穎體現了一種形式優先和形式至上的“堅定的形式主義”。[3]

終極關懷是文學彼岸性理論在深度上給人文界以影響。評論家楊衛研究認為，文學彼岸性理論“是一個關於語言哲學的命題，以文學的彼岸性，即語言的極限思維作為研究對象，其抵達的幽暗層次與文化深度，很容易讓人窒息，以至於變得束手無策，甚至虛無縹緲。而胡志穎卻能夠沉浸於這種晦暗幽閉的窒息之中，精研銳思，條分縷析，從中找到一條思想的出路。他對終極問題的熱衷，根本上還是為了給我們存在的這個時空注入一種人文深度。”[2]

文學彼岸性理論是關於中國古典文學中的韻文研究的觀念，其影響卻不限於此，故其思想亦為當代通俗文學界和研究古代誌怪小說所借鑒。武俠小說研究專家韓雲波教授指出，文學彼岸性理論的兩個關鍵概念是“彼岸性”和“烏托邦性”，是超越性和終極性的追求，是體驗現實的虛無之後的人類生命虛無的臆想，彼岸和此岸相對應而存在。文學彼岸性理論為闡釋大陸新武俠小說中的理想主義（Idealism）提供了精神武庫：“某一主體心靈中所存有的先天性事態，它不與既定事物和已然的世俗情緣相糾葛的超然本質就是它的彼岸性。”[5]^:1-2彼岸性顯然具有一種非現實的純精神的超越性。[6]

文學彼岸性理論認為“彼岸性文本是人類始終心存疑慮而進退維谷境遇中的最後希望。彼岸性文本是為這樣一個維繫迷亂世界所提供的創世般宇宙——一幅永遠也不會近身的遠景藍圖”。[5]^:206西南大學文學院童蘇婧認為，文學彼岸性理論的這個觀念為論述六朝誌怪文化[註 4]建構了一個色彩斑斕具有終極意義的彼岸世界提供了話語支援。[24]

提出文學彼岸性理論的作者，在此理論中對文學、美術、音樂互相之間的異同和關係做了深入比較，為視覺藝術提供了新的啟發。胡斌教授在《確定與不確定的彼岸——胡志穎的藝術精神的求索之路》一文中將文學彼岸性理論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之彼岸世界的觀念運用於分析文學與視覺藝術的相互區別和影響。他指出，在視覺藝術裡表達彼岸性需要藉助經驗性的造型來轉換夢境、自然的形象，而語言藝術文學則是以較為超驗的文字來直接指向彼岸性，文學彼岸性理論對這二者作了關鍵性的辨析。[25]

文學彼岸性理論的“虛無性”觀念，被山東大學李亞楠在其文章《安塞姆·基弗海洋主題繪畫“虛無性”的審美觀念》中，運用來分析西方當代藝術家安塞姆·基弗的藝術，闡釋“在表現天堂和海洋之前必須先表現‘時間會毀滅一切’這一事實”（基弗語）的“虛無性”的藝術語言。[26]

文學彼岸性理論使人思考宗教，在潛意識裡肯定這種信仰，使之貼近於一種歷史精神與文化形式。主要以古代漢語作為基礎來闡釋，把文本經驗上升到理論層面上來論述，運用邏輯思辨分析文學的深層問題，以彰顯中國傳統文學藝術在新的歷史時空中的文化價值和精神魅力。[25][27]羅賓·佩卡姆認為具有深邃的歷史眼光的人才能發現此觀念深刻的人文價值。文學彼岸性理論的意義就在於超越現實秩序抵達某種絕對（精神）秩序。文學彼岸性理論體現了學術積累與學術創造自然地結合。[16][28][19]

韓雲波教授和暨南大學蔣述卓教授等認為，中國古典文學中的韻文類文體，實質上是在現實中創造出一種超越現實的無上莊嚴的終極王國，而文學彼岸性理論的作者借助佛教思想，化用西方哲學，融會貫通於中國古代哲學之中，形成其“個人宗教”、“彼岸性事態”的思想，運用思辨方法，建構中國古典文學跨越時空卓然當代的話語體系。[註 5][5]^{:叢書總序·1-7}[3][6]

中山大學林崗教授說：“《文學彼岸性研究》這個論題出自一位美術界的青年教師，這令我感到驚奇，他異類得出類拔萃。他古典語文的修養，對宗教文獻的熟悉、古典作品閱讀的廣泛和文本分析的細緻，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胡志穎的小說、學位論文和繪畫，三者形式雖各不同，但根本精神卻貫串如一：仰觀彼岸，追問終極。” [1]文學批評家陳芝國說：“胡志穎以佛家之眼，將這些凝固的歷史‘般若’（終極智慧）化。因為有了般若，一切虛幻的存在都是心靈的養料。”[32]

蔣述卓教授指出，胡志穎的文學彼岸性理論“將‘彼岸性’視為中國古典文學的某種精神終極，將其置於一種非常規的語境中加以探討，認為‘彼岸性’永遠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精神領域。作者旨在闡明，中國古典文學（包括文論）中的某些作品，實質上是在現實中所到達的高居一切之上的境域。顯然，作者並非一般性地再論文學的審美品格，而是通過文化比較揭示中國古典文學，在其他文本始終未能到達的‘神聖’和‘虛無’等方面，所表現出來的卓爾不群。這無疑向傳統文學理論提出了一個異乎尋常、在非審美（非常規）情境中展開的文化哲學問題。這個問題或許能為探索中國古典文學的本質意義，以及研究文本創作和閱讀經驗提供新的借鑒和啟示。”[5]^{:叢書總序·1-7}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趙一凡研究員認為，胡志穎的文學彼岸性理論“命題奇異，思路幽玄，很有一些特立獨行的遊俠色彩。他如此著迷於中國浩瀚古籍，尤其眷戀其中以志銘與佛經為代表的特殊文體，且別具用心，他的興趣不在於文體考據，而在於其間有別于西洋文本（如《聖經》、《浮士德》）的那股神秘悠遠的老莊之氣，那種中國古人特有的時空想象力，或稱中國古代思想與文字的虛無縹緲性。這無疑跳出了文體研究範疇，轉而進入文化哲學探求，而且是升級至中西比較緯度的高難課題。”[5]^:序·1-2

匹茲堡大學高名潞教授在《孤獨行者的自由》（Freedom of A Lonely Passenger）中說道：“胡志穎是一位特立獨行的冥想者。他的博士論文《文學彼岸性研究》的內容是關於終極關懷的探究，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形而上’問題的思考。在他的書中，胡志穎用了‘彼岸’的概念去概括的理念。他在書中充分地討論了東方的哲學和文藝理論中的形而上的問題。無論是形而上，終極關懷還是彼岸，其實在東方傳統中，它們的文化屬性要遠遠大於宗教屬性和社會屬性。正是這個個體的深度性和獨立性才能真正地表現自由，因為自由永遠不是從外部來的，它是內在的生成，它來自自由的品質本身。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自由永遠不屬於流行大眾，而只屬於孤獨的行者。”[4]

鑒於“文學彼岸性理論”這樣一個前所未見、重大而混沌的高難課題，它屬尚未完成的工程；其首次將佛教概念引入文學理論受到質詢。[5]^:1-2作者本人也在《文學彼岸性研究》一書的後記中表示了詞難達意、意猶未盡的遺憾，“文學彼岸性理論”的表述永遠處於接近的過程之中。[5]^:213-214

批評家鮑棟則認為文學彼岸性理論的作者借鑑康德哲學思想時的合理性值得再探討。[3]

高名潞教授對“文學彼岸性理論”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見：“我認為彼岸的概念太容易讓我們想到基督教精神和西方古典哲學的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註 6]同時也很難擺脫西方的現實和彼岸二元對立的舊思維模式”。[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