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护法区

1917年12月，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护法军政府组建援闽粤军，总司令为陈炯明。1918年1月，援闽粤军进军福建。5月，闽粤战争爆发。9月1日，攻占漳州，建立援闽粤军总司令部，形成闽南护法区，基本控制汀州、漳州各属以及安溪、德化、大田等26县。12月6日，闽粤双方达成停战协议。援闽粤军在护法区进行为期两年的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称“漳州是中国南部革命的中心”。1920年8月12日，根据闽粤双方约定，援闽粤军回师广东，闽南护法区遂撤销[2][3]。

1918年9月，陈炯明在闽南护法区内沿用旧制汀漳道，管辖26个县，又设置汀漳镇守使，以保卫政权。其下设政务处、警务处、高等法院、财政局、工务局和教育局等。

闽南护法区政权稳固后，陈炯明着手建立地方各级权力机构。在地方官员配置上，任命制、聘任制、荐举制并行，将政府权力下放到地方士绅和开明人士手中。援闽粤军总司令部只负责地方县长任命[4]。

闽南护法区下辖26县，包括：诏安县、云霄县、平和县、漳浦县、南靖县、龙溪县、海澄县、长泰县、永定县、漳平县、宁洋县、大田县、龙岩县、上杭县、武平县、长汀县、宁化县、建宁县、泰宁县、将乐县、归化县、清流县、连城县、德化县、安溪县、沙县[3]。

在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陈炯明主持下，漳州建设第一座钢筋水泥桥梁、第一条四车道石板马路、第一个现代公园（漳州第一公园，今漳州中山公园）、第一片城乡公路网、第一家银行、第一个公开游乐休闲场所，还建设贫民工艺厂、迎宾大旅馆，拆除城墙改成道路，引进先进的农业生产设备。在漳州第一公园的门口，竖着高大的石碑，四面分别篆刻着“博爱、自有、平等、互助。”

陈炯明大力延揽全国人才，包括一批“自由社会主义者”（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的信徒），帮他一起办教育，并筹办大学。1919年夏，陈炯明从广州专门聘请梁冰弦任教育局长。此外，在各县设立劝学所和教育行政专员，改革旧教材[4]。陈炯明在农村设立现代学堂，做到“一乡一校”。禁绝私塾，设立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1920年，又增办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当年就设立半夜学校90余所。闽南护法区还派遣了数百名去法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包括后来的中国托派领袖郑超麟[4]。

报纸杂志也纷纷涌现，《闽星》半周刊和《闽星日刊》出现，《闽南新报》《闽锋周刊》《军事日报》《云中周刊》也先后创办。陈炯明在《闽星》发刊词里写道，“思想一变就会打破旧生活、旧组织，直向进化线上，一起大努力，创造新生活、新组织，达到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境地……”，并明确提出“全人类社会主义”[5]。《闽星》半周刊和《闽星日刊》的编辑人员大多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两份报刊大力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特别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也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3]。

1920年，美国驻厦门领事发给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中，称“陈氏……施行各种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极佳，结果人民都感满意。这令中国人看到，事可办成，不必需要过度辛劳和重税。”他还特别提到了漳州宽广的道路，良好的治安，公园、公共菜市场、屠宰场、河堤以及漳厦公路[3]。

在陈炯明的努力之下，闽南26县被时人誉为“模范小中国”、“闽南的苏俄”。陈炯明也声名远播，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明星[6]。

闽南护法区的各方面成就，引起苏俄政府的重视。1920年4月29日，苏俄代表路博将军（又译波达波夫）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后，转道漳州访问陈炯明。路博带来苏俄领导人列宁的亲笔信，内容大意是对中国革命表示关怀，对陈炯明表示敬佩和鼓励。路博还转达列宁请陈炯明多做农民运动，注意发动群众等意见。陈炯明热情接待了路博，并请路博转交他给列宁的信。陈炯明在信中表示支持列宁及其从事的事业，希望“新中国与新俄国将如同挚友一般携手并进”，并宣称“我更坚信布尔什维克主义定将造福于人类，我愿将尽全力将布尔什维克主义原则传播到全世界”[3]。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张慧卿认为，陈炯明在闽南护法区建设过程中推行政治革新依靠的是他的个人权威、好恶和政治诉求，同时身边也有不少不赞同“民主”、“自治”政治理念的钻营者。因此，政治革新所带来的“民主”政治新气象屡屡遭到遏制，乃至最终熄灭。五四运动期间，闽南护法区多次对学生罢课、通电、示威游行进行镇压就是明证。即便是陈炯明个人推崇的无政府主义，在闽南护法区传播时同样受到刁难[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