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律

按《明史·刑法志》，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朱元璋佔領武昌后，开始著手議訂律令。二十七年（1367年），朱自称吴王，命左丞相李善長為律令總裁官，依《唐律》編修法律。同年年底，律令修成，計令145條，律285條（明朝中葉以後又有條例，萬曆時，刑部尚書舒化定律為正文、例為附注，律例相合，令就不再通行了）。除此之外，又修了《律令直解》把適用於民間的律令條文及違犯法令的案例，分類編輯成冊，頒發到州縣。洪武六年（1373年）冬，朱元璋令刑部尚書劉惟謙再次修訂律令，第二年書成，“篇目一准之于唐”，分為《衛禁》﹑《鬥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名例》等十二篇。經過實踐考察之後，又經過三次修改和增刪，三十年（1397年）五月，《大明律》才正式頒發，作為各級司法部門決獄量刑的依據。

《大明律》共分30卷，有《名例律》一卷冠於篇首，包括五刑（笞、杖、徒、流、死）、十惡（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八議（議親、議故、議功、議賢、議能、議貴、議勤、議賓），以及〈吏律〉二卷、〈戶律〉七卷、〈禮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十一卷、〈工律〉二卷，共460條。這種以六部分作六律總目的編排方式，是承《元典章》而來的，與《唐律》面目已不盡相同，在內容上也較《唐律》有許多變更。《大明律》又增加了「奸黨」一條，這是前代所沒有的。在量刑上大抵是罪輕者更為減輕，罪重者更為加重。前者主要指地主階級內部的訴訟，後者主要指對謀反、大逆等民變的嚴厲措施。《大明律》不准「奸黨」「交結近侍官員」，「上言大臣德政」等，反映了明朝初年朱元璋防止臣下攬權、交結黨援的集權思想。《大明律》可以說是朱元璋本人「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治國經驗總結[1]。洪武十八年（1385年）還頒行《大誥》﹐次年又頒《大誥續編》﹑《三編》﹐二十一年（1388年）又頒賜《大誥武臣》﹐可見朱元璋本人對法之重視程度。

在刑法上，《大明律》淵源於《唐律》，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即所謂正刑，其他如律例內的雜犯、斬、絞、遷徙、充軍、枷號、刺字、論贖、凌遲、梟首、戮屍等，有的承自前代，有的為明代所創，如廷杖等酷刑。

明亡後，在南明及台灣明鄭時期，大明律仍運行。

《大明律》對近代中國影響深遠，順治三年（1646年）頒行的《大清律例》，實質上不過是《大明律》的修訂本。清律比明律更重，扩大了谋反罪的范围，例如奏疏不当或犯圣违逆者，加以“殊属丧心病狂”、“妄议朝政”之罪以谋反罪论，凌迟罪在明律基础上又增加九条十三种罪，而绞、斩等传统死刑也增致七百二十三条。

• 《皇明祖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