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特里克堡

迪特里克堡的前身是1929年在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建立的一个小型市政机场。1938年之前，该机场是俄亥俄克利夫兰和华盛顿特区之间的许多紧急机场之一。机场的命名是为了纪念中队飞行外科医生弗雷德里克·迪特里克（Frederick L. Detrick ），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服役，于1931年6月因心脏病发作去世。1931年8月10日，少校去世两个月后，其部队马里兰国民警卫队第29师第104观察中队首次在此扎营。[3]

1939年，原先的草地变成了混凝土和瑪𤧛脂路面。这个升级后的迪特里克机场成为了军校的飞行员培训中心，一直到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日本对珍珠港发动偷袭之后，最后一批飞机于1941年12月和1942年1月离开迪特里克机场。宣战之后，第104和学员计划中的所有飞机和飞行员都被调到大西洋沿岸进行反潜巡逻。第二轰炸中队、美國陸軍航空兵團于1942年3月至9月9日间在迪特里克机场进行重组，被部署到英国，成为新的第八航空隊总部的核心。此后，迪特里克机场便不再是航空中心。

1943年3月9日，政府购买了154英畝（62公頃）的土地，连同原来的92英畝（37公頃），一并改名为“迪特里克营”（Camp Detrick）。同一年里，美国陆军生物战实验室（USBWL）成立，负责研究生物防护、去污、气体消毒和制剂净化。第一任指挥官威廉·S·培根（William S.Bacon）上校及其继任者马丁·B·基蒂克（Martin B.Chittick）上校负责监督基地的翻新和建设，共耗费125万美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迪特里克营和USBWL使用各种病原体进行密集的生物战研究。这项研究最初由制药业高管乔治·W·默克（George W. Merck）负责监督，多年来一直由威斯康星大学细菌学教授Ira L. Baldwin负责进行。Baldwin成为了实验室的第一任科学总监。他之所以选择迪特里克机场来进行这项研究工作，是因为迪特里克营的地理位置偏僻，但又离华盛顿特区和美国化学战研究重点阿伯丁试验场都不是很远。旧机场留下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包括大型机库）能够提供实验启动所需的核心支持。92英畝（37公頃）的迪特里克机场周围还环绕着广阔的农田，如果生物武器的研究工作想要扩大的话，也可以购买这些农田。[4]

陆军的化學兵部隊负责监督这项工作，一名军官称其“掩盖了战时最深层的秘密，仅有……开发原子弹的曼哈顿项目能与之相提并论”。[5]施工开始三个月后，军队又提供了300万美元，用于另外五个实验室和一个试验工厂。培根中校手下调来了85名军官、373名士兵，以及2名陸軍婦女隊（WAAC）军官手下的80名人员。[6]

迪特里克营采取的安全预防措施非常周密，直到1946年1月，也就是对日战争胜利后的4个月，公众才得以知道战时生物武器的研究。[7]

1946年，陆军又购买了147英畝（59公頃）的土地，以扩大原“A区”的面积；还购买了位于A区以西但不相邻的398英畝（161公頃）的试验区，称为“B区”。1952年，又购买了位于西7街和Oppossumtown Pike之间的502.76英畝（203.5公頃）的土地，用于扩展永久性研发设施。

20世纪50年代，基地有两名工人死于炭疽病。1964年，另有一人因病毒性脑炎死亡。[8]

基地上有座470号楼，在当地被称为“炭疽塔”。470号楼是用于测试最佳发酵罐和细菌纯化技术的试验工厂。在470号楼中获得的信息最终被制药业采用，彻底了改变抗生素和其他药物的生产。470号楼在2003年被拆除，对拆迁工人和环境没有造成不利影响。470号楼在进行进攻性生物战研究时获得了“Fort Doom”（毀滅堡）的绰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座基地生产了5,000枚含有炭疽孢子的炸弹。[9]

1945年到1955年，在“回纹针行动”及后续计划下，美国政府在飞机设计、导弹技术和生物战等各个领域引进了1,600多名德国和奥地利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后来在美国工作的生物战领域的专家包括Walter Schreiber、Erich Traub和Kurt Blome，他们曾参与对集中营囚犯进行医学实验测试生物战剂。由于英国、法国和苏联也都在想法引进这些科学家，联合情报目标局（JIOA）不希望他们为其他国家服务，因此篡改或隐瞒了他们身为纳粹党的过往和参与战争罪行的记录。[10]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與日本线人达成秘密的口头协议，731部队的研究人员以免于战争罪责为前提，向美國提供生化武器数据。[11]截至1947年12月，美国至少对25名731部队成员问讯并形成了四份报告：《桑德斯报告》《汤普森报告》《费尔报告》《希尔报告》；前去問訊這些731部队成员的美國专家来自美国德特里克基地。[12]

美國政府問責署于1994年9月28日发表报告称，在1940年至1974年间，国防部和其他国家安全机构对数十万人进行危险物质实验。报告写道：20世纪50年代，马里兰州的迪特里克堡进行了许多测试各种生物制剂的实验，代号“白大衣行動”。人类实验对象最初由自愿入伍的男性组成。但是，在这些士兵进行静坐罢工，以获得有关生物学试验危险性的信息后，出于良心拒服兵役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SDA）信徒被招募进来参加这项研究。[13]

杰弗里·艾伦·洛克伍德（Jeffrey Alan Lockwood）在2009年写道，迪特里克堡研究使用昆虫作为病媒的生物战计划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还聘用了德国和日本科学家，他们曾利用战俘和集中营中的囚犯进行人体实验。科学家在生物战计划中曾经使用或试图使用各种各样的昆虫，包括跳蚤、蜱虫、蚂蚁、虱子和蚊子等，尤其是携带黄热病病毒的蚊子。他们还在美国进行了试验。洛克伍德认为，美国很有可能在朝鲜战争期间从飞机上向下投放昆虫来传播疾病，中国和朝鲜提出这些指控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宣传，因为参谋部和国防部长已于1950年秋季“最早可行的时间”批准使用。当时有五种生物战剂可供使用，其中三种是通过昆虫媒介传播的。[14]

2002年4月，该基地发生炭疽泄漏事故，調查指出執行限制措施不力是因素，並指出可能發生多次洩漏。[15]。

2019年8月，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因水處理設施故障及標準作業流程偏差等安全相關因素關閉此實驗室，並表示因國家安全無法提供更多細節，同年11月，實驗室部分恢復運作。[16][17][18]

美国之音报道称，2020年4月该實驗室全面重啟，投入COVID-19的防治研究。[19]

从1983年起，苏联秘密情报机构克格勃协同其东欧卫星国情报组织如史塔西等发起了丹佛行动，在世界各地散布谣言，说美国在迪特里克堡研制出艾滋病毒作为生物武器，并在囚犯、少数民族和同性恋者身上进行了测试，然后称其源于非洲[20][21]。

2019冠状病毒病出现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媒体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曾於2020年3月[22]、2021年1月[23]等报道与声明指不排除病毒起源與迪特里克堡有關，以回击病毒可能来自中国实验室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观点，中国外交部同时呼籲美國开放德特里克堡基地、就美海外200多个生物实验室等问题公开更多事实、请世卫组织专家到美国开展溯源调查[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