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乱华

南宋作品《容齋隨筆》中，作者洪邁首次提出五胡亂華這個名詞。傳統上，除漢族以外的塞外各民族都可以被泛稱為胡人。五胡這個名稱的來源，學界有所爭議。从比较早的有关记载来看，胡人的称谓最初仅限于匈奴。在秦末汉初，漠北的匈奴形成为一个领地很广的大型帝国，至冒顿单于统治时期，匈奴击败了其西境以月氏为首的诸多各民族联盟，还击败了其东境強大的东胡民族。这些被打败的遊牧各族自然也就被纳入到了匈奴的势力范围内。由于匈奴以胡自称，又适逢西汉初期汉匈和解，于是这些被匈奴降服的包括月氏、羌、東胡（烏桓、鮮卑）、丁零在内的各个游牧民族也一律被当时的汉朝人视为胡人看待，其被匈奴長期占领的游牧地带也都被默许为胡地。此后汉匈决裂，故此又多以匈奴一词来作为汉军主要作战对象的专称，以避免将匈奴体中其他各族同时摆放在敌对的位置上。王樹民、孫仲匯、雷家驥等人認為，五胡即五部胡，源自劉淵領導的五部匈奴。但在這個時期的史書中，五胡常被當成所有胡人的泛稱，未特定指某個種族，在談到匈奴時，通常稱其為匈奴，因此這個說法未得到學界一致認同。陳寅恪認為，五胡之名，起自於五德終始說，是圖緯符命思想下的產物，並不特定指某個種族。周一良也支持這個說法。[1]

北魏史學家崔鴻以其中十六個國家撰写了《十六国春秋》（“五凉、四燕、三秦、二赵，并成、夏为十六”），因此中國史家又稱此時期為五胡十六國。唐朝官方編輯的史書，如《晉書》等，由于諸胡入侵中華伴隨著大規模種族滅絕行為，凡有此類性質都不被認為是正統國家，五胡亂華造成中國平民大規模減少，漢人不得不渡河南遷，中華正統政權南遷，史稱「衣冠南渡」[2][3]。

洪邁在《容齋隨筆》中列舉7個人︰劉聰、劉曜、石勒、石虎、慕容儁、苻堅、慕容垂。但這7個人，分屬四族，即匈奴、鮮卑、羯、氐，因此五胡概念在南宋時仍未完全確定。王應麟將五胡解釋為「劉淵匈奴，石勒羯，慕容鮮卑，苻洪氐，姚萇羌。」元胡三省註《資治通鑑》時，將五胡定義為「匈奴、羯、鮮卑、氐、羌」。在胡三省之後，五胡即「匈奴、羯、鮮卑、氐、羌」這個定義開始被廣泛接受。

漢朝在擊敗匈奴後，除了遠遁到塞外的遊牧民，留在原地的匈奴民族，受到漢王朝控制。

46年之後，東漢朝廷常以招引或強制的方式，將邊疆的北方草原各族內遷，以便監控各族或是增加兵源和勞動力。朝廷有意識的削弱遊牧民族的勢力，降低其地位，以方便控制[4]。

曹操開始，魏晉就不遺餘力將匈奴、羯、氐、鮮卑、羌等各異民族內徙，胡人已入居关中及泾水、渭水流域，对晉都洛阳形成包围之势。晉惠帝當時，發生了氐帥齊萬年之亂，江統寫下《徙戎論》，他看出異族的潛在威脅，於是主張徙民，但由於賈南風專政，所以並沒有採納江統的建言。在晋惠帝时期的八王之乱時，王浚和司馬颖相攻，原本臣服於晋朝的匈奴人劉淵軍團乘機割據漢地建國，建立漢國並俘虜晋懷愍二帝。晉朝喪失對華北的控制，而漢國隨即分裂，其他胡人趁机起兵南下争夺中原地区的控制权，此後百餘年不同民族在中原混戰，於是中原大亂，史稱「五胡亂華」。

五胡亂華是由氐族及匈奴族揭開序幕。304年冬天，氐族領袖李雄佔成都，自稱“成都王”；史稱成漢，匈奴贵族刘渊起兵于离石（今山西离石），國號漢（後改趙，史稱前趙）。是五胡建國的開始。

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刘渊死，其子刘聪殺太子劉和即位。

311年（永嘉五年）四月，劉聰部下石勒歼晋军十多万人于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鹿邑），并俘杀太尉王衍等人。劉聰又遣大將呼延晏率兵攻洛阳，屢敗晉軍，前後殲滅三萬餘人。六月呼延晏到達洛陽，劉曜等人帶兵前來會合，攻破洛陽，縱容部下搶掠，俘虏晉怀帝，杀太子、宗室、官員及士兵百姓三万多人，並大肆發掘陵墓、焚毀宮殿，史稱「永嘉之禍」或「永嘉之亂」等。

313年，劉聰毒死了晉怀帝。懷帝姪司馬業（或作司馬鄴），在長安登基，是為晉愍帝。

316年前趙劉曜攻長安，俘虜晉愍帝。

317年晉愍帝被殺，士族王導、王敦等，扶植晉朝遠房宗室司馬睿，在建康登基，是為晉元帝，歷時五十二年的西晉滅亡，東晉開始。

永嘉之乱以后，華北长期陷于战争，民生經濟大受破壞，人口銳減，晋室政权南下，改都建康，建立了东晋。

五胡乱华时，又有大量的西北诸胡和北方的鲜卑迁入中原。《晋纪》、《晋书》记录当时永嘉丧乱，中原士族十不存一。唐编《晋书》卷65《王导传》据说：“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洛阳倾覆以后，中原的士族男女十有六七到长江下游的江南避难。随着东晋政权在南方的建立，北方人口向南方迁移的规模更大。截至南朝刘宋初年，南渡人口已近30万户，达到90多万。这些南迁的北人，给南方注入了新的活力。北方汉人能走的都走了，不能走的纠合宗族乡党建立坞堡以自保。匈奴、羯等族军队所到之处，屠城掠地千里（如《晋阳秋》残本所称的“胡皇”石勒一次就屠杀百姓数十万，诸晋史中也有大量屠杀记录，屠杀在数个州开展，石勒其侄石虎更加残暴）。

當時北部的外族統治者在發動征戰時，多趨用其他民族為前趨，如《宋書·柳元景傳》北方被俘的漢族軍士云：「虐虜見驅，後出赤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又，《宋書·臧質傳》載拓跋壽致書臧質：「吾今所遣鬥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秦氐、羌。設使丁零死者，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正減并州賊；氐、羌死，正減關中賊。卿若殺丁零、胡，無不利。」臧質得書後，立即將此書另寫以示北魏士眾，並告之曰：「汝等正朔之民，何為力自取如此。大丈夫豈可不知轉禍為福邪！」皆以種族矛盾和正朔云云為號召[5]。

原先在中原地区的士族、仕人、农民、手工业者、商贾等也纷纷 逃亡到南方去，他们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使江淮和江南地区日渐富庶和繁华，最终在南北朝时期取代中原而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

在當時北方許多人眼中，東晉、劉宋等南方政權雖然局促一隅，但仍算是漢族的正統政權，因此王猛諫苻堅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直到蕭梁時，梁武帝蕭衍都還被中原士大夫認為是「正朔」的代表。除了種族和正朔問題以外，漢地北部在異族統治時，雖有少數以仁政安百姓，但更多的是行橫征暴斂，屠殺虐苛之事，因此，謝靈運言：「北境自染逆虜，窮苦備罹，征調賦斂，靡有止已，所求不獲，輒致誅殞，身禍家破，闔門比屋。」此亦為北方漢人期待歸漢之因。所以晉、宋的漢族政權多次北伐，亦往往利用北方漢民舊戶以為助。如桓溫伐苻秦時，進軍關中，抵灞上，「居人皆安堵復業，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劉裕北伐長安，王鎮惡等乘利徑趨潼關，為姚紹所拒，發生轉輸不充而乏食的問題，眾心疑懼，大軍無法及時救援，王鎮惡於是親至弘農，說諭當地漢族百姓，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克長安，滅後秦後，劉裕欲離開長安南歸，「三秦父老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沾王化，於今百年矣。始睹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數千間，是公家屋宅，舍此欲何之？』」北方漢族人民，盼望回歸漢族政權之情如是，乃至許多北方政權初起時，亦都打著晉官的名義，以號召民眾歸心[5]。

迁到南方的中原漢族与当地的漢族互相影響，形成了一种包含江南特质的新兴文化；华北的五族（匈奴、鲜卑、羯、羌、氐）與漢族之间进行了长期混战和厮杀，到五胡乱华的后期，除汉族和鲜卑族仍保持其勢力與明顯的民族認同外，匈奴、羯（匈奴中的白奴）、羌、氐戰敗後或被大量屠殺，或是逐漸被同化，鲜卑族拓拔部最终获取胜利，建立北魏之后逐渐统治华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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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徙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