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書紀年

《竹書紀年》對史學界的震撼，在於它所紀錄的史料與《史記》所描述的不單只內容不同，而且價值觀與意識型態大為迥異。竹書紀年描述了從五帝到戰國時期歷代所發生的血腥兵變和軍事衝突，譬如，《史记》记载尧舜禹之间透过禅让来传位，而《竹书纪年》却記載舜和禹都是透过政变夺取王位。《史記》記載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3年後，伊尹見太甲改過自新，便鄭重迎接他復辟，將國家交給他。太甲復位後，沉痛接受教訓，成為了一個勤政愛民、勵精圖治的聖君。不過，《竹書紀年》對此卻有不同的描述：伊尹放逐太甲後，自立為王，7年後，太甲潛回國中，殺掉篡位的伊尹，並改立伊尹的兒子伊陟和伊奮繼承伊家[4]。杜预說“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大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但出土的甲骨文顯示，直至商朝末年，商朝仍然堅持對伊尹的祭祀，[註 2]因此對《竹書紀年》的歷史記載存疑。

《竹書紀年》早在漢代時就已經散佚。西晉咸寧五年（279年），一個位於今日河南省的战国魏王墓被盜挖，盜墓者被捕之餘，亦同時讓墓裡的大批竹簡出土。朝廷對這件事情非常重視，晉武帝命令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和嶠負責翻譯竹簡（因為魏國文字和秦國的小篆差異頗大）[5]，竹簡長度為古尺二尺四寸，每簡四十字，凡十三篇，起于黄帝[6]，周平王東遷後用晉國紀年，戰國時期三家分晉後用魏國紀年。期間又遇上八王之亂等多次政治紛擾，秘書丞衛恆在從事「考正」時際被殺，使整理的進度大受打擊，由卫恒的好友佐著作郎束皙續成[7]。最後負責官員把史書紀錄的部份整理好，並將之命名為《竹書紀年》。《竹書紀年》多記晋国與魏国之事，一般将此书看成是魏国的史书[8]。

由於《史記》採用紀傳體來記述事件，竹書紀年的出現，可以從另一角度審視史記內容，如“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夏启杀伯益”、“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共伯和王位”、“晋文侯杀周携王”，與史書有極大差異。竹书纪年认为商朝的中宗是祖乙，而《史记》则认为商朝的中宗是太戊，在这个问题上，商代甲骨文資料則证明了《竹書紀年》的正确性。又如《竹書紀年》記載：“懿王元年，天再旦於鄭，……”，可能是指前899年4月21日，郑（今陕西凤翔或华县）地區清晨時發生的日全蝕[註 3]，可據此推定周懿王元年的真實年份[9]（也有學者對這個說法存疑[註 4]）。王國維在《今本竹書紀年疏證》中指出今本紀年中的周幽王六年（前776年）日食出自《詩經·小雅》“十月”和《新唐書·曆志》“大衍曆議日食”，本是周代的無年代日食紀錄和唐代以前的計算結果。

這套晉朝時整理好的《竹書紀年》，經五代戰亂散佚，北宋官修《崇文总目》竟无《纪年》之目[10]。清代學者朱右曾蒐辑西晋以来诸多书籍和疏文字中引用的《竹書紀年》文字，蒐辑的成果稱為《古本竹書紀年》，这个“古本”称谓是相对于“今本”而言，其引書皆断自北宋，靖康之後，则弃而不取。

明代嘉靖以後，出現二卷本的所謂《竹書紀年》，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水经注》、《史记》三家注等古籍所引《纪年》文与今本颇有异同，例如《史记·周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曰：“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今本则“共二百八十一年”。由於來路不明以及體例與歷來所引《竹書紀年》有所不同，《今本竹書紀年》歷來被斥為元明時人之偽作[11]，姚振宗稱：“作伪者乃鄞人范钦也”。今本《纪年》有注，一說是梁沈约作，钱大昕認為今本“附多采《宋书·符瑞志》，《宋书》，约所撰，故注亦托名休文，作伪者用心如此”[12]。

也有學者肯定《今本竹書紀年》的真實性。例如美國學者夏含夷認為《今本竹書紀年》和清代学者輯錄的《古本竹書紀年》，在體例文字等方面有諸多差異，是因為兩者分別为西晉時代兩次竹簡整理工作的產物，刘恕《通鉴外记》卷三引此文後云：“《汲冢纪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通东周适合七百年之数。”

金履祥撰《通鉴前编》多引《纪年》之文。清代雷学淇是研究《竹书纪年》的大家，研治之初，就有人稱此書“悖经诬圣”，並責問雷某“劝以甲第，别有当务”。[13]陈梦家、杨宽等重定“战国年表”，多根据《竹书纪年》。钱穆在代表作品《先秦诸子系年》一書曾大量引用雷學淇的成果，以致於白寿彝在1961年写《钱穆和考据学》一文，稱“他在自序里提出了《纪年》胜《史记》的五个明证，这五个明证的内容事实上构成了这部书在各国世系年代推算上的主要的骨干。但这五个所谓明证，都是剽窃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的”。[14]1981年，方诗铭、王修龄重辑《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是目前最完善的古文《竹书纪年》辑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