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疏失

住院病人中大約有1％會由於過失而發生負面的結果。[24]但是，醫院內實際的疏失可能會更為普遍，因為研究對疏失的辨識，是那些產生可測量到的負面影響。對治療計劃做獨立審查後發現，當醫生在仔細研究醫學文獻之後再作治療，對入院患者的改善可增加14%，但許多好處是延後才會展現。[25]即使這個數字也可能被低估。一項研究顯示，對美國的成年患者建議該做的醫療照顧中，得到的僅有55％。[26]而同時期的另一項研究發現，在美國，患者接受到的，有30%是不必要的醫療照顧。[27]

由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簡稱為CDC）統計彙編的死亡證書內的死亡原因，也編碼成國際疾病與相關健康問題統計分類（簡稱為ICD）的格式，但並未把人為因素和系統因素資料的編碼包括在內。[28][29]

複雜的技術、[36][37]強效藥物、加護護理、罕見和多重疾病[38]、以及長期住院，都可能導致醫療疏失的發生。[39]

美國國家醫學研究所在2000年發表文章《人會犯錯（To Err is Human）》，強調這類問題並非是醫事產業中的壞人所造成，而是好人置身在不良的系統中運作的結果，所以更需謹慎，務求安全。[13]

醫師，護理人員和其他醫事人員之間的溝通不良，和權限劃分不明確，也是疏失會發生的原因。[40]醫院內報告系統不相連貫，系統鬆散讓為數不少的患者在療程中的交接時缺乏協調，並發生錯誤。[41]

其他因素包括，以為同一機構中其他部門已採取行動，單純依賴自動化系統來防錯。[42]以及系統不能把犯錯資料與其他單位分享（因此會阻礙對疏失的起因和改進策略作分析）。[43]醫院因受壓力而採取的節約措施，也會危及患者的安全。[44]在安全監控不足的場所實施急診護理的問題，促使美國建築師學會指出醫療設施有關安全的設計和建造的問題。[45]醫學界的基礎建設不足也是件令人擔心的事。根據WHO的數據，由於缺乏熟練的操作人員或零件，發展中國家的醫療設備只有50%能運作。結果是診斷或是治療無法順利執行，效果低下。

非營利組織聯合委員會發表的《 2007年品質和安全年度報告（Annual Report on Quality and Safety 2007）》發現在醫療衛生提供者之間，或者是提供者與患者及其家庭成員之間的溝通不足，就佔醫院發生嚴重疏失原因的五成以上。[46]其他重要原因還有對患者狀況評估不足，還有領導能力或者是訓練不佳。

醫事人員的訓練和經驗的差異[40][47]，以及未能體察醫療疏失的普遍性和嚴重性，也會把風險提高。[48][49]根據針對在1979年至2006年之間的數據所做的研究，所謂的7月效應，是發生在新的住院醫師到教學醫院報到後，醫療疏失發生頻率增加的現象。[50][51]

醫學中常見的人為錯誤最初是在1970年代被心理學家阿摩司·特沃斯基和丹尼爾·卡尼曼所發現。 《醫生的思考模式》一書的作者杰羅姆·格魯普曼說，是這種"認知陷阱"偏見，把人們的邏輯觀念給遮蔽住。例如，執業醫生可能會高估首先看到的數據，他們的思維因此受到扭曲。另一個例子是醫生回想起近期所發生，或者是印象深刻的案例，讓醫生的判斷增添渲染。另一個陷阱是思維會受到刻板印象的影響。[52]加拿大醫學博士帕特·克羅斯凱里（Pat Croskerry）將臨床推理描述為直覺的潛意識的思考（系統一），與刻意有意識的理性思考（系統二）兩者間的相互作用（請參考快思慢想）。在這個框架裡面，雖然認知錯誤有時會涉及系統二，但許多認知錯誤是因為過度著重在系統一而發生。[53]

睡眠不足也被認為是造成醫療疏失的一個因素。[16]有項研究發現，超過24小時的持續不睡會導致實習醫生發生醫療疏失，發生的次數增加一倍或是兩倍，疏失中甚至包含有會導致受傷或者死亡者。[54]值班連續24小時的實習醫生，發生車禍的風險會增加168％，而發生跡近錯失的風險則會增加460％。[55]實習醫生承認因此會在上課、值班、甚至在參與手術時睡著。[55]外科醫生執行腹腔鏡手術表現較差，與在夜班工作有關聯。[16]

導致醫生發生疏失的風險因子包括有疲憊、[56][57][58]沮喪、和過勞。[59]與臨床環境有關的因素包括有患者多樣、陌生的環境、時間壓力、以及護理人員不足。[60]藥物名稱或者看起來相似，或是聽起來相似的，也是個問題。[61]

判讀醫學圖像時發生的疏失通常是源自感知，而不是"根據事實"而產生。這些疏失通常是注意力不足或者由視力問題所造成。[62]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在2016年所做的一項研究，醫療疏失是美國第三大死亡原因。[63]這些疏失給美國經濟增加的成本估計約為200億美元，其中87％是為那些受到影響患者支付的直接醫療費用。[64]醫療疏失讓患者的平均住院費用每人增加 4,769美元。[65]常見的醫學疏失和X射線以及醫學成像有關：沒看出或注意到圖像上呈現的疾病跡象。[62]根據研究，在一項對異常成像的回顧性檢查中，發現有問題案例但被"遺漏"的比率高達30％（這是僅對有異常成像所做的測試結果，實際整體錯誤比率要低得多，根據一項1998年在德克薩斯州所作的檢視，遺漏中位數比率在4.4%），[66]被遺漏的異常成像中，有高達20％會有長期不良結果。[67][68]

一項大型研究中有幾個案例，醫生錯誤地要求做的是人類嗜T淋巴球病毒（簡稱為HTLV，這是一種和[[人類免疫缺陷病毒}}（簡稱為HIV）密切相關的病毒）的檢測和解讀，而不是做HIV檢測，然後患者被錯誤報告說他們屬於HIV陰性。在同項研究中發現這種錯誤要求做HTLV測試的比率超過90％。[69]根據估計，有10%到15%的醫師診斷會有錯誤。[70]

據估計，在患者下肢蜂窩組織炎的誤診率有30％，導致住院患者中有85％原本可不用住院，而92％的患者原本不必使用抗生素。綜合這類錯誤，美國每年發生50,000到130,000例不必要的住院治療，而每年原本可避免的醫療衛生費用達到1.95到5.15億美元之間。[71]

女性的性慾相關表現有時被診斷為女性歇斯底里。（請參考女性歇斯底里）

食物不耐症和食物過敏的發生被誤診為一種焦慮症（健康食品痴迷症）。 研究發現，躁鬱症常被誤診為重性抑鬱疾患。臨床醫生在早期診斷時需要注意患者抑鬱症的特徵，並找出當時或是先前的輕度狂躁，或是狂躁症狀。[72]

對思覺失調症（另稱為精神分裂症）的誤診也是一個常見的問題。對這種疾病的正確診斷需要花費相當長的時間。[73]

睡眠相位後移症候群通常會與以下疾病混淆：心理生理失眠、重性抑鬱疾患、精神疾病（例如思覺失調症和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其他睡眠障礙、或是學校恐懼症。睡眠醫學的執業醫生指出，對這類疾病的準確診斷率極低，並呼籲加強在睡眠障礙專科的教育。[74]

很多年來叢集性頭痛經常被誤診、患者未受妥善治療、或者未被診斷出來；他們可能會與下列病症混餚：偏頭痛、"類叢集性"頭痛（或類似症狀）、叢集性頭痛亞型、其他三叉自律神經頭痛（簡稱為TAC）、或其他類型的原發性或繼發性頭痛症候群。[75]類叢集性頭痛可能被診斷為繼發性頭痛（而非叢集性頭痛）。[76]在歐洲和美國的資料均顯示醫事人員對叢集性頭痛的認識不足，平均要花上約7年才能做出診斷。[77]

亞斯伯格症候群和自閉症通常無法診斷，或是延遲發現以及延遲診斷[78][79]，不然就是誤診。[80]延遲或誤診對個人和家庭均會造成創傷（例如，誤診會導致用藥錯誤，症狀惡化）。[81][82]

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出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中列出對同一患者做"可靠度重複檢測"，由不同的臨床醫生對同一患者做獨立評估，這是對診斷做可靠度研究的新方式。[83]

門診醫療最常發生的疏失是忽略對癌症的診斷[84] 。美國國家醫學研究所在1999年發表的“ 人會犯錯”的報告中，列舉美國住院病人每年死於原本可預防的醫療疏失的人數達到98,000，政府和私營機構因此都致力改善住院病人的安全。

雖然美國國家醫學研究所所屬的美國醫療品質委員會（Committee on Quality of Health Care in America）在其2000年的出版品中認為醫療疏失是"醫學學習過程中無可避免的結果" [85]，但是到2019年，醫事學生開立處方的熟練度和他們在臨床實習的進度該建立如何的關聯，仍未有資料顯示已經做到。[86]

處方錯誤包括模棱兩可的縮寫、藥品全名是否拼寫正確、不正確的命名法、小數點問題、單位表達問題、易讀性和是否妥當指示、藥理錯誤（劑量、給藥途徑和頻率、治療時間長度、劑型和劑量強度）、缺乏患者有關的資訊（例如過敏，腎功能不良）、或者患者病歷資料不夠充分。[86]

有些醫生會體認到疏失通常不是孤立事件，而實際上反映的是系統有問題。[47]這個概念通常被稱為瑞士奶酪理論（意為在多層防護的情況下，雖然不見得每一層防護都完美，但有多層的保護，錯誤因此不易發生）。[91]這種概念是臨床醫生和患者都受到多層保護，錯誤不易發生。因此，即使醫生或護理人員犯了小錯（例如，醫生在藥物表上寫下不正確的劑量），會在患者受到影響之前被挑出（例如藥劑師檢查藥物表，糾正錯誤）。 [91]這些保護機制包括：實用的更動（例如，不能利用靜脈注射的藥物，裝有防護，即使醫生犯錯，也無法把藥物連接到靜脈注射器）、[92]系統安全流程（例如患者在入院時必須完成Waterlow評分表評估和跌倒評估）、[92] 以及醫事人員接受訓練計劃/持續專業進修課程[92] ，都是該採取的措施。

在整個流程中可能會有幾處失靈，而導致不良後果發生。[93]此外，醫生的注意力被太多事情盤踞時，錯誤就容易發生。[94][95][96]但是把過多的責任歸咎於制度，並無實益。[47]

評論家暗示，犯錯的可能性是醫生執業時獲得獎勵的一部分，如果沒有這種可能性，執業的獎勵就沒了。勞倫斯（Laurence）說： "每個人-您和所有患者都會死亡。所有的關係都會結束。您是否希望以其他方式來結束？[...]別看得太嚴重 。"[97]醫師塞德（David Seder）在他的短文作品 "談論詩及患者（Of Poems and Patients） "說：“ [...]如果我離開醫學，我會為這種離別而哀悼，如同為我自己的詩章流逝而哀悼。每天，得到患者及其家人的信任，以及享有醫院同袍的情誼，是種榮幸，也是種喜悅。就像一件艱鉅病例足以讓你血脈賁張，一件複雜的鑑別診斷贏過深奧的智力遊戲，賭注雖高，回報也一樣豐盛。 "[98]

許多文化傳統都包含有寬恕，用寬恕應對醫療疏失是件重要的事。[99]

如果無法原諒自己，會造成痛苦循環，也增加未來犯錯的可能。[100]

然而，A W Wu等在他們的著作中建議"……那些願意承擔責任的人更有機會做出建設性的改變，但同時也會受到更多的情緒困擾。 "[101]該想到有更多患者是受到醫療的幫助，並未受到疏失的傷害。[98]

醫學博士Thomas H. Gallagher等在他們的著作指出患者想"知道發生的事、為何會有疏失、如何減輕錯誤的後果、以及如何防止再次發生。" [102]羅斯瑪麗·吉布森（Rosemary Gibson）和賈納丹·普拉薩德·辛格（Janadan Prasad Singh）共同在2003年出版的一本書中，報導他們和患者以及患者家屬的訪談，提出那些因醫療疏失而受害的人，面臨的是一片"沉默之牆"，和"欠缺坦承因疏失"而造成的傷害。[103]誠實面對"不僅有幾會取得患者及其家人的諒解，避免傷害擴大，同時也給醫生、護理人員、和其他相關人士做補救的機會。"著作中也提供有披露疏失時的建議做法。[104]

在多倫多大學任教的醫學博士溫迪·萊文森於2005年所做的一項研究顯示，外科醫生在披露醫療疏失的時候，對話中只有57％會使用到"疏失"或者"錯誤"的字眼，並其中僅有47％會提出口頭道歉。[105]

對患者披露是處理醫療疏失過程中一件重要的事。許多醫院當前的作業標準是在發生時即向患者披露。而在過去，人們會擔心披露會引發醫療事故的訴訟。許多醫生不會對疏失作解釋，結果是人們對醫界懷抱不信任的心理。 在2007年，美國有34個州通過立法，禁止在醫療事故法庭中採用因醫生表示道歉而獲得的任何資訊（甚至醫事人員完全承認過失也摒除不用）。[106]這種立法鼓勵醫生坦承錯誤並向患者解釋，讓雙方溝通管道保持開放。

美國醫學會的道德與司法事務委員會在道德守則中指出：

"患者因為醫生的錯誤或判斷而導致重大併發症的情況偶爾會發生。醫生依據道德標準，有必要把所有事實向患者披露，以確保整體情況被了解。縱然披露後可能會有法律責任，醫師誠實以對的作法也不應受影響。"

摘自美國內科醫師學會倫理手冊：[107]

"此外，如果治療時發生程序上或判斷的錯誤，而對患者的健康有相當關係的時候，醫師應當向患者披露。錯誤不一定是不恰當、有失誤、或是不道德的行為，而不予披露才是。"

但是，"在錯誤披露方面的態度與實做之間似乎存有差距。願意披露錯誤的醫師通常具有較高的訓練水準，以及以患者為重的態度，這種態度不會因為醫師曾有過醫療事故訴訟的經驗而減弱。" [108]但醫院管理者會擔憂披露或有負面的效果，而採取謹慎的態度。[109]

披露確實可以減少醫療事故的賠償金額。[110][111]

在針對發生疏失的醫生對事件披露所做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這些醫師披露的對象如果不是醫生的話，比向醫師同僚透露更能減輕壓力。[112]這可能是由於在同一研究中的發現-在假設條件下，如果是另一位醫師犯錯時，只有32％的醫師同僚表示會無條件給予支持。研究也發現，如果醫師的配偶是醫生時，壓力減輕的效果會更好。[113]

與其他醫生討論疏失有益處。[39]但是，醫生之間的互諒程度可能不高。[47]原因尚不明確，但有位批評家告誡說："別因為別的醫生發生疏失而竊喜。"[114]

披露疏失，尤其是那種'有驚無險' 的疏失，對於能夠審查這種疏失的機構，可以減少日後發生的機會。[115]但是，有些醫生報告說，機構對這些犯者不一定會支持。[47]

基於傳聞和調查而得的證據，美國教授John D. Banja在其著作中[116]指出，利用合理化（找藉口）來掩蓋醫療疏失是美國醫界中相當普遍的行為。

在一項對美國10,000多名醫生所做的調查，當被問到以下問題時： "如果疏失不會對患者造成傷害，是否會掩飾或避免揭露疏失？ "，有19％的人回答說會，有60％的人回答說不會，有21％的人回答說看情況而定。另一個問題："如果疏失會，或者可能會對患者造成傷害，是否會掩飾或避免揭露疏失？"，有2％的人回答說會，有95％的人回答說不會，有3％的人回答說看情況而定。 [117]

傳統上，由於個人犯錯，犯錯者會受到懲罰。常見應對和防止特定疏失的方法是在系統中的特定節點做額外的檢查，有任何發現和處理的細節均要記錄。例如，使用自由流動靜脈注射肝素出現錯誤時，教學人員會教導如何使用靜脈注射系統，並在設定靜脈輸液幫浦時給予特別注意。雖然總體錯誤的可能因此降低，但是工作量會因檢查本身而增加，而工作量本身又可能會產生其他的錯誤。在一些醫院，會定期召開發病率和死亡率會議，討論併發症或死亡情況，從中學習，或是共同對整體流程做改善。

一種新的改善醫療衛生的模型源自愛德華茲·戴明的全面品質管理概念。模型嘗試識別導致錯誤的系統潛在缺陷。例如，在新的系統中，利用皮下注射肝素來取代自由流動靜脈注射，把整個問題解決。但是，這種方法是以現有的研究結果為前提，表明皮下注射肝素與靜脈注射效果一樣。因此，大多數的系統會同時備有多種解決方案。

醫學領域中，在系統安全性居領先地位的是麻醉學。[118]諸如將靜脈注射藥物標準化以毫升劑量計算、建制國家和國際色彩編碼標準、以及開發改進的氣道支持設備等，成為一個改善醫療系統的典範。

藥物專業人員對在開立處方、調製、配藥、和給藥過程中出錯的原因做廣泛的研究。早在1930年代，藥劑師就與醫生合作，挑選出最安全，最有效的藥物。[119]這種做法稱為配方表系統（Formulary System），藥品清單稱為配方表。在1960年代，醫院開始實施劑型和單位劑量配送系統，以減少施用在住院患者藥物和劑量錯誤的風險；[120]集中式無菌混合服務降低靜脈注射藥物受到污染和感染的風險； [121][122]由藥劑師直接提供藥物資訊和臨床決策支援給醫生，改善用藥的安全與效果。[123]藥劑師是公認的藥物安全專家，在過去50年中為減少錯誤和改善護理做出許多貢獻。最近，美國政府正嘗試採用澳大利亞政府的《高品質使用藥物政策》等措施，來解決患者與藥劑師間的溝通和消費知識傳授事項。

醫療事故的標準和法規因國家/地區而異。醫事人員可取得專業責任保險，以彌補因醫療事故而引起的訴訟風險和費用。

在美國，截至2014年，有超過一半的州（27州）要求設立醫療疏失報告系統，這27個州的數目自2007年以來一直維持不變。[128][129]聯邦醫療保險也要求參與計劃的醫院要對醫療疏失事件加上改進計劃，再提出報告。[130]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監察長辦公室於2012年1月6日所做的調查發現，大多數的疏失並未報告，縱然有報告，也很少會為防止將來發生同樣的錯誤而作後續追踪調查。調查顯示，關於該報告哪種事件的規定也並不充足，辦公室建議制定需要報告事項的清單。[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