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资本主义

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等社会主义者通常将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术语和概念进行使用。

最早对苏联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评价形成于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者中，并且保罗·亚布里齐（）也将其记录在他的俄罗斯无政府主义研究中。[29] 此主张日后成为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研究标准。举例来说，在1935年，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尔德曼发表了一篇标题为 “俄罗斯没有共产主义” （）的文章，这篇文章中讲到苏联：

“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许可以称作国家资本主义，但是如果能把共产主义扯上关系就更好了【……】苏俄想推进独裁政治的意图众人皆知，且从经济上来说，也会是最愚蠢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30]

当提到马克思主义时，默里·布可钦发表了以下看法：

“马克思主义已演变成一种意识形态，被如俄罗斯这样有着先进的国家资本主义运动的国家所吸收。这似乎是对历史的一种讽刺，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现今却变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的一部分，这也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辩证中所没有预测到的。而本应该在资本主义中掀起革命的无产阶级，却甘愿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部分。【……】列宁察觉到并且将‘社会主义’描述成‘只会为人民群众创造福利的垄断资本主义’。这句话隐藏了许多暗示，并且皆互为矛盾。”[31]

当提到列宁主义时，《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常见问题》（）的作者说到：

“与其提供一种掀起革命的有效方法，奉行精英主义的列宁主义者们反而不能提供一种有效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最好的情况下，列宁主义者会通过离间活跃分子、军队与他们所属组织的领导者，并且操控组织主要结构从而扮演反面角色。最坏的情况下，这些人可以收缴权力，创造一个施行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在这个新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他们（指新权贵与其手下）将会成为该社会的统治阶级去继续剥削劳工。” [32]

另一种对苏联早期国家资本主义的分析来自于不同提倡左派共产主义的团体。1918年，俄罗斯的左翼共产主义者对此生产方法以及再次雇佣与独裁资本家有联系的人持一种主流批评态度。

瓦莱里安·奥辛斯基部分认为， “一人管理” （而非由工人创立，列宁废除的民选工委会）[33] 以及科学管理 - 即在生产中导入资本家的规矩将会扼杀工人参与到生产管理组织当中去的积极性。这会把工人们转化成一个个单独为机器流水线作业的附庸品，而不是生产中光荣的集体。因此，事实上这是在向工人灌输资本主义价值。

总体来说，无产阶级专政曾把集体拆散回独立的资本个体作为一种生产再转型的手段。工人阶级被迫将持续参与到经济与政治管理当中。1918年，左翼共产主义者强调这种倾向存在的问题，即资本家生产将把工人们视为物品。这种被马克思批评为离间的行为贯穿于工人所有的主动创新和参与意识当中。[34] 左翼在1921年，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引进新经济政策后，再次提出了批评。许多工人反对派（俄語：）、民主集中主义者（）（后续皆被宣布非法）以及两个新成立的地下左翼共产组织， 加布里埃尔·伊里奇·米亚斯尼科夫（）领导的工人组织（）和工人真相组织（）逐渐认为俄罗斯将渐渐变为成一个由新兴官僚阶层统治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19][35] 对此的完整看法可于米亚斯尼科夫在1931年出版的小册子中找到。[36]

在俄罗斯十月革命之后，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质问社会主义在俄罗斯是否可行。其中，卡尔·约翰·考茨基说：

“在俄罗斯只有封建时代的地主土地权消失了。俄罗斯的现状是，她摆脱了农奴制度但却没有摆脱资本主义制度的奴役。资本主义现在可以堂而皇之地庆祝他的重生，并且比旧制度更加无所畏惧地镇压无产阶级。”

“私人资本主义并没有采取高度工业化的形式，反而采用了卑劣和阴暗的黑市操作与投机行为。工业资本主义已经进化成了国家资本主义。这使得前国家官僚和私人资本的代表们变得更为关键了，因为他们经常彼此不怀好意。”

“因此工人们会发现他们的优势从来都是彼此联系的。国家官僚主义和资本官僚主义已经结合为一种主义。这是给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迎头一击。这种主义对俄罗斯人民的镇压和迫害将会是史无前例的。” [37]

在1929年以后，被流放的孟什维克派成员如费多·伊里奇·丹开始认为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是国家资本主义社会。[38] 在英国，正统派马克思主义团体大不列颠社会党也独立发展出一套相似的思想体系。尽管最初此政党认为苏联资本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是不同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开始认为这两种体系中，官僚政府都掌握生产资料的特点都是相同的，如同天主教教会做的一样。[39] 对此，约翰·奥尼尔（）评论道：

“无论他们的理论有怎样的优缺点，在争论俄罗斯十月革命在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革命的观点上，他们避开对最近发生受到毛泽东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所启发产生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事前和事后性质讨论。证明了从最初被冠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之后渐渐退化成了资本主义。”[40]

在1925年4月25日刊发的孟什维克派刊物《社会主义信使》（英語：）中，鲁道夫·希法亭写道他拒绝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在看到苏联最近的做法后，（他认为苏联）缺少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流动性。例如市场决定价格，企业家和投资者决定资本的分配。根据鲁道夫·希法亭的观点，国家资本主义并非是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它更像是某种形式的极权主义。[41]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最初是为了让资产阶级国家直接管理交通手段和工业企业”，因此这是个“部分不符”的资本主义。[42]

然而，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同时也反对对于苏联的描述，他认为苏联只是一个由思想倒退工人组成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绝大多数托洛茨基主义者接受了苏联加盟国都是畸形的工人国家这一观点。然而，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的替代观点已将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发展为一种新阶级理论，用来解释他们所认为的苏联、古巴、中国大陆以及其他自称社会主义的政体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实质。

这些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和30年代早期左翼反对派（俄語：）的内部辩论中。安特·西里加（克罗地亚语：Ante Ciliga）曾因为左翼反对派的身份在20世纪30年代被关押在上乌拉尔斯克（现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州西部的一个城市）的监狱中。他认为左翼反对党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演变是被加布里埃尔·伊里奇·米亚斯尼科夫的工人组织和其他左翼政团影响。[19][43][44]

在被释放和重新返回到左翼反对派的活动中后，西里加是“1936年最先在托洛茨基主义者圈子当中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人。[19] 与西里加同为左派斯大林反对者的乔治·奥威尔在他的作品《加泰罗尼亚赞歌》中使用了这个术语。

1940年后，持不同意见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提出了理论上更复杂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解释。其中一种有影响力的是西里尔·莱昂内尔·罗伯·詹姆斯的约翰逊–弗雷斯特倾向（）与通过对前三个五年计划的基础研究和阅读马克思早期人文作品，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提出了自己理论的拉亚·杜奈维斯卡娅。然而，他们的政见变化将使他们与托洛茨基主义越来越远。[45]

另一种解释来自于托尼·克里夫，他和国际社会主义倾向以及社会主义工人党 (英国)自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便有了联系。不同于约翰逊–弗雷斯特倾向，克里夫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将会使他的团体依旧相信托洛茨基主义，尽管是作为异端。[46] 在最近一本由斯蒂芬·雷斯尼克（） 和理查德·D·沃尔夫（）合著的书《阶级理论与历史》（）中，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以何种形式存在于苏联当中，将这场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托洛茨基主义理论中的辩论继续下去。

其他关于苏联制度的左翼理论有：官僚集体主义（英語：）、畸形工人国家（）、堕落的工人国家和新阶级。

在传统上，俄罗斯外的左翼共产主义者和议会共产主义者认为苏联制度即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德国主要的左翼共产主义者奥托·吕勒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此思想并在日后被荷兰议会共产主义者安东尼·潘涅库克阐述，如在《国家资本主义和独裁》（，1936）当中。

毛泽东，1959

从1956年到7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及其在世界各地的毛泽东主义者或反修正主义者，通过研究被广为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定义（尽管他们的参考标准有异，且引用了不同时期托洛茨基主义者或是左翼共产主义者的研究），将苏联视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

具体而言，毛泽东主义者及其继承者使用“国家资本主义”一词作为他们描述风格和政治理念的一部分，用来描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及其后续继承者、持有相似意见的领导者和施行此政策并自称为“社会主义”的政体。[47] 此举造成了后来中苏交恶中的意识形态分裂。

在毛泽东去世后，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支持者将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延伸到中国大陆自身，并且不再支持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同时也刻意和相关团体保持距离。1978年，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提出了与其相关的霍查主义理论，他认为毛泽东追求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经济政策。 [48]

传统上，现今大部分继承毛泽东主义思想的共产主义团体仍认为中国大陆和苏联在一些方面皆采用了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1956年开始到1991年解体的苏联和1976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毛泽东主义者和反修正主义者有时也用“社会帝国主义”一词来形容那些他们所认为、本质上采用的是资本主义思想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批评为：“披着社会主义外皮的帝国主义者”。

“自从垄断资本接管世界以来，它就使大部分地区的人民处于贫困之中，并且将所有利润分配给了最强大的国家集团。这些国家的高生活水准是建立在我们国家极端贫困的现状上的。”

——切·格瓦拉，1965年[63]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在斯大林时代末期及以后的战略政治含义是，工人运动应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一个人民民主联盟，由进步的中产阶级和小企业对抗国家和大企业（简称为垄断）。有时，该联盟也称为反垄断联盟。

在新托洛茨基主义理论中，这种同盟被否定成为：基于错误的人民阵线策略或政治机会主义。据说这也与长期革命或独立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原则不相容。

新托洛茨基主义者将苏联型国家重新定义为国家垄断资本国家。东西方国家在这方面没有区别。因此，有人认为需要进行某种反官僚主义革命，但是不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团体就这种革命需要采取或可能采取何种形式争论不休。

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反官僚主义革命将自发地、不可避免地自然发生，另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则认为它需要组织起来，此目的是建立一个由工人阶级拥有和运作的社会。根据新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观点，共产党不能发挥领导作用，因为它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

当瓦尔加提出该理论时，正统斯大林主义经济学家抨击该理论与以下论点相矛盾：只有社会主义有国家计划，而资本主义只有无序生产。[64]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批评者（例如厄内斯特·曼德尔和里奥·科夫勒发表了以下几点：

• 国家垄断资本理论错误地暗示国家可以以某种方式推翻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资本主义的运作规律以及市场力量的普遍性，并和价值规律的运作相抵消。
• 国家垄断资本理论缺乏对国家、阶级基础以及政府与精英之间真正联系的任何详尽的解释。它提出了一种单一的统治结构，而实际上这种结构是不存在的。
• 国家垄断资本理论未能解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资产阶级中的兴起，该意识形态恰好认为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社会目标。
• 国家垄断资本理论未能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有什么区别，只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共产党，或更确切地说是其中央委员会，发挥着主导作用。在此情况下，国家本身关于阶级的描述完全是根据执政党或其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来定义的。

• 在电影《机器人总动员》中，存在一个名叫“大买家集团”的企业（）。该公司在离开地球之前和之后的几十年中可能一直是事实上甚至法律上的政府。
• 德拉奇人（）是星际控制（，美国科幻电子游戏）中登场的外星种族。赤红公司（）拥有德拉奇行星及其上的所有物品，并且所有德拉奇人都是该公司的员工和/或股东，而失去工作的德拉奇人将因“非法呼吸公司拥有的空气”被立即处决。

邓小平在位期间推行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图为邓小平和吉米·卡特在美国白宫签署文件。

许多分析家断言，中国大陆是21世纪国家资本主义政体的主要例子之一。[65][66][67] 政治学家伊恩·布雷默在他的《自由市场的终结：谁赢得了国家与公司之间的战争》（）一书中，将中国大陆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崛起中的主要角色，也同时是对发达国家自由市场经济的挑战，特别是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68] 布雷默对国家资本主义作了广泛的定义，例如：[69]

“在这个体制中，政府通过各种国有公司来管理资源开采，这些资源被认为是该国的皇冠上的明珠，创造和维持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政府挑选私人公司来主导某些经济部门，使用所谓的主权财富基金以使国家利润最大化的方式投资其额外资金。在这三种情况下，国家都在利用市场创造财富。在合适的情况下，政府官员可以对这些财富进行管理。且在这三种情况下，最终动机不是经济（增长最大化）而是政治（最大化国家权力和领导层存在的机会）。这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但是这是将国家作为首要经济主体并只是利用市场来谋取政治利益。”

继布雷默，阿利吉卡（）和塔科（）之后，[70] 有一种理论在现代中国大陆和俄罗斯等国进一步发展，即国家资本主义是寻租社会的一个例子。他们称，在意识到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制度无法与资本主义经济有效竞争之后，前共产党的政治精英们正试图设计一种有限自由化经济市场以提高效率，同时仍然允许他们保持政治控制和权力的方式。

身为英国历史学家和哈佛大学的提胥讲座教授的尼尔·弗格森在他的文章“我们现在都是国家资本家”中警告：“反对将世界分为‘市场资本家’和‘国家资本家’阵营的过度简化。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国家的国情都不相同，且国家干预经济的意图和程度也有所不同。”[69] 然后他指出：[69]

“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竞争不是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大陆、实行市场资本主义的美国与两种经济制度都有的欧洲之间。这是一场在所有三个区域内进行的竞赛，因为我们大家都努力在创造财富的经济机构与调节和重新分配财富的政治机构之间寻求正确的平衡。”

1949年，在大陆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制定的共同计划中，表明国家资本主义式一种社团主义的经济体系。并提供了如下意见： [71]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经济学家杜居兰（音，Du Julan）和徐成刚（音，Xu Chenggang）通过对中国模式的分析发现，当代中国大陆经济体系代表的是国家资本主义体系，而不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原因是中国大陆经济体系中存在金融市场，而在市场社会主主义和经典社会主义市场模型中却没有金融市场，并且企业利润由国家保留，而不是以基本收入/社会红利或类似方式在人口中平均分配，这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他们得出结论，中国大陆既不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形式也不是稳定的资本主义形式。[72]

台湾因受列宁主义模式影响，被归类为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政体。这些影响现在依然能从决策过程中找到。台湾的经济组成包括了许多國營企业，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民主化运动，台湾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从企业家转变为公司的投资者之一。[73]

有些台湾经济学家如陈师孟和朱敬一，认为台湾经济模式是党国资本主义模式。[74][75]

挪威政府在该国许多最大的公开上市公司中拥有控制股权，它拥有奥斯陆股票市场的37％的股权，[76] 并经营着该国最大的非上市公司，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政府还经营一个主权财富基金，即挪威政府养老基金，其部分目标是为挪威的未来做好准备。

现代挪威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起源是来自于该国石油储备的公有制和该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民主改革。

新加坡政府在许多与政府有联系的公司中拥有控制股权，并通过主权财富基金指导投资，此做法通常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77] 新加坡通过发展利于企业的立法、鼓励西方企业社团文化以及加强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密切合作，吸引了一批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国际企业。新加坡拥有大量政府背景的公司，以及新加坡与企业的紧密合作，都塑造了新加坡模式的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