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伊斯蘭革命

在這個「暴風雨前夕」時期[43]，剛萌芽的伊斯蘭復興思想開始削弱正在孕育的西方化概念，西方化正是沙阿世俗政權的主要構思。1979年革命的意識形態正在逐漸形成。賈拉勒·艾哈邁德所提出的西方中毒認為西方文化是災害，會令人中毒，必須把它們根除[44]。阿里·沙里亚蒂認為伊斯蘭教是第三世界的救星，能夠把第三世界從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及資本主義當中解放出來[45]。莫爾塔扎·穆塔哈里通俗地宣揚什葉派信仰[46]。這些思想都爭取到不少的聽眾、讀者和支持者[44]。

最重要的是，霍梅尼宣揚以反抗甚至是殉教來對抗不公和暴政是什葉派伊斯蘭教的所為[47]，穆斯林應該要抵制自由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的影響，遂出現了「既不倚東，也不靠西－伊斯蘭共和國！」的口號[48]。

與公眾見解不同，霍梅尼提出法基赫的監護這種政體的意識，認為每個人都需要受到「監護」，由伊斯蘭教法理學家負責統治及監管[49]。這種管治在伊斯蘭教裡「相比起禮拜和齋戒更加必要」[50]，將可確保伊斯蘭教不會偏離傳統的沙里亞法規，這樣就可消除貧窮、不公和外國無信仰者對穆斯林土地的劫掠[51]。

由伊斯蘭教法理學家統治這種意識經過他的著作《伊斯蘭政府:法學家的統治》、清真寺佈道、走私的講話錄音帶而廣泛傳播開去[52]，並流行在伊朗裡由學生（包括有才幹的教士如莫爾塔扎·穆塔哈里、穆罕默德·貝赫什提、穆罕默德贾瓦德·巴霍纳尔、阿克巴爾·哈什米·拉夫桑賈尼及穆罕默德·穆法塔赫）組成的反對派及傳統商界領袖當中[52]。

其他反對沙阿的派系還包括憲政自由主義者，即是由邁赫迪·巴札爾甘為首的民主伊斯蘭教改革派伊朗自由運動及世俗的伊朗民族陣線[53]。他們主要都是來自城市的中產階級，他們並非想以神權政體取締沙阿[54]，而是希望沙阿能夠遵從1906年伊朗憲法，但是這些組織的凝聚力和組織力不及霍梅尼陣營[55]。

以奉行共產主義的伊朗人民党及伊朗人民敢死隊組織為首的馬克思主義者受到政府的抑壓而被削弱[56]，但是這些游擊隊在1979年2月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給予「政權致命的一擊」[57][58]。最大的游擊隊伊朗人民聖戰組織奉行左翼伊斯蘭主義，反對以教士為本的伊斯蘭政府[59]。

許多教士都沒有追隨霍梅尼。受歡迎的阿亞圖拉（什葉派領袖）馬哈茂德·塔萊加尼支持左派[60]，而伊朗資歷最深及最具影響力的阿亞圖拉穆罕默德·卡齊姆·沙里亞特馬達里最初對政治保持疏離，後來支持民主革命。

霍梅尼致力於統合反對派（除了奉行無神論者的馬克思主義者）[61][62]，他特別強調沙阿政權所造成的社會經濟問題（腐敗及不平等的收入和發展）[61][63]，避免提及可能會引致派系內訌的細節，特別是他所計劃的教士統治[64]，他認為許多伊朗人受到西方帝國主義政治宣傳的影響而對此持有偏見[65]。

在後沙阿時代，一些革命分子與神權政權發生衝突，他們受到革命運動的打壓，抱怨他們遭到欺騙[63]，不過反沙阿的聯盟依然能夠維持著[66]。

在霍梅尼的兒子穆斯塔法逝世後，反沙阿的激進示威活動率先在1977年10月發生[78]。支持霍梅尼的激進分子「可能達到數百人」，但是在數個月後，在伊朗的大多數城市已聚集了數千名示威者[79]。

1978年1月，反沙阿示威出現了傷亡。庫姆數百名伊斯蘭學生和宗教領袖不滿受政府操縱的傳媒發佈的新聞報道，他們認為那是誹謗。政府出動軍隊驅散示威者，行動中有數名學生喪生（政府指有2-9名學生喪生，反對派則表示至少有70人死亡）[80][81]。

根據什葉派的傳統，追思儀式（四十日節）會在死者死亡後的四十天舉行。全國的清真寺都召集人們來紀念遇難的學生。在2月18日，多個城市裡的團體遊行紀念死者，並示威反對沙阿的統治[82]。大不里士發生暴力衝突，反對派聲稱約500名示威者被殺，政府則表示10名示威者喪生。這種事件不斷地重覆發生。新一輪示威於3月29日在全國舉行，豪華的酒店、戲院、銀行、政府機關及其他沙阿政權的象徵都被摧毀，保安部隊再次介入，多人喪生[82]。同樣的事件再度在5月10日發生[83]。

5月，政府突擊隊闖入教士領袖及政治中立的穆罕默德·卡齊姆·沙里亞特馬達里家裡，在他的面前射殺他的一名支持者。沙里亞特馬達里於是放棄他的靜默姿態，加入到反沙阿的陣營裡[84]。

伊朗沙阿在1977年與美國政府官員會晤，與會者包括阿爾弗雷德·阿瑟頓、威廉·沙利文、賽勒斯·萬斯、吉米·卡特及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

面對革命的威脅，沙阿希望尋求美國的支持。伊朗的歷史及戰略地位對美國十分重要，伊朗與美國的冷戰劲敵蘇聯接鄰，又是石油蘊藏量豐富的波斯灣裡最強大的國家。沙阿向來親美，但巴列維政權因其人權紀錄而不受西方歡迎。美國方面並不認為伊朗將會面臨革命，在沙阿逃離伊朗前的六個月，即是1978年8月，中央情報局的分析認為伊朗「沒有發生革命或處於面臨革命的狀況」[85]。

據史學家尼基·凱迪所述，卡特總統對伊朗「沒有清晰的政策」[86]。美國駐伊大使威廉·H·沙利文回想起當時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再三向巴列維保證美國會全力支持他」[87]。1978年11月4日，布熱津斯基訪見伊朗沙阿，向他表示美國會「盡可能支持他」[88]。不過在同一時間，一些美國國務院的官員相信革命會勢不可擋[89]。美國財政部長維納·邁克爾·布魯門塔爾在1978年秋季訪問伊朗後不滿於沙阿的情緒失去控制，匯報道：「我們在伊朗有一位行屍走肉的僵屍。」[90]布熱津斯基和美國能源部長詹姆斯·羅德尼·施勒辛格的立場堅定，再次保證沙阿將會得到軍事支援。社會學家查爾斯·庫茲曼認為卡特政府並非優柔寡斷或同情革命派，當時的卡特政府堅定地支持沙阿，即使在沙阿政權已不可救藥後，卡特政府也孰促伊朗軍方實行「最後一著的軍事政變」[91]。

許多伊朗人相信，一些美國高級官員對革命的缺乏干預及同情的言辭「對霍梅尼的勝利負上責任」[86]。一些更極端的主張聲稱沙阿的倒台是「陰謀推翻民族主義、改革主義及一意孤行的君王」的結果[92]。

到1978年夏季，示威的規模維持了四個月不變，主要城市依然各聚集了萬名示威者（伊斯法罕的示威規模較大，而德黑蘭的示威規模則較小）。虔誠的伊朗穆斯林幾乎完全動用了他們的「清真寺網絡」，但對於有「超過1500萬成年人」的伊朗來說，示威者僅屬少數[93]。1978年6月17日又到了四十日節，示威者在每四十天都會示威哀悼早前喪生的示威者，而每次示威都會造成傷亡，直至溫和的宗教領袖沙里亞特馬達里呼籲示威者冷靜和留在家裡才得以平息[94]。沙阿為了嘗試討好溫和的教士以平息不滿，他解雇了薩瓦克（秘密警察）的領導人，並承諾會在下一年6月舉行選舉[95]。

8月，抗議的力度卻突然「踏上了高速檔門」[93]，示威者的人數迅速增加到數以十萬計[96]，這主要由兩個因素促成。

沙阿政府為了抑制通脹而緊縮開支，裁員人數驟升，當中尤以年青、非技術的男性職工為重，他們大多居住在城市貧民區。到1978年夏季，這些具有傳統鄉村背景的職工大量地加入到街道抗議的行列裡[97]。

另一個原因是發生在1978年8月的雷克斯戲院火災，事件中有超過400人喪生。戲院原本是穆斯林示威者的襲擊目標[98]，但是由於人們對政權的不信任及其政敵的溝通技巧使得公眾相信那是薩瓦克的所為，以陷害反對派[99]。翌日，約萬名死傷者親屬及他們的支持者舉行了大型喪禮，並且在示威高呼「燒死沙阿」及「沙阿有罪」[100]。

伊朗新首相賈法爾·謝里夫-埃馬米在八月末上任，實施與沙阿相反的政策。賭場關閉，皇曆也被廢除，又認可政黨的活動，但是這些措施也是徒勞[101]。9月，伊朗的局勢迅速惡化，示威抗議已成常態。沙阿宣佈戒嚴，禁止所有遊行示威。9月8日，逾千名示威者仍在德黑蘭聚集，保安部隊開火殺死數十人，這一天被稱為黑色星期五[102]。

教士領導層宣稱「逾千人被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軍隊殺死」[103]，不過從今回想，黑色星期五的「主要傷亡」是反對派與沙阿政權「妥協希望的幻滅」[104]。那些部隊是由庫爾德人組成，事實上他們受到狙擊手襲擊，經殉道者基金會計算，當天示威造成的死亡人數共有84人[105]。同時，政府表現出來的暴行離間了其他伊朗人民和沙阿的海外盟友。

到1978年晚夏，許多伊朗人認為反對派的運動推翻沙阿政權已經變得「可行」，助長了更多的支持[79]。10月的大罷工使經濟陷入癱瘓，主要的產業全面停工，這「為沙阿的命運蓋棺論定」[106]。到了秋季，革命已得到廣大且強力的支持，使得那些反革命的人們再也不願意暢所欲言[79]。有來源指出，「革命在1978年11月中旬已取得勝利」[79]。戈拉姆·列扎·爱资哈里將軍領導的軍政府取代了嘗試與反對派調和的伊朗首相謝里夫-埃馬米[107]。

霍梅尼在諾夫勒堡被大批傳媒包圍。

沙阿為了削弱霍梅尼聯絡其支持者的能力，他力勸伊拉克將霍梅尼驅逐出境，伊拉克政府從善如流[108]。霍梅尼在10月3日離開伊拉克，前往科威特，卻被科威特拒絕入境。3日後，他前往巴黎，在諾夫勒堡市郊安頓[109]。霍梅尼雖然已遠離伊朗，但是他在法國可更輕易地使用電話聯繫祖國及接觸國際傳媒。

12月2日，正值伊斯蘭曆裡的穆哈蘭姆月，超過200萬人聚集在德黑蘭的自由廣場要求罷免沙阿及爭取霍梅尼返國[110]。

德黑蘭的大規模示威。

一周後的12月10日及11日，「總數達600至900萬」的反沙阿示威者在全國各地遊行。據一位史學家所說，「即使撇除誇大的數字，這個數字都是史上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111]。

高達1%全國人口參與的革命已極少聽聞。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1917年的俄國革命及1989年羅馬尼亞革命的參與人數可能超過了全國人口的1%，然而在1978年12月10日及11日，超過全國人口10%的示威者參與了反沙阿的遊行[11]。

1978年末，沙阿正在物色首相人選，又向反對派人物招手，當「在數個月前，他們或許會接納這種任命，視為夢想成真」，但這時「他們卻視之為毫不重要」[112]。在1978年的最後一天，反對派領袖沙普尔·巴赫蒂亞爾接受政府的任命出任首相，他旋即被反對運動逐離[113]。

到12月中旬，沙阿的姿態已降低至「得到准許留在伊朗」，反對派卻斷然拒絕了這個請求。到12月將近結束，「沙阿願意暫時離開伊朗」，但是依然不被反對派接受[114]。1979年1月16日，沙阿與皇后離開伊朗，伊朗舉國一片歡欣，「在數個小時之內，巴列維王朝的象徵悉數被摧毀」[115]。

巴赫蒂亞爾解散了薩瓦克，釋放政治犯，下令軍隊准許群眾集會示威，又承諾會舉行自由選舉，邀請霍梅尼返國，又提請革命分子進入「民族團結」的政府[116]。數天後，巴赫蒂亞爾正式批准霍梅尼返國，邀請他在庫姆創造一個梵蒂岡式的國家，又號召反對派共同維護憲法。

霍梅尼返回伊朗

1979年2月1日，霍梅尼乘坐法國航空的波音747包機返回德黑蘭[117]。數百萬人歡迎他的回歸，他在乘搭汽車離開機場後被熱情的人群淹沒[118]，被迫轉乘直升機。霍梅尼不僅成為了革命的必然領袖[119]，他還成為了「半神」般的人物，他所乘坐的飛機降落在機場時，人們都在歡呼「伊瑪目霍梅尼，我們向你致敬，願主賜你平安」[120]。人群又贊頌道「伊斯蘭、伊斯蘭、霍梅尼，我們會追隨你」，甚至出現了「立霍梅尼為王」的口號[121]。

從霍梅尼回國那天起，他便表示強烈反對巴赫蒂亞爾政權，並說「我要挫敗他們」[122]。

霍梅尼在2月4日任命邁赫迪·巴扎爾甘為臨時政府首相，「得到國民支持」[123]。霍梅尼命令伊朗人需要服從巴扎爾甘，行使宗教義務。

霍梅尼政府的勢頭一時無兩，士兵都逐漸投靠霍梅尼一方。在2月9日下午約10時，霍梅尼向不願意投降的軍隊發動聖戰，忠於沙阿的伊朗帝國防衛軍與支持霍梅尼的伊朗空軍叛軍霍馬法蘭爆發衝突[125]，革命分子及叛軍佔據上風，開始接管警局及軍事設施，向公眾發放武器軍備。到2月11日下午2時，非神權臨時政府正式倒台，最高軍事委員會宣稱軍方「對目前的政治爭議保持中立……以防止局勢進一步變得混亂和發生更多的流血事件」[126][127]。革命分子又接管了政府機關、電視台及巴列維王朝的宮殿。

在伊朗每年的2月1日至11日期間都會慶祝「曙光旬」[128]，2月11日是「伊朗伊斯蘭革命勝利日」，那一天是伊朗的公眾假期，國內每個城市都會在那一天發起遊行[129]。

一些觀察員認為「開始時由眾多反沙阿勢力組成的真誠、反獨裁的群眾革命，不久後卻轉而成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的奪權行動」[131]。除了霍梅尼的忠實支持者，反沙阿聯盟認為霍梅尼只打算成為精神領袖，而不是要成為統治者[132]，因為霍梅尼已年過70歲，沒有出任過公職，又在伊朗境外流亡了超過十年，他又曾經說過「宗教領袖不是要去統治別人」[133][134]。

另一種觀點認為霍梅尼「在意識形態、政治及組織領導權上佔了壓倒性的優勢」[135]，而非神權的派系也未有真正對霍梅尼的運動提出挑戰和得到群眾支持[136]。霍梅尼政權的支持者則聲言反對霍梅尼的人就是外國的「第五縱隊」，指控他們試圖推翻伊朗政府[137]。

霍梅尼及他的支持者在革命組織裡實施伊斯蘭共和國所應用的「法基赫的監護」，利用他們的盟友（如伊朗臨時政府的邁赫迪·巴扎爾甘）使霍梅尼成為最高領袖[138][139]，之後逐一把這些對手趕下政治舞台[140]。

革命衛隊是最主要的革命組織[141]。

溫和的巴扎爾甘政府安撫中產階級，使他們明顯地沒有足夠的勢力蓋過霍梅尼的革命組織，特別是革命議會（革命國家的「實權」[142]）及後來的伊斯蘭共和黨。雖然霍梅尼同時承認巴扎爾甘政府及革命議會（具有通過法案的權利），但是兩者的權利重疊不可避免地形成衝突[143]。

不過這種衝突只維持了多個月，美國駐伊朗大使館的官員在1979年11月4日被扣留為人質。巴扎爾甘向霍梅尼請辭，霍梅尼沒有怪責他，並接納了他的請辭，霍梅尼說道「巴扎爾甘先生感到有些疲累……希望可以退出一會兒」，霍梅尼後來又形容他當初任命巴扎爾甘是一個「過失」[144]。

霍梅尼在1979年5月5日成立革命衛隊[145]，以抗衡左翼武裝分子及沙阿的軍事力量。革命衛隊最終成為了「完全的」軍事部隊及「革命最強大的機關」[146][147]。

在革命衛隊之下還有巴斯基（字面解為「動員抵抗力量」）[148]，他們會在緊急時期動員起來攻擊敵對的示威者及報章辦公室[149]。

伊斯蘭共和黨則致力於以法基赫的監護建立神權政府[150]。

革命委員會的數千名成員成為了新政權的耳目，評論家相信他們與「許多姿意的拘捕、死刑及充公財產」有關[151][152]。

伊朗真主党執行政權的意志，這些「暴徒」襲擊示威者及那些批評霍梅尼的報章辦公室[153]。

在沙阿倒台後，還有兩個主要的政治團體成立起來沖擊支持霍梅尼的派系，這兩個政治團體分別是與阿亞圖拉穆罕默德·卡齊姆·沙里亞特馬達里有聯繫的穆斯林人民共和黨及世俗左翼的民族民主阵线，他們在後來都被封禁[154][155]。

在3月30日及31日（波斯曆1月10日及11日），伊朗舉行公投決定是否以「伊斯蘭共和國」取代君主政體，「伊斯蘭共和國」一詞沒有在選票上作出定義。霍梅尼號召了大量人投票[156]，只有民族民主阵线、伊朗人民敢死隊組織及多個庫爾德人團體反對該議題，最終結果顯示98.2%的選票是支持票[156]。

在1979年1月，自由運動發佈為伊斯蘭共和國草擬的憲法，這部憲法的草擬早在霍梅尼仍在外流亡時已開始。憲法草稿提到一個可以否決非伊斯蘭法規的憲法監護法庭，但並沒有提到監護法官統治者[157]。左翼分子認為這部憲法草稿過於保守，需要作出重大變更，但霍梅尼則認為這是「恰當」的[158]。為了讓憲法得到通過及防止左翼分子的修改，由73人組成的憲法第一專家會議在夏季被選舉出來。評論家認為這是「造票、侵犯敵對候選人及傳播錯誤信息」以「創造一個由忠於霍梅尼的教士所造成、具有絕對支配地位的會議」[159]。

不過，儘管霍梅尼認為憲法妥當，霍梅尼及第一專家會議反而否決了憲法，霍梅尼宣稱政府必須完全基於伊斯蘭教[160]。

除了伊朗總統，新憲法刻意為霍梅尼設立了更具權力的監護法官統治者[161]，這個職位可以控制軍事保安部門，又有權任命多個重要的政府及司法官員。新憲法又增加了憲法監督委員會的人數和權力，使之可管理選舉[162]，甚至是立法機關通過的法律。

據說，新憲法也在公投壓倒性地得到通過，但是這一次受到較多反對，投票人數亦較少[註 2][163]。

脅持52名美國外交官員超過一年的事件有助於憲法的通過、抑制溫和派及激化革命。1979年10月，流亡在外的沙阿病危，美國准許他入境接受治療。伊朗隨即強烈抗議，霍梅尼和左翼分子均要求將沙阿引渡回國受審及行刑。1979年11月4日，一群自稱為伊瑪目的門徒的年輕伊斯蘭分子侵入大使館扣押大使館職員，這使革命派回想起26年前當沙阿逃往海外時，美國中央情報局及英國特工策劃政變推翻沙阿的民族主義競爭對手。

脅持人質事件深得人心，即使在沙阿病逝後事件依然持續了多個月。霍梅尼向未來的總統阿伯爾哈桑·巴尼薩德爾解釋道：

在得到公眾注意下，伊瑪目的門徒發佈了美國外使或「特務」的文件，顯示溫和派的伊朗領導人曾與美國官員會面[165]。巴扎爾甘和他的政府都成為了人質危機的輸家，他們已在11月請辭，無法下令釋放人質[166]。

營救人質的失敗也使霍梅尼的威望與日俱增，使人相信這是真主從中介入[167]。

在1980年9月，奉行泛阿拉伯主义及遜尼派當道的薩達姆·侯賽因政權在鄰近的伊拉克乘伊朗革命內亂而入侵，企圖扼殺還在襁褓當中的革命。伊朗「受到刺激」[168]，伊朗人與他們的新政府團結起來阻止伊拉克入侵，後來更逆轉了伊拉克的進攻。至1982年初，伊朗幾乎完全收復所有伊拉克侵佔的領土[169]。

如同人質危機那樣，兩伊戰爭為政權提供了激發革命熱情和鞏固革命派的機會[170]。雖然兩伊戰爭造成了龐大的經濟損失和破壞，但戰爭「復原了民族團結及伊斯蘭革命的動力」、「抑制了難以應付的爭論和糾紛」[171]。

在3月初，霍梅尼聲言「別用『民主』一詞，那是西方模式」，這使支持民主政體的自由主義者感到失望[172]。

民族民主阵线在1979年8月被取締，臨時政府在11月也被削奪權力。穆斯林人民共和黨在1980年1月也被取締，而伊朗人民聖戰組織的游擊隊在2月受到襲擊。1980年3月，大學裡開始進行肅清，身為左翼伊斯蘭分子的總統阿伯爾哈桑·巴尼薩德爾在1981年6月受到彈劾[173]。

在憲法起草大會選舉不久後的8月中，數十家反對霍梅尼所主張由教法學家進行神權統治的報章雜誌被查封[174][175]。民族民主阵线隨即發起示威，霍梅尼憤怒地貶斥他們，稱「我們還以為我們在跟人類來往，原來事實不是這樣」[176]。

伊朗真主党襲擊示威者，數百人被「石頭、棍棒、鐵鍊、鐵棒」所傷[175]。不久後，政府發出逮捕令拘捕民族民主阵线的領袖[177]。

穆罕默德·卡齊姆·沙里亞特馬達里

12月，那些支持民主政治而非神權統治的伊朗人都把希望寄託在溫和的伊斯蘭政黨穆斯林人民共和黨及其精神領袖穆罕默德·卡齊姆·沙里亞特馬達里[178]。沙里亞特馬達里的家鄉發生了暴亂，穆斯林人民共和黨的成員和沙里亞特馬達里的支持者佔據了大不里士的電視台，並以此「散播他們的要求和不滿」。政權迅速作出反應，派遣了革命衛隊奪回電視台，活躍分子策動了支持霍梅尼的大型集會[179]。穆斯林人民共和黨最終被禁制[178]，穆罕默德·卡齊姆·沙里亞特馬達里在1982年被貶職，不再是大阿亞圖拉，許多他的支持者也被肅清[180]。

阿伯爾哈桑·巴尼薩德爾在1980年1月當選為伊朗總統，他是一名左翼分子，與霍梅尼的盟友、控制了議會的伊斯蘭共和黨對立[181]。

1958年的巴尼薩德爾

與此同時，霍梅尼昔日的革命盟友、伊斯蘭現代主義游擊隊伊朗人民聖戰組織被霍梅尼的革命組織鉗制。霍梅尼抨擊伊朗人民聖戰組織是偽信者（穆納菲格）和無信仰者（卡菲爾）[182]。真主黨攻擊人民聖戰者組織的聚會地點、書店及報攤，迫使左翼分子轉而成為地下組織[183]。作為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大學被關閉以清洗神權政治的反對者。20000名教師及8000名軍官因為被認為是過於「西方化」而被解雇[184]。

至1981年中，事情發展至緊急關頭，霍梅尼試圖使巴尼薩德爾與伊斯蘭共和黨和解的努力失敗[185]，巴尼薩德爾成為了對神權政治「抱有懷疑或持不同政見者」的號召人物，包括伊朗人民聖戰者組織[186]。

民族陣線的領導人在1981年6月發起示威，支持巴尼薩德爾。霍梅尼恐嚇他們的領導人，指「如果他們不悔過的話」[187]，他們會因叛教而被判處死刑。自由运动的領導人被迫在公眾廣播上為支持民族陣線而道歉。那些參與集會的領導人被真主黨及革命衛隊恐嚇而被迫保持沉默[188]。

伊朗人民聖戰者組織以恐怖活動報復伊斯蘭共和黨。在1981年6月28日，伊斯蘭共和黨辦公室發生炸彈爆炸，導致大約70名高級官員、內閣成員及議員喪生，當中包括伊斯蘭共和黨的秘書長、伊斯蘭共和國司法機關的首長穆罕默德·貝赫什提。政府逮捕了數千人，數百人遭到處決[189]。縱使發生了暴力事件和其他的暗殺事件，發起大型起義及武裝反抗霍梅尼的希望都被粉碎[150]。

伊朗人民聖戰者組織的炸彈襲擊不是唯一針對霍梅尼政權的暴力事件。在1979年5月，福爾剛集團暗殺了霍梅尼的副官莫爾塔禮·穆塔哈里[190]。馬克思主義者的游擊隊和支持聯邦制的團體在一些地區策動叛亂，包括胡齊斯坦省、庫爾德斯坦及卡布斯拱北，導致他們與革命武裝交火。這些叛亂在1979年4月伊始，根據地區的不同而持續了數個月至數年不等。

伊朗伊斯蘭革命對於80年代的國際均勢上的影響巨大，這也改變了非穆斯林世界人民對伊斯蘭教的認識，更多人對伊斯蘭教產生了更大的關注，不論那是基於同情還是懷有敵意[200][201]。甚至有猜測指革命可能會改變「世界的均勢，希特勒征服歐洲以來的政治事件都比不上它」[202]。

伊斯蘭共和國以「既不倚東，也不靠西」的口號將自身定位為革命明燈，號召中東以至全世界推翻資本主義、美國的影響力及社會上的不公。伊朗革命領袖在第三世界支持與穆斯林無關的革命團體，也尋求他們的支持，如尼加拉瓜的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愛爾蘭的臨時愛爾蘭共和軍及南非的反種族隔離運動，甚至有些已達到支持非穆斯林革命更多於伊斯蘭革命阿富汗聖戰者的程度。

由什葉派領導的伊朗革命派明確地號召波斯灣地區推翻君主政體，一如伊朗般建立伊斯蘭共和國，使由遜尼派主導的阿拉伯鄰國伊拉克（共和政体）、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及其他波斯灣阿拉伯國家對伊朗加以警惕，這些國家都是君主政體，國內又有為數不少的什葉派民眾。在接下來八年的兩伊戰爭使伊朗和伊拉克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命傷亡。雖然戰爭是因為伊拉克入侵伊朗而爆發，但是大部分的戰鬥都是在伊朗收復了失地及伊拉克提出了和約後發生的，伊拉克提出的和約被霍梅尼拒絕，他又宣稱「巴格達政權必須被推翻，並建立伊斯蘭共和國」才是和平的唯一條件[203]。不過戰爭在伊拉克沒有發生伊斯蘭革命的狀況下結束。

伊朗伊斯蘭革命使伊朗和美國由盟友變成仇敵。伊朗革命派希望把沙阿引渡回國行刑，美國總統卡特不再支持沙阿和幫助他重奪權力。身患癌症的沙阿要求入境美國就醫，德黑蘭的美國使館人員反對這個請求，他們堅持要穩定美國和過渡革命政府之間的關係。卡特雖然傾向支持美國使館人員的意見，但礙於基辛格、洛克菲勒及其他支持沙阿的政治人物施加壓力，他最終只得答允沙阿的請求，這使得伊朗革命派更堅定地認為前君主政權是美國的傀儡，導致霍梅尼陣營裡的激進學生攻擊美國大使館[204]。

伊朗人質危機損害了兩國之間的外交。在1980年4月7日，美國與伊朗斷絕外交關係[205]，兩國至今仍未恢復外交關係。1981年4月24日，瑞士政府以中立保護國的身分代表美國在德黑蘭的利益，而伊朗在美國的利益則由華盛頓的巴基斯坦大使館伊朗外交利益辦事處作為代表[206]。

在中東及穆斯林世界，伊朗伊斯蘭革命觸發了巨大的熱忱，使反對西方干預和影響的力度成倍增長。各國相繼發生伊斯蘭暴動，包括沙特阿拉伯的大清真寺劫持事件、埃及总统穆罕默德·安瓦爾·薩達特遇刺、敍利亞哈馬大屠殺及黎巴嫩1983年美国大使馆炸弹袭击[207]。

雖然只有黎巴嫩的伊斯蘭分子取得成功，其他的伊斯蘭活動也產生了長遠的影響。霍梅尼在1989年發佈一條教法，下達對《撒旦诗篇》作者英國人薩爾曼·魯西迪的追殺令，引起了國際迴響。伊斯蘭革命政府也被認為協助黎巴嫩真主黨及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的成立[208]。

另一方面，有觀察員認為革命政府雖然投放了許多努力及費用以扶植伊朗以外的革命勢力，當中「具有持續影響」的只有黎巴嫩和伊拉克[209]。另外有意見認為極具破壞力的兩伊戰爭「致命地傷害了……傳播伊斯蘭革命的理想」[130]，伊斯蘭共和國志在追隨意識形態，而不是建立「民族主義、實用主義」的外交政策，使伊朗難以成為「強大的地區勢力」[210]。

在國內，伊朗伊斯蘭革命擴闊了教育的層面及對窮人的醫療保健，又作為伊斯蘭教的政治宣傳、消除世俗主義及美國文化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在政治自由、政府廉政、良政、經濟平等、自給自足、甚至是宗教虔誠方面的轉變則較少[211][212]。一些民意調查及觀察員反映了國內普遍的不滿情緒，包括革命一代與年輕伊朗人之間的「裂縫」，年輕伊朗人「難以理解他們的父母所表達的熱情到底是為了甚麼」[213]。

伊斯蘭共和國政府在改革後，依照伊斯蘭教的原則下，識字率進一步得到提升[214][215]。到2002年，文盲率已下跌了超過一半[216][217]。產婦及嬰兒死亡率亦顯著地下跌[218]。人口增長在起初受到鼓勵，在1988年後則不再受到鼓勵[219]。總括來說，伊朗的人類發展指數由1980年的0.569攀升到2002年的0.732，與土耳其處於平等水平[220][221]。

革命後的伊朗經濟沒有繁榮起來，伊朗對石油出口的依賴依然強烈[222]。國民平均收入隨著油價而波動，據說曾經跌至革命前的四分之一[223][224]，至今仍未達到革命前的水平。伊朗年輕人的失業人數持續上升，大抵是因為經濟制裁及國內腐敗。

音樂、影帶、影像、衛星電視、快餐及燻肉產品等西方的文化影響力依然存在[225]。一個在革命後進行的民意調查指出，61%的德黑蘭學生選擇「西方藝人」成為他們的偶像，只有17%選擇「伊朗官員」為偶像[226]。

伊朗擁有民選的全國、省區及地區政府，他們都隸屬於神權政體，神權政體對議會及法案具有否決權，對比起沙阿政府的同等機關有更大的權力。在伊朗佔少數的遜尼派（約8%）成為了不穩定的因素[227]，伊朗的少數非穆斯林族群不享有平等的權利，在290席的議會裡只有5席是給予這些族群[228]。

巴哈伊信仰的追隨者更加得不到保障，他們被認為是異端及顛覆分子。已有超過200名巴哈伊信仰的追隨者被處決，更多的人被囚禁，褫奪工作、養老金、從商及教育的機會。巴哈伊信仰的聖地被充公、摧殘及破壞[229][230]。有巴哈伊信仰的追隨者在近期被剝削教育及工作的機會，數千名年齡介乎17至24歲的年輕巴哈伊信仰者被大學無理開除[231]。

伊斯蘭共和國帶來了更多還是更少的政治打壓仍存有爭議。對沙阿暴政和腐敗的怨言如今卻對準了那些伊斯蘭法學家。對薩瓦克的恐慌被對革命衛隊和其他革命執行者的恐慌所取代[153]。一些人認為神權政體對人權的侵害較君主政體時更甚[232]。人權組織反映出伊朗國內的酷刑、囚禁異見人士及殺害著名評論家的狀況。伊朗文化及伊斯蘭教令部執行審查制度，沒有官方的允許下，「書籍雜誌不得出版、錄音帶不得分發、電影不得播映、文化團體不得成立」[233]。

特別是那些有傳統背景的婦女參與了導致革命的大規模示威[234]。自從革命以後，婦女的大學入學、在行政部門工作及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上升[235]（對於政權來說，這是一個警號）[236][237]，有多位婦女被選舉成為議員。

不過，革命的意識形態反對性別平等。在伊斯蘭共和國成立後的數個月內，1967年的家庭保護法被廢止，立法規定婦女外出時必須佩戴頭巾[238]，在政府任職的女性被迫要遵守伊斯蘭教的著裝要求，女性不得擔任法官，海灘及體育競技都要實施性別隔離，婦女的適婚年齡調低至13歲，已婚的婦女不得在常規學校上課[239]。婦女隨即發起示威[240][241]，在隨後的幾年內，一些政策得以撤銷。婦女在繼承權及人權其他方面的不平等現象依然存在。性別隔離在「課室、滑雪道以及公共巴士」仍嚴格執行。被革命官員發現與異性共處的婦女要接受婦科檢查[242]。有婚前性行為的婦女會被罰款、鞭打甚至是處死[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