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反革命运动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认为：华东地区多数都是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950年2月，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6][5]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动用军队开始“全国大剿匪”及镇反运动。但中共政权刚刚上台，西南华南许多地区尚未占领，财政金融混乱，经济恢复的任务相当繁重，加之还要进行的土地改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对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非常之谨慎。对于土改，毛提出暂时不动富农的土地，他说：“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完全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当前一切工作的重心是“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毛解释说：“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毛泽东还提到中共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战争已经带来了很多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因此，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在城里是“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同时“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通过举办各种大学和使用知识分子，使他们不反对我们。而在农村，则是要通过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拥护我们。总之，“就是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至少不要使他们反对我们。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准备入朝作战。10月9日，毛泽东让罗瑞卿、彭真等人到中南海，要求他们连夜起草一份镇压反革命的文件，这就是著名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即“双十指示”。毛泽东认为[9]，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因此，“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刘少奇说，“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

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于1950年10月10日通过《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双十指示），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镇反运动。双十指示发布前后，各地出现各种暴动。罗瑞卿1950年10月26日在全国公安会议的报告表示，会门（以一贯道為主）是當時最大的反革命组织，中共在东北已从组织上打垮会门，华北已进行过若干重点取缔，但潜伏势力依然存在。接下來中共在老區要直接鎮壓會門，在新區則先針對會門領袖，為直接鎮壓製造條件。[10]

鉴于镇反运动开始时候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

只要有勾结帝国主义，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叛变，持械聚众叛乱，参加特务或间谍组织，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或利用会门，抢劫、破坏公私财产和公共设施，投毒杀人，伪造公文证件，煽动群众对抗政府和挑拨团结，制造散布谣言，以及偷越国境、劫狱越狱、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项行为，甚或意图之一者，不论“已遂”、“未遂”，均可定为“反革命罪”。

使得“反革命罪”的解释变得更宽泛，处刑标准有更大的自由度。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曾发出指示要求将镇压对象“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11]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量刑标准和法律审判程序，加之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中央的杀人指标，这一指示某种程度上是一纸空文。镇反运动不可避免地、极其严重地扩大，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

毛泽东1951年4月30日批示说：

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而后要怎样办都可以。[12]

1951年5月8日，此意见在中共中央通过的决定中被正式表达[13]。5月10日－16日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的决议中宣布：“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5月，中共中央决定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1951年10月，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14]1951年底后，镇反运动逐渐让位于三反五反运动，但是实际一直持续到1953年才逐渐结束。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了部分人员。

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被取缔，袍哥、青帮、洪门等帮会组织在中国大陆被彻底消灭。

1954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的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262万余人，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余名。”以被处决人数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占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四二。[4][5][6][7][8][15]

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4][5][6]

镇压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運動與抗美援朝戰爭三者同時進行，彼此協調。在1950到1953年間，中國共產黨總共对于2-5百萬人进行了軍事清洗，部分被捉拿關押，部分農村武裝力量反抗而變成地方上的內戰，所有反抗在1953年後平息。中國共產黨因此剷除了反對者，巩固了新生的政权。

在镇反运动中，许多中華民國國軍投诚官兵和中共地下党员也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杀”、“管”、“关”[16]，如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早年追随中共，投身地下党推翻国民党活动，八年抗战期间亦因中共指派随宣传团集体參加了国军，第二次国共内战后期并策动桂北国民政府军政人员起义成功，卻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80年代获平反。[14][17]1949年抗日名将池峰城策动军统北平站长徐宗尧起义，率所部参加“北平和平解放”，4月因“历史遗留问题”被关押审查，1955年3月16日池峰城在北京狱中病逝，1983年5月12日北京市公安局予以池峰城平反。武侠小说家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梁羽生的父亲陈信玉也是在镇反期间被处死的（80年代平反）[18]。

1957年5月22日，反右运动前夕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而该委员会须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即“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罗隆基随后被毛泽东划为右派，且至今未获改正。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许多在运动中被错误打倒的人士长期未获平反，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平反冤假错案。[19][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