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主义

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又译为精粹主义，认为任何的实体（如一只动物，一群人，一个物理对象，一个观念）都有一些必须具备的本质[1]。这种观点同时会认为无法对现象作出最终解释的理论都是无用的，因为其不能反映客观事实[2]。

「本质主义」这个术语是由卡尔·波普尔第一次提出的[3][4]，在之前无论是持本质主义观点的学者或是质疑本质主义观点的学者都没有使用这个术语。

本质主义观念在西方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最早为人所知的关于所有的思考和观念背后必定隐藏着一个必要事实（理型）的理论是“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主张所有的对象都属于某一基本存在，基本存在决定了对象到底是什么。乔治·莱考夫概括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为“那些使得某个事物是什么的特性，失去了那些特性这些事物就不再是‘那’同一种东西了”[5]。这个观点与“非本质主义”对立。非本质主义声称没有一种特殊的特质是某类型实体必须拥有的。

哲学

柏拉图主义

本质在柏拉图主义中被定义为一种“物质”（substance）或者“形式”（form）。它是不可变的，永恒的；并且出现在每一个可能世界。古典的人文主义对人持本质主义观念，相信存在一个不可变的、永恒的人性。这种人性不变论遭到齊克果、马克思、海德格、沙特，和其他许多存在主义思想家批评。

在柏拉图的哲学体系（尤其是蒂迈欧篇和菲力帕斯篇）中，造物主把混乱组织成秩序实体来使事物存在。

亚里士多德式本质主义

在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中本质非常接近于form一词（Gr. morphe）。

蒯因在1966年定义了亚里士多德式本质主义：一些事物的属性可能是本质的属性，而另一些属性则是意外拥有的的学说——例如人、会说话的动物或者无毛的两足动物（都指的是都是同一个东西），不仅作为人类，而且作为它自己是本质上理性的并且意外拥有两条腿并且爱说话的实体[6]虽然蒯因从没有证实“亚里士多德式本质主义”确实是亚里士多德本人的学说或者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和有关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的评论中曾经被提到过，他声称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实体是拥有“本质“的——一旦这些“本质”没有了，实体也就不是原来的实体了或者换句话说已经从字面上被摧毁了。该学说认为，人类基本上是理性的——这意味着他们有理性的能力 ——但只是因为偶然人类成为了两足生物。该学说的想象一下只有一条腿的人，我们的理智告诉我们，即使只有一条腿也是人类。然而，如果要你想象一个人没有理智，你能想象的那么那个人是人类吗？你也许会把他们视为野兽，或者植物。由此可见该学说定义的"本质"可以被如此描述：假设实体甲有本质乙，缺少乙我们就不会认为该实体是甲的特质（或者一系列特质，可以和单个特质同样对待）[7]。

在心理学中
心理学教授保罗·布鲁姆试图解释为什么在拍卖时人们倾向花更多的钱购买没洗过的名人的衣物。他相信很多同类问题的答案是人们会情不自禁得想象对象含有可以被影响的“本质”[8]。

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与心理学上的本质主义有区别，后者并非一种世界观，而是一种关于意识描绘实体的方法[9]（Medin, 1989）。这个领域的权威Susan Gelman提出了很多儿童和成人对实体在本质上贴标签的领域，特别是生物实体——仿佛实体有一成不变的深层本质可以用来预测未被观察过的同类成员的相似之处[10][11]（Toosi & Ambady, 2011）。这些因果关系不是直接的，一个实体可观测的特征并不会定义它的深层本质[12]（Dar-Nimrod & Heine, 2011）。

在发展心理学中

本质主义已经成为了心理学（特别是发展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10][13]。Gelman和Kremer（1991）研究了4-7岁孩子展现出的本质主义程度，孩子们能分辨出行为是由生物还是非生物对象引起的——孩子们会运用潜在的本质来预测未来观测到的行为。实验参与者能够正确地描述出生物对象的行为是自己驱动的，而非生命对象的行为是受到成人操控的；这是认知上表达本质特征的生物学的例子。本质主义的思维通过了解行为背后的因果机制被强化[14]（Rangel and Keller, 2011）。更小的孩子无力分辨行为背后的因果机制，这表明本质主义植根于认知的发展。可以说孩子们表达实体的方式从无法理解行为背后的因果机制到有充足的理解发生了改变[15]（Demoulin, Leyens & Yzerbyt, 2006）。

有四个关键点被认为构成了本质主义的思维。第一个方面是上述的个体的因果机制（del Rio & Strasser, 2011）。第二个方面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假设一个物体将一直按照其预定路线发展[16]（Kanovsky, 2007）。根据这一准则，通过本质可以预测实体在所有时间的发展。第三个方面是不变性[17]（Holtz & Wagner, 2009）：无论实体被观察到的表现如何变化都无法影响其本质。第四个方面是归纳事物的潜能[18]（Birnbaum, Deeb, Segall, Ben-Aliyahu & Diesendruck, 2010）：这暗示着拥有共同特征的实体即使除了本质以外都很相似，它们的本质也有可能不同。

心理上的本质主义的影响很多。被认为是充满偏见的个体被发现拥有更强的本质主义式的思维方式，这表明本质主义会延续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排斥[19]（Morton, Hornsey & Postmes, 2009）。耶鲁大学的保罗·布鲁姆说，“认知科学中的一个最令人兴奋的理论是：人们默认有一个假设人和事物具有本质，本质决定了它们是什么东西的想法。实验心理学家认为本质主义构成了我们的物理世界和社会世界的理解的基础，发展心理学家和跨文化心理学家已经提出本质主义是本能的、普遍的。我们是天生的本质主义者。”[20]

一些学者提出这种无条件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预示了人们存在的刻板印象并可以有针对性地应用于预防刻板印象形成[21]（Bastian & Haslam, 2006）。

在生物学中
更多：定向进化

有一种普遍的想法是：在演化作为理论出现之前，生物学中普遍的本质主义式的观点认为所有物种是不会随着时间变化的。一些反对演化的宗教现在仍然在维持着此观点（参见创造论与科学）。[20]

一些关于系統分類學的研究质疑这个观点。Mary P. Winsor, Ron Amundson和Staffan Müller分别声称像诸如卡尔·林奈和理想的形态学者的理论离本质主义有相当的距离，由此看来生物学中所“本质主义故事”（或“神话”）可能是人们把从亚里士多德到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威廉·惠威爾的理论混为一谈的结果。比如"species"（物种）这个词在生物学上的使用。[22][23][24]

社会和政治
主条目：身份认同、策略本质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

持本质主义观点的人可能会把性别、种族，或者其他群体特征当作是不可改变的特质，群体内个体拥有不符合本群体特征的会遭受歧视。

当代身份政治的支持者（如女性主义者、支持同性恋权利者，或者种族平等活动者}很多持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例如西蒙·波娃：“我们并非生来为女人，我们是成为了女人。”[25]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性别角色、同性恋等的成因是社会和文化建构的结果[26]。因为“本质”暗示着永恒，本质主义被指会使政治趋于保守而反对变革。但本质主义主张也为包括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反殖民斗争的激进政治提供了一些有力的口号，讽刺的是在文化中充斥着本质主义思维的情形下策略本质主义有时会成为政治上的权宜之计[27][28]。

在历史学

历史学上的本质主义者试图识别并列出某个民族或国家文化上的本质特征。有时持这种本质主义会导致宣称某个值得赞扬的国家或文化认同，或者相反，基于某种被推测的「本质特征」谴责某个文化。比如希罗多德宣称古埃及文化本质上是女性化的，这种「柔弱」使得埃及容易被征服[29]。希罗多德是一个何种程度的本质主义者存在争议，他也在「历史」中声称没有本质上的「雅典人身份」[30]，还有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的差异是主观的[31]。

后殖民主义者爱德华·萨义德称本质主义思想在殖民主义中扮演重要角色。根据Touraj Atabaki所说，对中东和中亚历史研究的欧洲中心主义、过于笼统、还原论在西方历史学和民族志中直到十九世纪甚至更晚一直占据统治论调[32]。相反，很多历史学家拒绝本质主义因为其「对社会与文化转变去历史化」并倾向于视非西方社会为落后；在印度这导致了反本质主义学派的属下研究（又译底层研究）[33]。

批评

本质主义一直受到一些反对。柏拉图在柏拉图对话录中的《巴曼尼得斯篇》提到如果我们接受了诸如「美」和「公正」的概念，我们必须同时接受「头发、污泥、秽物等不同形式的相的存在」[34]。至少在查尔斯·达尔文以前，本质主义在生物等自然科学当中提供了分类的基础与合理性;[35]生物学中本质主义的确切作用和重要性仍然在争辩当中[36]。在性别研究当中本质主义（认为男女有本质不同）也在持续引起争议[37]。

卡尔·波普尔把「實在論」（realism）这个含糊的术语分为本质主义和实在论（realism）。本质主义被他用作唯名論（nominalism）的对立面，实在论则只被用来作为唯心主義（idealism）的对立面。波普尔自己是一个实在论者（与唯心主义对立），但同时他也是一个方法论上的唯名論者（与本质主义对立）[38][39]卡尔·波普尔认为本质主义会不可避免的阻碍科学发展：

「因为科学并没有如亚里士多德所想的那样，通过一种对本质知识的逐渐的百科全书式的积累而发展，却是靠一种更具革命性的方法而发展。」

「本质主义不仅鼓励了文字游戏，而且还导致了论证的幻想破灭，即理性的幻想破灭。经院哲学和神秘主义以及对理性的绝望，这些都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的不可避免的结果。」[4]

「我相信本质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它意味着一种终极解释的观念，因为一种本质主义解释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再作进一步的解释了。」[40]

一些持操作主义观念的学者例如彼得·梅达沃声称应该对概念进行操作定义而非探寻其「终极」本质，并认为公众希望科学回答本质主义问题的倾向会造成公众对科学的误解[41][42][43][44]。作家罗伯特·赖特解释道：「牛顿的地心引力理论也有些地方不尽人意……毕竟‘超距作用’这一概念如何实现？牛顿回避了这样的问题……从牛顿开始，物理学家们都以此为榜样……不再试图去解释为什么物体会遵循电磁学或地心引力规律。」[45]（Wright，1988）。

参见

扩展阅读
英語维基语录上的相关摘錄：本质主义
  • . [2014-03-05].
  • Runes, Dagobert D.（1972）Dictionary of Philosophy（Littlefield, Adams & Co.）. See for instance the articles on "Essence", pg.97; "Quiddity", pg.262; "Form", pg.110; "Hylomorphism", pg.133; "Individuation", pg.145; and "Matter", pg.191.
  • Barrett, H. C.（2001）. On the functional origins of essentialism. Mind and Society, 3, Vol. 2, 1–30.
  • Sayer, Andrew (August 1997) "Essentialism, Social Constructionism, and Beyond", Sociological Review 45 : 456.
  • Oderberg, David S.（2007）Real Essenti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参考

书目
  • Keith E.Stanovich (2006) "How to think straight about psychology"
    • 中译本为《对伪心理学说不》窦东徽 / 刘肖岑译 第3章操作主义与本质主义

文献
  • 科學本質主義的復甦？基因科技、種族／族群與人群分類，蔡友月，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注释
  1. Cartwright, R. L. .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68, 65 (20): 615–626.
  2. Keith E.Stanovich (2006)，How to think straight about psychology
  3. 卡尔·波普尔. . 1934. ISBN 0-415-27844-9.
  4. 卡尔·波普尔. . 1945: 各处. ISBN 0-415-27844-9.
  5. Janicki 274.
  6. Gareth B. Matthews. .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Autumn 1990,. Vol. 50: pp.251–262 [2014-05-22].
  7. . 犹他大学人文学院. [2014-05-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12-16）.
  8. Paul Bloom. . TED. [2014-05-22].
  9. Medin, D. L. .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9, 44: 1469–1481. doi:10.1037/0003-066X.44.12.1469.
  10. Gelman, S. The essential child: Origins of essentialism in everyday though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1. Toosi, N. R.; Ambady, N. .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2011, 21 (1): 1729. doi:10.1080/10508619.2011.532441.
  12. Dar-Nimrod, I.; Heine, S. J. .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11, 137 (5): 800–818. PMC 3394457. PMID 21142350. doi:10.1037/a0021860.
  13. Gelman, S. A.; Kremer, K. E. . Child Development. 1991, 62 (2): 396–414. doi:10.2307/1131012.
  14. Rangel, U.; Keller, J. .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1, 100 (6): 1056–1078. doi:10.1037/a0022401.
  15. Demoulin, S.; Leyens, J-P., Yzerbyt, V. .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2006, 9 (1): 25–42. doi:10.1177/1368430206059856.
  16. Kanovsky, M. . Journal of Cognition and Culture. 2007, 7 (3–4): 241–281. doi:10.1163/156853707X208503.
  17. Holtz, P.; Wagner, W. .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09, 19 (6): 411–425. doi:10.1002/casp.1005.
  18. Birnbaum, D.; Deeb, I.; Segall, G.; Ben-Eliyahu, A.; Diesendruck, G. . Child Development. 2010, 81 (3): 757–777. doi:10.1111/j.1467-8624-2010.01432.x.
  19. Morton, T. A.; Hornsey, M. J.; Postmes, T. .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9, 48 (1): 35–59. doi:10.1348/014466607X270287.
  20. Paul Bloom. . Observer. October 2010, Vol.23 (No.8).
  21. Bastian, B.; Haslam, N. .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6, 42 (2): 228–235. doi:10.1016/j.jesp.2005.03.003.
  22. Amundson, R.（2005）The changing rule of the embryo in evolutionary biology: structure and synthe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0-521-806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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