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

白寿彝于192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攻读中国哲学史专业，毕业后一度协助顾颉刚先生的工作，并继承了顾颉刚的领土中国论。白寿彝当时写给顾颉刚的信中所说：“中国史学家的责任，应该是以‘中华民族是一个’为我们新的本国史的一个重要观点，应该是从真的史料上写成一部伟大的书来证实这个观念。”[2]白寿彝1938年后任教于云南大学、中央大学等学校。1937年出版《中国交通史》（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文化史丛书》中的一种，是中国第一部较全面地综合研究中国历代交通史的学术专著。全书分五篇，分述先秦时代、秦汉时代、隋唐宋时代、元明清时代及现代中国之交通，对于交通路线、交通设施、交通工具、交通管理制度均有考述。

1949年起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1949年7月同郭沫若等人创办中国史学会，后长期负责中国通史的编辑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一度遭受打击，此后重新成为中共統治下中国史学界的权威。

2000年病逝于北京。

1999年《中国通史》出齐12卷22册、1400万字，每卷首页都写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期间国家重点项目（十年完成）”。

黎东方教授赞誉此书：「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该社就约请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穷十余年之功，集众多学者之力，终于在1999年出齐了这套迄今最完整的大型学术性通史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通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历史学家戴逸说：“白老是老一辈史学家。现已90高龄，可说是鲁殿灵光，岿然屹立，是我们的表率。尤其令我们钦佩的是，以90岁高龄完成《中国通史》巨著。这是一部空前的巨著，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它时间跨度最大，从远古时代一直到1949年。它内容最丰富、最全面，也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地理环境、典章制度、科学技术，几乎无所不包。它是真正的通史。”

江泽民贺信中指出：“您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已，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未已。”

1951年白寿彝发表的《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一文指出，就某一王朝的版图说某一王朝的历史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就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说整个中国的历史便是不恰当的。它限制了中国历史的内容，将中国的历史变成了单独的汉族的历史或汉族统治者的历史，将“汉族”或“汉族统治者”和“中国”之间划上了等号，因此它不可能用以展现中华民族的历史，不可能回答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的由来。1978年他指出：“中国”的概念几千年来一直在发生变化，但是我们今天讲中国的历史，必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为界，否则一部中国史就成了汉族不断侵略扩张的历史、压迫别人的历史，这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可取的做法是，不管过去几个政权，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建立的、中华各民族的祖先们曾经从事活动过的事迹和勋业，都应写在中国的历史上，写在这个范围里，否则我们根本无法谈历史上的民族关系。”[3]

白寿彝认为应该消灭以历代皇朝疆域为历代国土范围的史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在《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在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的讲话》（1981年），《说民族史——在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召开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关于民族史的工作——在中国民族史学会上的讲话》（1988年）三篇文章中，白寿彝提出了不要把汉族本身的利益作正义的唯一标准，也要把别的民族的利益算在里面。[4]他所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史，摆脱了旧史学的大汉族主义，对清兵入关并没有异族“入侵”，甚至“亡国”的哀叹；相反，明统治者的腐朽，和清创建者的朝气蓬勃，倒使人感到了后者将要取代前者的历史必然性。《纲要》认为商周是奴隶制时期，东周初年和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秦汉是封建社会成长时期，而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直到五代、宋元，则是封建社会发展和继续发展时期，到了明清，封建社会便进入了衰老时期。

• 王柯：（二重的忠誠——白壽彝與開封的故事）（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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