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

1916年，群益书社接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来信抗议，信上说该杂志同青年会杂志《青年》、《上海青年》同名，要求《青年杂志》改名。为了避免诉讼麻烦，出版方陈氏兄弟与汪孟鄒和陈独秀商议后，自第二卷起《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下文简写为《新》）[2]。最初由陈独秀主编，刊登投稿。

1916年2月5日1卷6期后因护国战争停刊7个月。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复刊，后因北洋当局尊孔风起，1卷6号和《新》2卷1号上发表易白沙《孔子平议》，开始批孔。后陈自2卷2号至3卷6号（16年10月—17年6月）连续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袁世凯复活》、《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尊孔与复辟》等文，推动批孔运动。

胡先驌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左)与胡适(右)

1916年11月陈独秀与汪孟邹为亚东书馆和群益书社招股在京停留数月，后蔡元培聘请其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陈在1917年1月将新青年总部迁往北京，办公地点在东华门外箭杆胡同，但印刷地点仍在上海。1月，《新》发表胡适给陈独秀的回信，名为《文学改良刍议》，产生重大反响。1917年初四川吴虞响应，致陈独秀数稿，支持批孔，文响一时，被称为四川“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8月，《新》出齐3卷后因“不能广行，书肆拟终止”停刊[3]。

1918年1月15日复刊出版第4卷1号，此时编委会经过改组由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树人（魯迅）轮流编辑，不久鲁迅也加入到编辑队伍当中。在第4卷第3期中，刊登《本誌编辑部启事》：“本誌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誌？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即《新青年》自4卷1号后改为同人编辑，不接受来稿。5月15日4卷5号发表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进一步推进批孔运动。

1917年秋，上海中华书局费逵、俞复等开设“盛德坛”，组织“灵学会”。并于1918年1月起出版宣传灵学及研究鬼神的《灵学杂志》，《新》对此展开激烈抨击，同时与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展开了东西文化论战，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批判传统道德观念。

到1919年初，群益书社翻印再版1—5号卷《新》，发售预约卷的广告一经推出，即被抢购一空。《新》销量日渐兴旺，全国不少新式学堂设其代销点。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新》又停刊5个月。此后陈独秀辞去文科学长一职，前往上海。10月迁回上海，设立于原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但仍保留北京编辑部。1919年12月的第7卷起由陈独秀一人主编。1919年12月1日第7卷第1号《新青年》刊登了《本誌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现在从7卷1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1920年末胡适提出《新青年》应“声明不谈政治”，遭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反对。

《新青年》改革后的封面

1920年中共发起组决定将《新》从9月1日出版的第8卷1号改组为机关宣传刊物。封面也做改变：正中为一个地球，从东西两半球分别伸出两手相握。暗示中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团结，也暗示全球无产阶级团结[4]。封面上隔着大西洋握手的图案，是美国社会党的党徽。编辑部增加李汉俊、陈望道、袁振英等发起组成员，刊登启示与群益书社解除关系，专门成立“新青年社”独立印行。同时增《俄罗斯研究》专栏，到9卷3号止。胡适对此后《新》的变化提出质疑，认为“色彩过于鲜明”，“北京同人抹淡的功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5]。

1921年1月22日胡适写信与北京同人李大钊、鲁迅、钱玄同、陶孟和和高一涵等，再次声明其主张，指责《新》“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中译本”并给陈望道寄去明信片表示反对“将《新》所宣传共产主义之用”[6]。同时《新》的变化也招致社会上的议论和批评，同时部分军阀地区也禁止邮寄，《新》内部开始分裂。胡适主张另创哲学文学杂志，将马列理论分裂出《新》，同时将编辑部移回北京。但陈依旧坚持己见，并取消了北京的编辑部。

1921年2月上海法租界巡捕查抄新青年社，处罚并勒令其迁移。《新》从8卷6号起转入地下编辑，假托迁移广州，继续由陈望道等人编辑。

1921年7月中共成立，《新》成为理论刊物。9月陈独秀再任主编，只出一期后停刊。1922年7月又出一期(9卷6号)。

为借《新青年》的影响力，中共于1923年6月15日再刊《新青年》，改为季刊，由瞿秋白主持。中共四大决定改为月刊，由彭述之负责。1925年4月1日，第一期后，彭述之因病住院，复由瞿秋白主持。后因人力物力困难，难以为继，1926年第5号后，终刊。

• 1919年第6卷第1号陈独秀发表《本誌罪案之答辯書》，提出“本誌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第一次将科学与民主称为「赛先生」与「德先生」。[8]

在中國大陸教科书中，以「四個反對」和「四個提倡」概括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其中首兩條即是「德先生」和「赛先生」：

1. 提倡民主，反對專制、獨裁。
2. 提倡科學，反對愚昧、迷信。
3. 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
4. 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