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 (哲学家)

1911年，李达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读书。1913年赴日求学，后因病回国。1917年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即东京帝国大学預科）学习，开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李达回国，夏天在上海与陈独秀、陈望道等人共同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代理书记，任《共产党》月刊主编。并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

1921年7月，李达筹备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主持建立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后任上海平民女校业务主任（校长）。1922年7月参加中共“二大”，年底应毛泽东邀请，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后在湖南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1923年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分歧，自动脱离共产党，任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后改为湖南大学法科）学监、教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

1927年马日事变后，李达脱离政治活动，先后任上海法政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中国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等校教授、系主任，仍坚持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是国统区著名“红色教授”，1937年在上海出版《社会学大纲》，毛泽东盛赞他为“理论界的鲁迅”。

1949年参加与策动湖南政权和平移交。年底，由刘少奇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国政治大学副校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1]。一级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主任委员、院长，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暨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院士）。中共所建的中国哲学会第一任会长。1958年李达曾在武汉东湖客舍同毛泽东讨论哲学问题[註 1]。对六十年代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左”的政治批判取沉默态度，不同意林彪、陶铸的“顶峰论”，指出“顶峰论”违反辩证法。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曾三次请示毛泽东，“李达可不可以批判”，毛澤東前兩次均未表態，直到第三次表示在校内批判一下，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又指示王任重說：“不要把李達整死，要照顧一下。”[4]6月30日，李达作为“三家村”黑帮受到公开批判和声讨[5]，受到武汉大学红卫兵的残酷批斗。1966年7月19日，李達寫信給毛澤東：“主席：請救我一命！我寫有坦白書，請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隊取閱為感。此致最高的敬禮！李達七月十九日”李达要刘长森马上送到。但刘一出门就交给武大工作队。7月29日，工作队陆舒媏让其秘书将李达这封给毛泽东的“救命信”改换信封，以机要档交邮局寄“中共中央毛主席收”[6]。8月10日，毛澤東看到一張條子上面寫道：“李達（武漢大學）要求主席救他一命。”毛澤東用特製的粗紅鉛筆在條子上批：“陶鑄閱後，轉任重同志酌處。”[7]同日，陶鑄又批：“即送任重同志”。8月13日，李達臉色蒼白，口吐鮮血，8月24日死在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武汉大学校文革召开全校大会，宣布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的党籍。死后被《人民日报》定性为“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双料货”[8]。工作隊抄了李達的家，將李達的書籍、手稿和衣物洗劫而去。

1969年4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开幕会上讲到“一大代表”时说：“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9]1974年1月13日，武汉大学举行李达追悼大会[10]。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毛泽东同志和李达同志的友谊》[11]。198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决定，为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党籍。1996年9月12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李达的骨灰由武汉九峰山迁至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

毕生坚持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史学、法学、货币学的研究和教育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在研究和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成绩卓著，影响深远。撰写了数百万字的文章、专著和译著。著有哲学著作《现代社会学》（1926年）、《中国产业革命概观》（1929年）、《经济学大纲》（1935年）、《社会学大纲》（1937年）、《社会进化史》、《〈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等；主编有《唯物辩证法大纲》；出版有《李达文集》（人民出版社）。

其中，李达的代表作《〈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曾被毛泽东赞誉为“极好”，早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经典。[12]

妻子是王会悟，儿子是心理学家李心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