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伊朗政變

在整個19世紀，伊朗成為了兩個帝國的積極拉攏對象：向南擴張到高加索地區和中亞的俄國及企圖控制波斯灣、紅海及印度的英國。英國和法國在1801年至1814年間與伊朗簽訂條約阻撓俄國的擴張[20]。在1804年至1813年及1826年至1828年間，與沙俄爆發的戰爭使伊朗割讓了大片的土地予俄國，形成了當今兩國的邊界。英國則在1856年至1857年在阿富汗與伊朗作戰，阿富汗取得了獨立。1892年，英國外交官喬治·寇松形容伊朗是「棋盤上的棋子，正在進行著掌控世界的博弈」[21]。

1872年，路透社創辦人保羅·路透與沙阿納賽爾丁·沙會面，他同意資助沙阿即將到訪歐洲，以換取波斯（禮薩汗在1935年更改國名為伊朗）作出讓步，使路透「有權設立國家銀行、興建鐵路、電報線及工廠，以及開發伊朗的礦產資源」[22]。不過，由於受到俄國和波斯民眾的暴力反對，沙阿給予的讓步沒有得到確切的實行[23]。

1901年，穆扎法爾丁·沙將石油勘探權轉讓給英國商人威廉·諾克斯·達西（William Knox D'Arcy）。根據記者出身的史學家斯蒂芬·金策（Stephen Kinzer）所說，達西向伊朗政府支付20,000英鎊，並承諾平分股份，伊朗政府在未來可以分得16%的利潤[24]。不過史學家埃爾韋爾-薩頓在1955年寫道「波斯所得的股份並不起眼」，款項沒有到手。

1907年7月31日，達西放棄他在波斯持有的股份，他「簽訂了新的協定，將全數第一勘探公司的股份轉讓給伯麥石油公司，達西不再擁有波斯石油的勘探權」[26]。達西獲得203,067英鎊現金（超過十倍於波斯沙阿在協定當中理應獲得的現金）及900,000股伯麥石油公司股份，史學家埃爾韋爾-薩頓稱之為「巨款」[26]。

伯麥石油公司在1908年初便決定終止在伊朗的石油勘探，但在5月26日卻在地下1,180英尺深處發現石油，埃爾韋爾-薩頓稱「石油從油井裡噴出鑽塔50英尺之上」，「開展了伊朗的石油產業，幫助英國皇家海軍度過了兩次世界大戰，同時使波斯面臨更大的麻煩，情況比起所有政治謀略放在一起更加糟糕」[27]。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公司的發展緩慢，英國政府開始意識到波斯的重要戰略地位，於是入主公司。英國在伊朗生產的石油是皇家海軍的主要燃料來源[28]。

英國在波斯立憲革命（該革命將波斯由王朝統治轉向議會政府）等事件上干預伊朗本國內政，引起了伊朗人的不滿[29]。

波斯人不滿與英波石油公司簽訂的石油開採權條款，波斯只能從中獲得純利的16%[30]。

1921年的軍事政變扶植了禮薩汗在1925年上台成為「伊朗沙阿」，通過「對英國軍人的財政和後勸支援」，該軍事政變「廣被認為是英國堅持英波協定的行動」。禮薩汗以有利英國的方式進行現代化改革，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軍隊使用的波斯走廊鐵路民用運輸系統[31]。

在1930年代，沙阿試圖終止英波石油公司的石油開採專利權不果。重新談判而得的新條款再次有利於英方。1935年3月21日，波斯改國號為伊朗，英波石油公司也隨之改名為英伊石油公司[32]。

納粹入侵蘇聯後的1941年，英國、英聯邦部隊及蘇聯紅軍入侵伊朗，以保障蘇聯和英國在東部戰線和其他地區的石油供給。英蘇兩國廢黜支持納粹的禮薩汗，以他的22歲兒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為伊朗沙阿[33]。

英國又控制了伊朗的油田和港口[34]。在戰爭期間，伊朗是運輸軍需到蘇聯的樞紐，美國軍隊亦進入了伊朗取代英國控制跨伊朗鐵路（Trans-Iranian Railway）南部[35]。

西方協約國在戰後撤出伊朗，蘇聯則留守伊朗，並在伊朗境內資助兩個「人民民主共和國」[36]，隨之而引發的危機透過新成立的聯合國及美國支持伊朗重新控制分離地區而得到解決，蘇伊石油協定得不到伊朗國會通過[37]。

在戰後，伊朗的民族主義領袖變得越來越有影響力，他們尋求長遠減少外國對伊朗的干預，特別是英國所得的石油開採專利權掠奪了伊朗原本可以獲得的財富。英國操控的英伊石油公司拒絕讓他人來審核其帳目，伊朗政府無從得知英伊石油公司所支付的費用是否符合承諾[38]，而英國不妥協的態度也使伊朗民眾感到惱怒。

美國在1947年至1952年間在中東的目的一致，但是政策時有變更。華盛頓與二戰盟友英國的關係「在表面上團結一致，暗地裡相爭」。隨著大英帝國不斷衰弱及考慮到國際層面上發生的危機，美國重新評估她的利益及與英國在殖民地上的利益衝突，「英國在沙特阿拉伯不受歡迎，於是華盛頓促成了沙特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與沙特阿拉伯達成了利潤平分的協議，在當地造成了反響」[39]。

伊朗國會堅決支持的摩薩台組成了奉行民族主義的政府，尋求更有利於國家的石油協議，與英國的立場抵觸[39]。

美國不僅是伊朗石油儲備的既得利益者，而且「她是石油開採專利權協議經過伊朗石油國有化後的國際石油得益者之一」，因此美國國務院不同意英國的主張[40]。

摩薩台在1951年當選為伊朗首相，當時的美國不同意推翻他。28個月後，上將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入主白宮，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又成為了美國國務卿，促成了「英美兩國合力推翻伊朗首相，扶植美國支持的沙阿上台」[40]。

這次政變是由美國國務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隱晦提倡，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政府在中央情報總監艾倫·杜勒斯的監督下實行[71]。美國中央情報局及英國秘密情報局都參與了組織工作，以援助伊朗陸軍裡的保皇主義者[72]。

根據陽光法案促請由美國國家安全檔案資料庫發佈、經過大幅修訂的中央情報局文檔顯示，「沒有任何文件顯示由誰來授權中央情報局策劃這次行動，但幾乎可以肯定是艾森豪威爾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傳記作者斯蒂芬·愛華德·安布羅塞描述缺乏文件正好反映出這是總統的行事方式」[73]。

該文檔又引用了安布羅塞所寫的艾森豪威爾傳記：

代表艾森豪威爾政府執行計劃的克米特·羅斯福和唐納德·威爾伯收買伊朗政府官員、記者及商人，又收買街頭流氓支持沙阿推翻摩薩台[75]。遭到罷免的摩薩台被投入牢獄，由法茲盧拉·扎赫迪將軍組成親西方政府。

法茲盧拉·扎赫迪

伊朗法西斯主義者和納粹分子在這次政變裡起了重要的作用。在1953年8月19日當上首相的法茲盧拉·扎赫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世界期間試圖建立親納粹政府而被英國逮捕。美國中情局在政變前夕向扎赫迪提供100,000美元，並在事後額外給予5,000,000美元以鞏固他對政變的支持。納粹德國宣傳部部長約瑟夫·戈培爾的門生巴赫拉姆·舍赫羅赫負責策動針對摩薩台的宣傳戰。在1940年代因參與支持納粹運動而入獄的賈法爾·謝里夫-埃馬米在政變過後擔任參議院議長、外交大臣，並兩度出任首相[76][77]。

英美兩國的情報機構協助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重登王位，使伊朗恢復君主政體，他在其後的26年裡統治著國家。巴列維在1979年被推翻。薩姆休斯頓州立大學政治學副教授馬蘇德·卡齊姆扎德認為巴列維接受美國中央情報局及英國軍情六處的指揮，並獲得什葉派高級教士的輔助[76]。他又寫道政變策劃者僱用了德黑蘭紅燈區包括「妓女和流氓」在內的人物協助實施政變[76]。

伊朗民選政府在1953年的倒台確保了西方控制著伊朗石油資源，並將蘇聯排除在外[78][79][80][81]。一些伊朗的宗教人物不滿摩薩台的世俗政策，因而與西方的情報機構合作[75]。

政變行動的概括大綱是可以得知的：1953年由情報機構協助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重奪王位，直至他在1979年被推翻。《紐約時報》記者蒂姆·韋納在1997年5月29日報導稱「史學家普遍猜測中央情報局的紀錄可以提供更深入和更明確的行動內容，然而現今留存下來的文件卻有限」[82]，「中央情報局在超過五年來承諾會公開1953年推翻伊朗政府的秘密行動，但如今當局卻稱大部分資料已在數十年前被銷毀」[82][83][84]。

根據負責策劃1953年政變行動的唐納德·威爾伯所寫的紀錄《秘密行動史－推翻伊朗首相摩薩台－1952年11月－1953年》，政變行動的其中一個目的是鞏固沙阿的權力[68]。

2000年，《紐約時報》記者詹姆斯·里森（James Risen）獲得威爾伯所寫的中央情報局機密版本紀錄，並對內容作出了概述，包括：

位於喬治華盛頓大學的美國國家安全檔案資料庫收錄了威爾伯所寫的紀錄全文及其他與該政變相關的文件和分析[86]。

史學家對於美國轉變對伊朗的政策及策劃政變的動機存有分歧。中東史學家葉爾萬德·阿布拉哈米安（Ervand Abrahamian）認為該政變是「第三世界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發生衝突的典型例子」[87]。他描述美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在回應艾森豪威爾總統聲稱人民黨將會掌權的時候承認「所謂的『共產主义威脅』只是煙幕」[88]。

雖然「有不少言論將這次政變與冷戰連上關係」，阿布拉哈米安認為英美兩國策劃政變的主因是伊朗石油[89]，他描寫道「如果摩薩台成功國有化英國所控制的伊朗石油，其他國家或許就會爭相仿傚，對美國在世界各國的石油利益是一個威脅」[89]。摩薩台不容許伊朗的石油資源由外國控制，也不準備妥協，阿布拉哈米安認為摩薩台「希望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落實真正的國有化」[89]。

學者蒂爾曼指出農地地主一直主宰著伊朗的政治，沙阿禮薩·巴列維在1960年代落實進取的土地徵收政策為他本人和支持者爭取利益，使伊朗政府成為了伊朗最大的地主，「隨著美國開始對伊朗施加影響力，地主和石油生產商得到新的支持。冷戰的開始也使蘇聯的影響力滲入左翼運動。不過，伊朗的改革分子不是共產主義者，而是草根的民族主義者，因此國家石油的自主權成為了他們最優先關注的議題」[90]。美國政治家羅伯特·伯德[91]、經濟學家艾倫·格林斯潘[92]、記者特德·科佩爾（Ted Koppel）[93]等人都在大眾媒體上附和石油被相信是這次政變的主因。

可是，中東政治學家馬克·貢肖羅夫斯基（Mark Gasiorowski）認為在政變後幫助美國的石油企業分攤伊朗的石油生產在表面上看似可以帶來很重要的價值，但是「美國的決策者擔憂伊朗受到共產主義者控制貌似更為可信，而美國企業的插手主要就是要防止這種情況發生。冷戰在1950年代趨向白熱化，蘇聯被視為試圖掌控世界的擴張勢力，艾森豪威爾在1952年的選舉亦以蘇聯威脅為他的選戰議題，批評民主黨對待共產主義的立場軟弱，並『失去了中國』，當新政府上台後，他便將觀點付諸實行」[46]。

貢肖羅夫斯基進一步指出「當時國際石油市場的供應過量，美國主要的石油企業對伊朗沒有興趣。美國企業在1951年透過增加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石油產量來彌補伊朗的產量。在伊朗生產石油會削減這些國家的石油產量而令到美國與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當權者的關係趨向緊張。另外，如果伊朗的民族主義情緒持續高漲，在伊朗生產石油將會冒有風險。美國的石油企業在1951年和1952年已表明無意進駐伊朗。到1952年末，杜魯門政府認為美國企業進入伊朗生產石油可以維持伊朗的穩定，避免伊朗投向蘇聯。為了讓美國主要的石油企業參與，杜魯門決定減少對這些企業作出反壟斷訴訟，艾森豪威爾也同意美國企業進入伊朗和減少反壟斷訴訟。美國的決策者需要盡力說服這些企業參與在內」[46]。

2004年，貢肖羅夫斯基在主編的書籍上認為「超級大國之間的冷戰競爭環境加上伊朗在蘇聯和波斯灣產油區之間的重要戰略地位，使美國官員認為必須要採取行動來防止伊朗受到蘇聯的控制」[94]。雖然「從現今來看，這些不安難免顯得過度渲染」[94]，但是「1945年至1946年阿塞拜疆的危機、蘇聯加強對東歐的控制、中國共產黨的勝利、韓戰及美國的紅色恐慌」使美國不能給人民黨有一線的機會在伊朗掌權[94]。此外，「美國官員相信解決石油爭議可以恢復伊朗的穩定，在1953年3月後，這個爭議似乎只可以在英國或摩薩台蒙受損失的情況下得到解決」[94]。貢肖羅夫斯基總結稱「美國官員策劃政變是出於地緣政治的考慮，而不是要蓄意推翻摩薩台、在伊朗建立獨裁政權或控制伊朗石油」[94]。

在英國的利益與伊朗之間，美國選擇了英國。貢肖羅夫斯基認為「英國是美國最緊密的盟友，兩國在當時世界各地的各種重要事項上都有合作。與保存搖搖欲墜的摩薩台政府相比，保持與英國的緊密關係更為重要」。早在一年前，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以英國在冷戰期間支持美國為理由要求美國不要阻撓英國孤立摩薩台[52]。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同為同盟國的兩大戰勝國在戰後成為了超級大國和競爭對手，各自形成了影響力和分別支持雙方的附屬國。伊朗則在1953年政變後成為了美國的附屬國。在《美國外交政策與沙阿：在伊朗建立附屬國》一書裡，貢肖羅夫斯基對美國和蘇聯在1954年至1977年間的附屬國作出識別。他認為瓜地馬拉、尼加拉瓜、巴拿馬、柬埔寨、伊朗、印尼、寮國、菲律賓、南韓、南越及台灣穩固地附屬於美國，重要性稍次的有希臘、土耳其、玻利維亞、巴西、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國、厄瓜多爾、薩爾瓦多、海地、洪都拉斯、巴拉圭、賴比瑞亞、薩伊、以色列、約旦、突尼西亞、巴基斯坦及泰國，而美國與阿根廷、智利、秘魯、埃塞俄比亞及日本的附屬關係則較疏離[95]。

貢肖羅夫斯基又認為保加利亞、捷克斯拉夫、東德、匈牙利、波蘭、羅馬利亞、古巴、蒙古及北越是與蘇聯關係較緊密的附屬國，其次為幾內亞、索馬里、埃及、敘利亞、阿富汗及北韓，馬里及南也門為末[95]。

據學者金策所述，伊朗發生的危機對於大部分美國人來說是共產主義與「自由世界」鬥爭的一部分[96]，「周遭的恐慌環境塑造出美國人當時的心態……蘇聯的勢力已滲入拉脫維亞、立陶宛及愛沙尼亞。保加利亞及羅馬尼亞、匈牙利、波蘭分別在1946年、1947年及1948年受到共產主義政府控制。阿爾巴尼亞及南斯拉夫都傾向共產化，希臘的共產主義者訴諸暴力，蘇聯軍方封鎖前往柏林的道路達16個月之久。蘇聯在1949年核試成功，由毛澤東領導的共產主義者在內戰當中又擊敗了親西方的中國勢力。對於華盛頓來說，敵對勢力的世界各地都取得了進展」[96]。結果，「美國在受到共產主義的挑戰下漸漸不再視伊朗為一個具備獨特政治和歷史背景的國家」[97]。道格拉斯·利特爾（Douglas Little）[98]、阿巴斯·米拉尼（Abbas Milani）[99]及喬治·倫喬夫斯基（George Lenczowski）[100]等史學家都認同懼怕共產主義和蘇聯的影響力成為了美國介入伊朗的主因。

根據美國國家安全檔案資料庫發佈的文件及學者馬克·貢肖羅夫斯基和馬爾科姆·伯恩編纂的著作《穆罕默德·摩薩台與1953年伊朗政變》，政變持久地損害了美國的聲譽。

重返權力寶座的沙阿是這場政變的得益者，克米特·羅斯福記述沙阿曾經向他說道：「多虧了真主、我的人民、我的軍隊和你們！」克米特·羅斯福認為「沙阿所說的『你們』是指我本人及英美兩國」，並說「我們都是英雄」[104]。

2000年6月16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中情局特工唐納德·威爾伯所寫的機密報告《秘密行動史－推翻伊朗首相摩薩台－1952年11月－1953年》。記者詹姆斯·里森描述這份報告在寫成後經過約50年的隱密後終於曝光。

2001年夏季，中東史學家葉爾萬德·阿布拉哈米安在《科學與社會》期刊上發表文章稱威爾伯的記錄沒有提及可以在其他來源找得到的重要資料。

史學家邁克爾·比齊羅斯（Michael Beschloss）在評註蒂姆·韋納（Tim Weiner）的著作《中情局罪與罰：CIA60年秘史存灰》時描述「韋納先生認為中情局的不良記錄導致了我們在當代面臨一些重大問題……新一代的伊朗人知悉中情局在當時安插了沙阿作為傀儡」，「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年中情局在德黑蘭街頭制造出來的亂象最終會讓美國自食其果」[106]。

艾森豪威爾政府認為政變取得了成功，但回向報復（指政府的秘密行動引致意想不到的結果）導致的「猛烈且嚴重的後果」使這個說法受到挑戰[107]。美國國務卿馬德琳·歐布萊特在2000年表示美國介入伊朗內政對伊朗的民主政體造成了打擊[108][109]。1953年伊朗政變是「戰後重要的歷史事件」，安插沙阿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為威權君主令伊朗的世俗民主議會制度備受破壞[110]。政變也被認為是在很大程度上導致1979年伊斯蘭革命，使親西方的沙阿下台，成立反美的伊斯蘭共和國[19]。

法國新聞社的報導稱「許多伊朗人認為美國採取雙重標準，她將自身包裝成自由捍衛者，但為了其自身的經濟和戰略利益卻毫不猶豫地利用秘密手段推翻民選政府」[111]。

金策表示「世界要為中東大部分地區缺乏民主而付出沉重的代價。阿賈克斯行動使專制君主認為只要與西方及西方的石油企業保持友好的關係，即使是無限制的壓制都是可以獲得容忍的」[112]。美國起初認為這是冷戰的一次勝利，但在回向報復之下，「阿賈克斯行動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裡制造出來的痛苦令人難以想像」，「英美兩國的情報官員不敢再厚顏無恥地干涉當地的內政」[107]。

1953年8月21日發行的《德黑蘭畫報》周刊封面，顯示一批武裝人員站在一輛坦克上。

美國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在政變前後都到訪過伊朗，他的記載稱「當摩薩台和波斯正在進行基礎改革的時候，我們便顯得反應過度，並與英國一起推翻了他。我們的確成功推翻了他，但是我們在中東的名譽卻失去了」[113]。

政變引伸的直接影響就是對伊朗持不同政見者的壓制，特別是民族主義政黨民族陣線及共產主義政黨人民黨[114][115]，權力再度被沙阿集團把持。

摩薩台最緊密的盟友、外交部大臣侯賽因·法特米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行刑隊在1954年11月10日執行了死刑[116]。金策表示「以勝利姿態回歸的巴列維下令對數十名與摩薩台有聯繫的軍事人員及學生領袖處死」[113]。

伊朗在1953年至1958年都屬於政治壓制時期，沙阿將民族陣線定性為非法組織，大部分民族陣線的領袖遭到逮捕[117]。人民黨受到的打壓更大，沙阿的保安部隊捉拿了4,121名活躍的人民黨黨員，當中40人被處死、14人死於酷刑，超過200人被判終身監禁[117]。伊朗軍隊裡的466名人民黨黨員（22名上校、69名少校、100名上尉、193名少尉、19名無軍銜人員及63名候補軍官）也沒有逃過一劫，同樣被捕[118]，在揭露出軍中暗藏人民黨黨員後，一些民族陣線的支持者抱怨那些軍人在當時或許可以拯救摩薩台。不過，僅有少數的人民黨黨員隸屬作戰部隊，特別是可以扭轉局勢的裝甲部隊。大部分被捕的人民黨軍人都是來自軍事學院、警察及醫療部隊[118][119]，至少11名被捕的軍人在1953年至1958年間飽受酷刑致死[120]。

沙阿政府在政變後成立薩瓦克（秘密警察），當中不少成員曾在美國受訓。薩瓦克在對異見者實施酷刑時「沒有受到嚴密的限制」，這種情況在多年來「急劇上升」[121]。

另一個影響是伊朗經濟的明顯改善。英國撤銷了對伊朗的石油禁運，石油收益較國有化之前的水平更有明顯的升幅。雖然伊朗無法自主石油資源，但沙阿同意以英國石油及八家歐洲和美國企業組成的財團取代英伊石油公司。伊朗的石油收益由1954年至1955年的34,000,000美元提升至1956年至1957年的181,000,000美元，並持續上升[122]，美國亦提供開發上的援助及顧問。

1970年代，沙阿政府提高稅收，外國企業由原來需要支付50%稅率提高到80%，開採專利權費用亦由12.5%提高到20%，而石油的定價權亦由伊朗重新掌握。石油企業僅能從每桶石油收取22%利潤[123]。

自由未來基金會創辦人及主席雅各·霍恩貝格爾（Jacob Hornberger）稱「毫不驚訝地，美國官員認為這次政變是最成功的外交行動之一，直到1979年沙阿遭到罷黜及反美伊斯蘭政權的成立振動了整個伊朗社會」[124]，「在本質上，政變為魯霍拉·穆薩維·霍梅尼的崛起清除了障礙，為日後各種事件甚至九一一事件也不無關係」[124]。

1953年伊朗政變是美國首次利用中央情報局推翻一個民選政府[125]。艾森豪威爾政府認為阿賈克斯行動取得了成功，並取得「直接和深遠的成果」，「中央情報局突然成為了美國重要的外交機關，而秘密行動也被看作是不費力且有效的途徑改變國際事件的趨向」。翌年，在瓜地馬拉以正當方式當選的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政府國有化聯合果品公司持有的農地，因此中央情報局策劃了成功行動推翻了瓜地馬拉政府[126]。

一個支持美國的伊朗政府有助於美國在中東取得地理和戰略優勢，毗鄰蘇聯的土耳其也成為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127]。

美國國務卿馬德琳·歐布萊特在2000年承認美國對於這段緊張關係所起的重要作用，並「願意以美國官員的身份作出最誠懇的道歉」。

2009年6月，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在埃及開羅發表的演講提到美伊關係，並談及美國在1953年伊朗政變當中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