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运动

农民正在对地主进行批斗

在1950年6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与会代表讨论《土地改革法》。[13]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1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则坚决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他主张组织农民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回土地。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序言中说：“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1956年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做政治报告时解释说：“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份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15]

1953年，土改尚未结束，毛泽东就打算把农村的土地收归政府所有。进行血腥土改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从经济和政治上彻底打倒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因此放弃了本来完全可以通过行政和法律和平分配土地的方式，而进行了一场血腥暴力土改。[16]秦晖认为，（内战时期的）土改让农民不得不以生命为代价在國共内战中支持中共，因为如果中共在内战中失败，这些农民不仅要失去土地，还要因为血腥的罪行被清算；如果土改不够暴力血腥，就不能达到逼农民交“投名状”的目的，所以当时要反对只分土地而不死人的和平土改。[17]抗日爱国士绅牛友兰在1947年的晋绥土改時被斗得死去活来，有二流子将他的鼻子用铁丝穿过，系上绳子，由时任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的儿子牛荫冠牵着游街。[18]牛友蘭不堪忍受，絶食身亡。[19]

土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农村中划分阶级成份，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农、雇农是土改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中立富农，地主被定为剥削阶级，是土改打击的对象。被劃分為地主、富農的人及其家庭成員淪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國的賤民階層，在以後運動中不斷受到各種迫害，人身安全也沒有保障[20]。而賤民階層的存在完全違反「人人平等」的共產主義理想，也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人权问题的重要歷史案件。另一方面，对地主带有苦大仇深感情，对土改运动积极的贫农和下中农阶层的农民当时称为“思想进步者”，也就是民间俗称的“土改根子”。“土改根子”带领其他农民通过“诉苦、挖根”运动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其他农民与地主和富农两个阶级实现对立。土改根子在土改运动中经常为“斗地主”运动推波助澜，为土地由高度集中的地主阶级到无地少地的农民的再分配，以及巩固新建立的农村地方政权做出贡献。然而，由于土改根子的教育程度有限，从财产上“消灭地主阶级”这一目标被曲解成肉体，引来众多流氓无产者因财富上的不平等产生感情上的宣泄，导致众多暴力行为。

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透過土地改革，毛澤東和共產黨賦予中國一個全新的下層結構。從此税可以徵收，國家資源比較容易管理，國家行政的中間階層比較容易和被管理者溝通，不像以前從滿清宮廷派來的大官。在這方面，革命讓中國產生某種新力量和新個性，這是蔣介石政府無法做到的。下層結構還在原型階段，顯然未來需要修正。在此同時，這個驚天動地事件所激起的狂熱——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財產重分配和集體化——似乎一直持續，直到文化大革命為止。”[27]^:277-278

土改剥夺了农村乡绅阶层的土地和一切财产，剥夺了200-400万人的生命，从而彻底消灭了农村的精英阶层，改变了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28]土改把上千万人划分为地主和富农，成为政治上的贱民，在以后发生的政治运动中，生命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例如零陵全地区（含道县）在1967年8-10月的大屠杀中，非正常死亡9093，其中7696人被杀，1397人被逼自杀，2146人致伤致残 。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含右派）3576 人，四类分子子女 4057 人，占被杀总人数的84%，未成年人826 人。被杀人中，年纪大的78 岁，小的才10天。 文革中的广西大屠杀中，死亡人数达15万-20万，其中至少60%是四类分子和其子女。[29][30][31][32]

土改後的家戶田延續至今

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明确地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34] 毛泽东早已计划进行农业合作化，将土地收归政府控制，而且实际上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土改运动结束之前就开始了。在土改运动尚未结束的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就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让农民把土地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交给了“集体”，因此农民又一次被剥夺了土地的所有权。[35] 当今农村的土地仍然属于“集体”，农民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因此農民無權買賣，而政府有權處置。

毛泽东在1948年的指示將土改打擊對象定為人口百分之十。[36]對於土改死亡人數，周恩來估計83萬人，毛澤東估計2-3百萬人。[37]費正清等學者採用的數字都超過一百萬。[3][38][39][40] 其他学者估计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00万-470万之间。[1][2][3][4][5]

中國大陸的歷史教科書稱：

1. 土地改革的完成，彻底摧毁了中国存在的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阶级也被消灭。[lower-alpha 3]
2. 农民得到了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lower-alpha 4]
3. 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创造了条件。
4. 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
5. 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工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为国家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 镇压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運動與抗美援朝戰爭三者同時進行，彼此協調。在1950到1953年間，中國共產黨總共處決了2-5百萬人。中国共产党因此铲除了反对者，巩固了新生的政权。[41][42]
• 學者劉練軍認為，土改中以人民法庭鎮壓，是法律政治化，違背了法治。[43][44]
• 学者颜昌海认为，“先分后收，土地从地主手上夺过来，分给农民，给农民制造感恩的感觉；然后再把它收回来。收回来用了一个非常崇高的但是空洞的理想主义的召唤，所谓建立公有制、建立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其实就是官有制，党有制，最后走向权贵资本主义。农民因此受了双重的欺骗：第一次是被分地；第二次是被收地；最后一无所有。”[2]
• 原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谭松在长期研究后，认为“长期以来，执政当局运用强大的国家力量，彻底妖魔化了地主，也打造了一个不真实的“土改丰碑”。大量的文学家、艺术家们根据当局的旨意，编造了大量的谎言。”他指出，土地改革“摧毁了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和乡村的文化艺术，让不少痞子型的人登上舞台；它破坏了中国乡村的和谐，使残暴和血腥在中国乡村大行其道；它改变了农村贫富价值观——以穷为荣，以富为恶；它把不劳而获、抢劫瓜分别人财物的土匪行为当作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行动。这种作法，既败坏了人心和道德，又为社会的乱象埋下了隐患，等等。这些恶果影响至今。”[12]
• 作家陈沅森认为，土地改革“1）人为地制造仇恨，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2）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3）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4）1953年‘土改’结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面达到了发动土改运动的预期目的，滋长了毛泽东的骄傲自满情绪，增强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地位，为随后脑袋发热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埋下了祸根。”[45]

书籍

• 美國馬克思主義作家韩丁將他1948年在山西省潞城縣張莊村（今長治市郊區東廠鎮）親歷半年土改的經驗寫成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年 [2014-09-28]. ISBN 978-0-520-21040-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3-21） （英语）.。該書中譯本為韩丁. . 邱应觉 譯. 北京出版社. 1980 [2014-09-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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