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律例

大清律例，乃清朝完整的法律條文。所謂律例，乃法、律、令、例之簡稱。法是國家的基本政策及政府的組織方式，例如歷朝的祖宗大法，帶有現代憲法的成分；律是一條條的法律條文，以刑事法為主。令是行政命令；例是判例。綜合法、律、令、例，即為律例。

所有涉及死刑的案件，地方官吏無權判刑，必須將死刑文件上呈供皇帝定奪，御筆勾決批准，方可執行。

地方官吏可以嚴刑迫供，但何種案件要用上何種刑具，也有嚴格規定，越嚴重的案件，可以使用的迫供手段就越重。而一個人假如有官職或功名在身，在大部份的案件，均享有免受嚴刑迫供的特權。

官府判案，需要依據法律條文和先前判例，亦要注重訴訟程序，刑責也不具追溯權。不過，這些原則並非凌駕性的，因此不一定會因為程序錯誤或追溯權錯誤而推翻証據確鑿的判決。

大清律例中，並非人人平等。每個階級在不同刑責中可以有不同程度的量刑。當中有所謂的八議，是八種特別階級，除犯了十惡不赦的罪行外，其它罪責通通可以獲得減刑。

中國的律法，始於商朝的雛形法律和刑罰，以及後繼於周朝的《九刑》及《呂刑》，但當中所寫的只是大原則，內容粗糙。目前已知的第一部成文法典，是戰國時期魏國宰相李悝所寫的《法經》。後來法家的代表人物秦國商鞅以《法經》為基礎改革秦國法制，將原則性的法，細分成著重實則行為的律。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整個中國採用了秦律，而中國的歷朝的法律，乃以秦律為濫觞。

後來中國歷朝，法制改革比較影響深遠的，在於漢、唐、宋、明、清。因此大清律例，是自秦律以來中國法制第六次重要的改版。

《大清律》源自《大明律》，比《大明律》刑罰更重，清朝对于谋反大逆处斩的范围与明代相當，但扩大了谋反罪的范围，例如奏疏不当或犯圣违逆者，加以「殊属丧心病狂」、「妄议朝政」之罪以谋反罪论。凌迟罪在大明律基础上又增加九条十三种罪，而绞、斩等传统死刑也增至七百二十三条。所以论及高压统治，清远甚于明。

根據《大清律例》開首的《世祖章皇帝御製大清律原序》所記載，在清朝入關以後，由於「中夏人民既眾，情偽多端，每遇奏讞，輕重出入頗煩」，为「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增损剂量，期于平允」，清世祖敕纂，召集司法官員在朝廷上商議，對喀納等校订，並以《大明律》作參考，多番修訂之後才得以成書付梓刊布，並命名為《大清律集解附例》。《大清律》全三十卷，十册（1函），律文458条。首冠世祖御制序，继载刚林疏，吴达海疏，对哈纳疏，《大清律总目》。总目之后是顺治二年（1645年）奏定的《大清律附》。其后，在顺治十二年（1655年）又颁发“内院校订译发”的满文本。

《大清律》的特點是「集解附例」，律文之后附相关条例四百三十余，希望透過各種判例作參考，使官吏能夠作為量刑的依歸。

顺治律颁行后，惟于律外增修条例，而于律文未尝更易。康熙九年（1670年），刑部尚书对哈纳等以旧律内参差遗漏，请详酌校正，奉旨依议，遂有康熙九年校订刻本传世。

至康熙十八年，由於發現後立之新法與原有之舊法有所衝突，所以康熙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又再作修訂，但直到康熙駕崩時，修訂還未完成。於是繼任的世宗下令官員繼續完成修訂，「務期求造律之意，輕重有權，盡讞獄之情，寬嚴得體」。從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開始，到三年（1725年）八月完成，並於九月初九刊行。此為雍正五年刻本。

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五月，律例再作大幅修訂，這些訂正增刪改併，合計有1456條之多。

此次改例源自清末新政中的法律改革。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修訂，宣統二年（1910年）版，定名《大清現行刑律》。大清現行刑律共有389條，並連同附例1327條。至晚清，大清律例中明定的死刑，仍有斬監候、斬立決、絞監候、絞立決四種。

之後清廷於1911年1月25日頒布由日本法學家岡田朝太郎以日本法律改編而成的大清新刑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专门刑法典。

清朝於1912年滅亡，新的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照單全收了大清律例。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改稱大理院的大理寺，北洋政府沿襲使用。

1928年國民政府北伐後，進行法制改革。大理院改稱最高法院，並將法律條文改為憲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等六法，編集成《六法全書》。

《六法全書》也大量參考了《大清新刑律》而製。由於《大清新刑律》由日本法學家岡田朝太郎以日本法律改編，而日本法律由德國法律改編，因此《六法全書》所採用的乃是歐洲的歐陸法系，而非英國、美國的英美法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开始实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法系法律（仍基于欧陆法系）。不过在1978年中国大陆开始施行改革开放后，正逐渐回到欧洲的歐陸法系法律。而撤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则继续实行原有的歐陸法系法律。

清朝於1911年滅亡，但大清律例的部分原則，被認為在香港法律中依然存在。自從香港1841年起被英國統治之後，英國一直奉行習慣法。查理·義律於1841年登陸香港島後宣佈華人仍依當地習慣治理。所以，在當時的香港出現了一種怪現象：同樣的謀殺罪，若罪犯為歐洲人，則按照當時的英格蘭法律會被判處絞刑，但若罪犯是華人的話，就會被斬首。即使在清朝覆亡後60年，原來香港通行的《大清律例》在華人社會當中依然通行。

1970年代港英政府開始著手將所有參照《大清律例》的案例重新編寫成為成文法，與此同時亦利用合適的法例來取代過時的舊法。例如1971年頒布的《婚姻制度改革條例》結束香港男性依《大清律例》納妾及休妻。但在1971年10月7日前依《大清律例》訂立的妾侍若仍然在世，她們、她們的子女與後代仍然有繼承權（但繼承權分攤比例少於妻子）。

2018年挑戰原居民丁權司法覆核案，訴訟雙方在解釋「合法傳統權益」時仍會引用大清律例[1][2]。

《大清律例》对越南阮朝的律法影响很深。1809年，阮朝大臣武桢以如清正使的身份出使清国，祝贺嘉庆皇帝五十大寿，在华期间留心律法，回国后建议阮世祖仿照《大清律例》制定新律。1815年，由阮文诚、武桢等编修的《皇越律例》（嘉隆法典）正式颁行。嘉隆帝为其所作的序中写道[3]：

披阅历代刑书，我越李、陈、黎之兴，一代有一代之制，而备于洪德；北朝汉、唐、宋、明之兴，律令之书代有修改，而备于大清。爰命廷臣准历朝令典，参以洪德、清朝条例，取舍秤停，务止于当，汇集成编。朕亲自裁正，颁行天下。

虽然《皇越律例》宣称是参酌《洪德律例》和《大清律例》而编成的，但实际上绝大部分内容是照搬《大清律例》，正如越南学者陈仲金所指出的那样：“这部律书虽说根据洪德律，然其实是照抄大清律，只多少作了些修改而已”。[4]越南学者阮玉辉（Nguyễn Ngọc Huy）统计，《皇越律例》398个条文中397条来自大清律，只有1条来自洪德法典[5]。所以越南对《大清律例》的运用虽然不像朝鲜用大明律那样直截了当，但也可以说是全盘照搬了。

根據《中山世譜》記載，琉球原先沒有一部成文法，而是按照各地成規的「內法」進行審判，因此判決往往有失公平，經常出現「事同刑異，輕重不均，難以剖決」的現象。有鑑於此，在1775年，三司官馬國器（與那原親方良矩）、馬宣哲（宮平親方良廷）、向邦鼎（湧川親方朝喬），以及攝政尚和（讀谷山王子朝恆）四人，聯名請求編纂一部成文法，獲得尚穆王的批准。向天廸（伊江親方朝慶）、馬克義（幸地親方良篤）被任命為編纂法律的奉行。1786年，編成第一部法律《琉球科律》，頒行於全國。

《琉球科律》共18卷103條，參照清朝的《大清律》、日本的刑法以及琉球的習慣法而編成。1831年，為補充其不足，還制定了《新集科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