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尔二世

出生在巴西尔二世统治末期的庭臣和历史学家米海爾·普塞洛斯在他的著作编年史中描述了巴西尔二世的外貌。普塞洛斯把他形容成一个很敦实的人，身材比常人矮小，但在他骑在马背上令人印象深刻。他有一双浅蓝色的眼睛，浓密的弯型眉毛和络腮胡——每当他陷入沉思或生气的时候，他的络腮胡就会在他的手指间滚动——在他后来的生活中，他很少留胡子。普塞洛斯还描述巴西尔二世口齿不清，笑的时候声音很大，全身都在抖动[7] 。巴西尔二世也被描述成具有禁欲的品质，他不关心宫廷的盛典，通常穿着一件暗紫色的长袍，上面装饰着很少的用来装饰皇室服饰的宝石。他同时被描述为一个有能力的管理者，他死后留下了一个充足的国库[7]。据说巴西尔二世看不起文学文化，对拜占庭的学术阶层表示蔑视。[7]

根据19世纪历史学家乔治·芬利的描述，巴西尔二世视自己为“谨慎、公正、虔诚；其他人则认为他苛刻、贪婪、残忍、偏执。他很少关心希腊式的教育，他拥有高尚的拜占庭式的道德品质，相对他的古希腊起源，他更多的保留了古罗马的特性“[8] 。现代历史学家约翰·朱利叶斯·诺里奇关于巴西尔二世写到”没有一个不孤独的人能够坐拥拜占庭的皇位，所以巴西尔二世丑陋、肮脏、庸俗、粗鲁、市侩和近乎病态的性格并不足为奇。但是巴西尔二世确实是一位非典型的拜占庭式皇帝，他全身心投入到他的帝国，帝国也理所当然到达巅峰“。[9]

巴西尔二世被加冕为共治皇帝，来自《斯基里泽斯编年史彩色插图手稿》

印有尼基弗鲁斯二世 (左)和巴西尔二世(右)的金币

巴西尔二世出生在约958年[10] 。他和他的父亲罗曼努斯二世[11] 、祖父君士坦丁七世[12] 一样都拥有生于紫室的称号，这是皇帝在位时出生的孩子才能拥有的称号。[13] 巴西尔二世是罗曼努斯二世和第二任皇后希腊拉科尼亚的狄奥法诺的长子，[14]狄奥法诺是贫穷的酒店老板克拉特罗斯的女儿[15] ，他们可能来自斯巴达城。[16] 他还有个姐姐名叫海伦娜 (生于约955年)。[17]在959年君士坦丁七世去世后，罗曼努斯二世成为唯一的皇帝，[18] 然后在960年4月22日加冕巴西尔为共治皇帝，在962或963年加冕巴西尔的弟弟君士坦丁（生于960或961年，君士坦丁八世最终在1025-1028年成为唯一的皇帝）为共治皇帝。[19][20]963年5月15日在最小的女儿安娜仅出生两天后，罗曼努斯二世去世，年仅24岁。当时普遍认为罗曼努斯二世死于毒杉中毒，[17] 但编年史学家利奥执事 和约翰·斯基里泽斯暗示皇后狄奥法诺是罪魁祸首。根据斯基里泽斯的说法，她之前还和罗曼努斯二世共同谋杀了君士坦丁七世。[21]

963年罗曼努斯二世去世时，巴西尔和君士坦丁还太小，无法独立行使权利。[22] 因此，虽然拜占庭元老院承认他们的皇帝身份，并让他们的母亲狄奥法诺成为摄政，但实际上权利掌握在内廷侍从官约瑟·布林加斯手上。[23]狄奥法诺并不信任布林加斯，然而还有另一个强大的敌人威胁着皇位，内廷侍从官巴西尔·拉卡潘努斯，[23]巴西尔曾祖父罗曼努斯一世[24][25]的私生子，一个宦官。[26] 拉卡潘努斯在君士坦丁七世和罗曼努斯二世时期就是内廷侍从官。[13] 布林加斯还有另一个敌人，成功并且广受欢迎的将军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尼基弗鲁斯二世），他刚收复了克里特酋长国凯旋而归，并且非常成功的突袭了奇里乞亚和叙利亚，最后还洗劫了阿勒颇。[23] 福卡斯在7月就被部下拥立为皇帝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布林加斯试图招兵买马阻止对手，但最首都民众更支持尼基弗鲁斯。布林加斯把他的职位留给拉卡潘努斯后迅速出逃，而福卡斯·尼基弗鲁斯在963年8月16日被加冕为皇帝。[18]

同年9月20日福卡斯迎娶狄奥法诺，但问题随之而来，这是双方的第二次婚姻，尼基弗鲁斯被认为是巴西尔或君士坦丁或者两人共同的教父。尽管普世牧首波利埃克塔斯反对这场婚姻 , 但教会宣布这桩婚姻是有效的，这使尼基弗鲁斯成为了罗曼努斯二世孩子的监护人，这也让他登基更具合法性。[27][28] 然而尼基弗鲁斯二世在969年的12月被狄奥法诺[22]和他的侄子约翰·齐米斯谋杀，后者成为了约翰一世[28] 并流放了狄奥法诺。[29] 约翰和罗曼努斯二世的妹妹迪奥多拉结婚。[30] 在976年1月10日[31] 约翰一世去世后，[22] 巴西尔才从共治皇帝继位为皇帝成为真正的统治者。[29]

希斯塔门农（一种拜占庭金币），上的巴西尔二世 (左) 和 君士坦丁七世 (右)

巴尔达斯·斯科莱努斯 和巴尔达斯·福卡斯的军队战斗插画，《斯基里泽斯编年史彩色插图手稿》

巴西尔二世是个非常著名的马上皇帝，他的成就也证明了他是个能干的将军和强有力的统治者。在他统治的早期，行政权仍然掌握在巴西尔·拉卡潘努斯手上。作为帝国元老院的议长，拉卡潘努斯是个狡猾但又才华横溢的政治家，他希望年轻的皇帝成为他手中的傀儡。然而年轻的巴西尔二世对此则置若罔闻静待时机，全身心的投入到行政事务和军事科学的学习。[32] 尼基弗鲁斯二世和约翰一世都是杰出的军事家，但事实证明他们都是糟糕的行政管理者。在约翰一世统治末期，他迟迟没有准备去遏制土地权贵们的权利，等到公开反对权贵后，不久他就去世了。有传闻是拉卡潘努斯毒杀了皇帝，因为他非法获得了大量的土地而害怕被调查和惩罚。[33] 巴西尔二世统治之初，前任皇帝失败的统治给他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安纳托利亚的军事权贵巴尔达斯·斯科莱努斯和巴尔达斯·福卡斯有足够的手段去公开谋反，挑战巴西尔的权威。[22]

斯科莱努斯和福卡斯都是经验丰富的将军，都想成为尼基弗鲁斯二世和约翰一世那样，获得皇帝地位，然后让巴西尔重新成为无足轻重的共治皇帝。巴西尔对此表现得十分冷酷无情，他亲自率军平定斯科莱努斯（979年）和福卡斯（989年）[34]的叛乱，在陶-克拉杰伊大公大卫三世和托鲁尼克带领12000名格鲁吉亚士兵的帮助下。[35] 同时拉卡潘努斯在985年叛乱期间倒台，[22] 他被控诉与叛军密谋，随后被流放、所有财产充公作为惩处。[36][37]

叛乱的两位将军的关系也特别复杂。福卡斯在平定斯科莱努斯叛乱中起到了作用（巴西尔二世任命被软禁的福卡斯领军出征）。而当福卡斯叛乱时，斯科莱努斯则从流亡中归来支持他。当福卡斯在战场身亡，[38] 被福卡斯囚禁的斯科莱努斯则继续担任叛军的领袖。[39] 巴西尔的弟弟君士坦丁，一个对政治、治国、军事都毫无兴趣的人[40]，也率领军队和巴西尔并肩作战，这也是君士坦丁八世一生中唯一一次担任军事指挥官。989年斯科莱努斯被迫向巴西尔二世投降，还没开战就宣告结束[41] 。虽然斯科莱努斯未被处死，但是当他去世时眼睛已经瞎了，这可能是疾病原因或是对他叛乱的惩处。[42]

两巴尔达斯叛乱对巴西尔二世的统治观念和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普塞琉斯记述了被击败的斯科莱努斯给巴西尔的忠告：“削弱那些居功自傲的地方首长。不要让出征的将军携带太多物质。用不公正的命令使他们精力消耗殆尽，只能忙于自己的事务。禁止任何女人干涉帝国政务。没有人能够与您分享您最机密的计划。”[43]

为了应付这些危险的起义，巴西尔二世和基辅罗斯的弗拉基米尔一世结成同盟，[44] 后者在988年占领了帝国在克里米亚半岛的主要据点克森尼索。弗拉基米尔一世提出从克森尼索撤军并派遣6000名士兵支援巴西尔二世的条件，作为交换要求与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联姻。[45] 最初巴西尔二世有所迟疑，罗马人视所有的北欧民族包括法兰克人和斯拉夫人为蛮族。安娜反对嫁给一个蛮族统治者，因为这样的婚姻在帝国历史上没有先例。[46]

弗拉基米尔一世曾派代表到各个国家研究各种宗教。婚姻并不足以让他最终选择基督教，但是当弗拉基米尔一世承诺为自己洗礼并使他的人民皈依基督教，巴西尔二世最终同意了这门婚事，989年弗拉基米尔和安娜在克里米亚完婚。罗斯的战士也加入了巴西尔的军队，并在平定叛乱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之后被组建成瓦兰吉卫队。[44] 这场联姻具有非常长远的重要影响，标志着许多世纪之后莫斯科大公国自称为“第三罗马”的开始，同时还宣称自己是拜占庭帝国文化和政治遗产的继承者。[47]

内战平息之后，巴西尔二世迅速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帝国的其他敌人。长年的内乱削弱了帝国东部的实力，尼基弗鲁斯二世和约翰一世的胜果几乎被法蒂玛王朝夺回。[22] 在987-988年，帝国和法蒂玛王朝签订了一个七年的停战协议，协议包括交换战俘、承认拜占庭皇帝是法蒂玛王朝统治下基督徒的保护者、承认法蒂玛哈里发是拜占庭帝国控制下穆斯林的保护者以及在君士坦丁堡清真寺主麻日（穆斯林星期五的聚礼日）的祈祷中，阿巴斯哈里发的名字被替换为法蒂玛哈里发。[48] 这个协议维持了很长时间直到991年维齐尔 亚库布·伊本·基里斯 去世，法蒂玛哈里发阿齐兹·比拉 选择在叙利亚边境保持更具侵略性的立场，并任命突厥人曼殊塔金为大马士革总督。[49]

巴西尔二世在君士坦丁广场举行凯旋式，《斯基里泽斯编年史彩色插图手稿》

克雷迪昂战役中拜占庭人战胜保加利亚人，斯基里泽斯编年史彩色插图手稿（Madrid Skylitzes）

胜利的拜占庭铁甲圣骑兵追击溃逃的保加利亚重骑兵，《斯基里泽斯编年史彩色插图手稿》

巴西尔二世试图光复拜占庭帝国故土，在第二个千年的开始，巴西尔向他最大的敌人保加利亚沙皇塞缪尔宣战。在30年前基辅罗斯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一世入侵保加利亚后，保加利亚东部就被约翰一世占领。但在塞缪尔（此时为保加利亚帝国的将军）和他兄弟的领导下，保加利亚帝国仍有部分区域游离于拜占庭帝国统治之外。[54]

因为保加利亚人自976年以来不停的袭击拜占庭占领区，于是拜占庭政府通过释放被俘的保加利亚沙皇鲍里斯二世试图挑起他们内部矛盾。 然而这一策略失败了，巴西尔二世在国内叛乱结束后不久稍作休息就率领30000名精锐士兵前往保加利亚，并于986年围攻了斯雷德兹 (索菲亚) 。[12] 由于攻城损失惨重在加上担心国内一些总督的忠诚，巴西尔二世放弃了围城撤回了色雷斯，但是在返回途中遭到保加利亚军队伏击（图拉真之门战役）而惨败。[24] 巴西尔本人在瓦兰吉卫队的掩护下勉强逃跑，然后试图通过拉拢塞缪尔的弟弟阿伦再次挑起保加利亚内部矛盾来挽回恶劣的局势。巴西尔许诺把他的妹妹安娜嫁给阿伦，但实际上送过来的新娘是个冒充者致使谈判破裂，到987年，塞缪尔处决了阿伦。 虽然保加利亚的傀儡沙皇罗曼在991年拜占庭俘虏，但巴西尔二世也失去了默西亚地区。[55]

当巴西尔二世为国内叛乱和稳固东方国境的军事局势而心烦意乱时。塞缪尔已经从亚得里亚海到黑海扩展了他的统治范围，收复了在斯维亚托斯拉夫一世入侵之前大部分保加利亚控制的国土，他还指挥军队突袭拜占庭领土甚至直达希腊中部。在996年拜占庭将军尼基弗鲁斯·乌拉诺斯在色萨利的斯佩耳刻俄斯战役中击溃了保加利亚军队的突袭，只有塞缪尔和他的儿子加布里埃尔侥幸逃脱.[8]

从1000年开始，巴西尔二世以顽强的毅力和战略的眼光完全专注于征服保加利亚的战争。在1000年，拜占庭将军尼基弗鲁斯·希菲亚斯和西奥多卡诺斯占领了前保加利亚首都大普雷斯拉夫、小普雷斯拉夫镇和普利斯卡。[51] 在1001年，巴西尔二世亲自坐镇塞萨洛尼基，重新夺回了埃泽萨、韦尼亚和塞维亚。[8] 第二年，他把军队驻扎在菲利普波利斯然后占领了西巴尔干山到多瑙河之间的军事要道，切断了塞缪尔的马其顿腹地和默西亚之间的交通。在战略成功后巴西尔二世围攻了维丁，经过漫长的抵抗维丁最终沦陷。[8] 塞缪尔的应对措施是对拜占庭的腹地色雷斯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突袭，并出人意料的攻陷了色雷斯的主要城市阿德里安堡。[51]

塞缪尔紧接着带着劫掠的物质返回保加利亚，在斯科普里附近被巴西尔二世指挥的拜占庭军队截获（斯科普里战役），巴西尔的军队集中突袭了保加利亚军营地并击败了保加利亚人，夺回了阿德里安堡被劫掠的物质。斯科普里城也在此战不久后投降，巴西尔也以友善的态度对待了该城的总督罗曼·西蒙斯（Roman Simeon）。[8] 在1005年，都拉斯总督阿肖特·塔罗尼特斯率城投降了拜占庭，[22] 都拉齐翁地区的叛变致使塞缪尔的核心领土西马其顿被彻底孤立。塞缪尔被迫采用了完全防御的姿态：大规模加强从拜占庭人控制的海岸线和山岭到自己领地之间的道路的防御。在接下来的几年，拜占庭并未取得显著战果，攻势有所放缓。尽管如此，1009年保加利亚发起反击攻势在塞萨洛尼卡以东的克雷塔战役被击退。[26]

在1014年，巴西尔二世准备发起攻势彻底摧毁保加利亚的抵抗运动。1014年7月29日在克雷迪昂战役中，巴西尔二世和尼基弗鲁斯·希菲亚斯将军智取大败了正在关隘设防[24] 的保加利亚军队。[24] 塞缪尔靠着他的儿子加布里埃尔英勇奋战勉强逃脱。此战彻底击垮了保加利亚人，巴西尔二世非常残忍的复仇：据说他抓获了15000名战俘，每100人将其中99人挖去双眼后释放，只留下一个独眼人带领其他人回去。塞缪尔在看到这群失明的俘虏后被彻底击倒，在两天后[56]的1014年10月6日死于痛风。[24]

保加利亚利亚人因为巴西尔的残忍继续抵抗了四年多，最终在1018年彻底归降。[26] 保加利亚归降也是拜占庭持续的军事压力和成功的旨在分裂和削弱保加利亚领导人外交的结果。这场对保加利亚战争的胜利和之后塞尔维亚人的臣服终于完成了巴西尔的一个目标：帝国400年来第一次光复了多瑙河边境。[26]

邻国克罗地亚的统治者克雷西米尔三世和戈斯拉夫,曾经是保加利亚的盟友现在也不得不臣服于巴西尔二世的最高权威之下以免遭受和保加利亚相同的命运。[44] 巴西尔二世热情的接受了他们作为附庸还授予了他们帕特里基奥斯（patrikios，古罗马贵族称号，拜占庭时期为荣誉头衔）的头衔。[51]克罗地亚直到1025年巴西尔二世去世前一直是拜占庭帝国的附庸。[57] 所有战事和典礼结束后巴西尔二世在回到君士坦丁堡之前先去了雅典庆祝胜利。[44] 巴西尔二世在对待战败的保加利亚人时展现出了高度的政治才能，他授予很多原保加利亚贵族和官员以宫廷头衔、地方行政职务和军队高级指挥官，通过这种方式，他试图把保加利亚人精英也纳入拜占庭社会。保加利亚因为没有拥有和拜占庭相同程度的货币经济，巴西尔二世决定接受保加利亚通过实物交税。[44] 但是巴西尔二世的继承者们推翻了这一政策，这也导致了保加利亚人的不满和11世纪后半叶的叛乱。[58]

公元1015年的 东欧大草原。蓝色区域表示可萨汗国大概的控制区域。 此图中1015年保加利亚余党的位置并不正确。

尽管基辅罗斯在10世纪60年代打破可萨人在东欧草原的的霸权，但是拜占庭并没能充分利用这次权利真空，来恢复对克里米亚和黑海周边地区的统治。在1016年，拜占庭军队和切尔尼科夫大公姆斯季斯拉夫一同进攻克里米亚，[26] 克里米亚的大部分处于以克赤为统治中心，可萨人的继承者乔治·祖尔的王国控制之下。据拜占庭历史学家卡卓努斯的记载：祖尔战败被俘，可萨人的继承者王国被摧毁，拜占庭占领了克里米亚南部。[59]

拜占庭帝国的统一性在976年由巴尔达斯·斯科莱努斯领导的全面叛乱爆发后被打破，叛军在取得一些列胜利后几乎占据了小亚细亚。在紧要关头，格鲁吉亚的陶-克拉杰伊大公大卫三世援助了巴西尔二世，使得后者在潘卡莱亚战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作为奖赏，大卫三世被授予终身统治小亚细亚东部帝国核心领土。然而在987年的巴尔达斯·福卡斯的叛乱中大卫三世拒绝援助皇帝，这也引起了君士坦丁堡对这位格鲁吉亚统治者的不满。叛乱失败后，大卫三世被迫承诺去世后由巴西尔二世继承他庞大的遗产。公元1001年大卫三世去世后，巴西尔二世继承了陶（Tao）、法兹和斯佩里。[12] 这些省份被组建起以狄奥多西波利斯为省会的伊比利亚军区，格鲁吉亚巴格拉季昂王朝继承者巴格拉特三世也被迫承认这一安排，然而巴格拉特三世的儿子乔治一世宣称应该自己继承了大卫三世长期以来的遗产。乔治一世是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他发起了旨在恢复库洛帕拉提斯（Kuropalates，起初为拜占庭宫廷总管头衔，授予皇室成员，后被授予给高加索地区的外国统治者，6世纪80年代到10世纪60年代，16位格鲁吉亚的大公和国王都持有这一头衔）对格鲁吉亚继承权的战争，并在1015-1016年占领了陶（Tao）。为此巴格拉特与法蒂玛哈里发哈基姆结盟迫使巴西尔二世无暇顾及乔治的进攻，而拜占庭帝国在西方深陷于保加利亚人的战争无力抽身。在1018年拜占庭征服保加利亚和哈基姆去世后，巴西尔二世立刻率军进攻格鲁吉亚。为了准备这场对格鲁吉亚王国的大规模反击战，巴西尔二手首先重建了塞奥多西奥波利斯的防御工事。[26]

一副描绘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击败格鲁吉亚王国George I of Georgia("阿布哈兹的乔治") 。斯基里泽斯编年史彩色插图手稿，引用第195页。右边的乔治一世在骑马逃跑，左边的巴西尔二世举着盾牌和长毛追击。

在1021年末，巴西尔二世率领由包括瓦兰吉卫队在内的庞大的拜占庭军队进攻格鲁吉亚和他们的盟友亚美尼亚。收复了法兹（Phasiane）并且越过陶（Tao）的边界进入了格鲁吉亚腹地。[52] 乔治烧毁了奥尔图防止它落入敌手并撤回格莱，两军在9月11日帕拉卡齐奥湖畔的希姆里尼村附近爆发了血腥的战斗：皇帝付出极大的代价赢得胜利，乔治被向北迫撤回国内。巴西尔紧接着劫掠格鲁吉亚后在冬天撤回特拉布宗。[51]

随后拜占庭和格鲁吉亚的冲突经过多次协商都以失败告终。乔治从卡赫季王国获得增援而后勾结拜占庭指挥官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巴伊特拉赫洛斯 （巴尔达斯·福卡斯之子）和尼基弗鲁斯·希菲亚斯，他们在皇帝后方爆发叛乱但被镇压。在12月，乔治一世的盟友亚美尼亚国王瓦斯普拉坎的塞尼柯林因为被塞尔柱突厥人袭扰，于是内附帝国。[59] 1022年初，巴西尔二世发起了最终攻势，在斯文达克斯战役击败格鲁吉亚人。 受到了海陆双重威胁后，乔治一世同意了一项条约将陶（Tao）、法兹、格莱、阿尔达汉和扎瓦赫季移交给拜占庭，并让自己的年幼儿子巴格拉特四世作为巴西尔二世的人质。[12]

公元992年，巴西尔二世和威尼斯总督彼得罗二世签订了一项协议，条款将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的关税从30诺米斯玛塔 （一种拜占庭铸造的金币）缩减至17诺米斯玛塔 ，作为回报，威尼斯同意在战时将拜占庭的军队运送至南意大利。[60][lower-alpha 4] 据估计，拜占庭的自耕农在支付一半的最优质土地税费后可能会得到10.2诺米斯玛塔的收益，[62] 因此巴西尔二世深受生产大部分军事物资和士兵的农村农民阶级的爱戴。[44] 为了确保持续的农民支持，巴西尔二世通过立法保护了小的农村地产所有者并降低了他们的税费。尽管战争持续不断，但巴西尔二世的统治时代仍被认为斯农民阶级相对繁荣的时代。[26]

为了保护中低层阶级，巴西尔二世对小亚细亚庞大的是私有土地系统进行了冷酷的改革， [63] 前任皇帝罗曼努斯一世也曾力图推行。 [36] 在996年1月实施了限制财产所有权的新法令：如果私有地产所有者能够证明他在罗曼努斯法令颁布前就获得的地产允许继续保留。如果个人在罗曼努斯法令颁布后非法夺取的地产将被宣布无效，该地产合法的所有者可以收回。[29] 在1002年，巴西尔二世还引入了联保税[64] ，这一特殊税法规定权贵(富有的土地所有者) 有义务支付低收入纳税人的欠款。尽管事实证明这一税法并不受拜占庭社会富裕阶级的欢迎，[13] 但巴西尔二世依旧坚持该税，[65] 直到罗曼努斯三世皇帝在1028年废除联保税。[64] 在1026年，因为巴西尔二世的英明政策，在年税收7,000,000诺米斯玛塔的情况下能够给帝国财政收入积累到14,400,000诺米斯玛塔(约200,000英镑/90吨黄金) 。[7] 尽管巴西尔二世一生试图限制贵族阶级的权利，但他死后贵族再次把控了政府。[66]

巴西尔二世被他的军队所颂赞，[24] 因为他统治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和军队一起出征而不是在君士坦丁堡发号施令，正如他的大多数前任皇帝一样，巴西尔二世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军队的拥护，也常常使得巴西尔二世在政治和宗教立场毋庸置疑。他过着和士兵一样的生活，每天吃的和其他士兵相同的口粮。他还保护那些牺牲军人的孩子，为他们提供住所、食物和教育。[67] 这些孩子许多和父辈一样成为士兵和军官。[12]

巴西尔二世在军事组织上并没有创新：在被征服的土地上他建立以一个要塞城镇为中心的小型军区，这是自10世纪尼基弗鲁斯二世和约翰一世重新收复帝国东部以来的共同策略。[68] 此外设立都督（doux）或督军（katepano）指挥大型政区(伊比利亚军区建立于1000年，[68] 阿斯帕卡尼亚或上米底亚（Upper Media）军区建立于1019/22年，[68] 帕利斯特隆军区建立于1000/20年，[68] 保加利亚军区建立于1018年，[68] 希尔米乌姆军区建立于1019年[68])。巴西尔二世时期军队确切的规模不得而知，但估计高达110,000人，这还不包括在君士坦丁堡的帝国禁卫军。与9-10世纪约120,000规模的建制军，或是和查士丁尼一世时期的150,000–160,000左右规模的野战军相比，这也是相当强大的军队。[69] 然而与此同时，在巴西尔二世统治时期，拜占庭海军实力实际上开始依赖盟国（主要是威尼斯），这也标志着在11世纪拜占庭海军缓慢衰落。[69]

1025年巴西尔二世去世时的拜占庭帝国

巴西尔二世晚年实现了对亚美尼亚巴格拉季昂王朝统治下各诸侯国的吞并，并被承诺在亚美尼亚国王霍凡尼特尚巴特三世去世后拜占庭获得亚美尼亚首都和周边地区。[18] 在1021年，瓦斯普拉坎国王塞尼柯林割让瓦斯普拉坎王国内附帝国以换取塞巴斯蒂亚的地产，[59] 巴西尔二世在这些亚美尼亚高原边境上建立了坚固的要塞。拜占庭军队还光复南意大利，这一地区在过去的150年一度沦陷。[70]

巴西尔二世在1025年12月15日去世，当时他正准备军事远征以收复西西里岛。[71] 他是拜占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72] 在他去世时，帝国疆域从南意大利延申到高加索，从多瑙河跨越到黎凡特，这是至四个世纪以前穆斯林入侵以来帝国最大的疆域。[12] 巴西尔二世原本斯准备埋葬在圣使徒大教堂君士坦丁一世圆形大厅的最后一个石棺里，但是他的兄弟、继承人君士坦丁八世将他埋葬到君士坦丁堡城墙外位于赫普多蒙皇宫建筑群中的圣约翰神学家(即福音传道者)大教堂。[26] 巴西尔二世的墓志铭 赞颂他的战争的胜利，他最后的安息之处刻有以下碑文[67]：

在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入侵期间，巴西尔二世坟墓被破坏。[73]

作为巴西尔二世统治时期的下一世代，历史学家米海爾·普塞洛斯如此评价：

他镇压叛乱、压制封建领主、征服帝国的敌人尤其是在多瑙河和东方行省。世界无不敬畏罗马军队的实力。国库里堆满了巴西尔二世战争中累计的战利品。甚至帝国是人类知识的灯塔，虽然皇帝对此漠不关心，即使有点模糊，但仍在燃烧发光。君士坦丁堡的许多普通人也会感到非常愉快。因为他们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即使是城市防御在局部年久失修，人们也没有理由害怕受到攻击。[7]

巴西尔二世统治时期是拜占庭帝国最重要的时期之一。他连续的军事战争促使了拜占庭帝国在中世纪权利到达顶峰。[22] 多瑙河国界的恢复有利于帝国在欧洲建立一个更稳定和安全的边疆环境，一个稳固强大的边疆足以抵御匈牙利人和 佩切涅格人的入侵。 对保加利亚的征服和南部斯拉夫人的归降为帝国的巴尔干山区边界创造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使得君士坦丁堡在内的大城市能够保持安全，免遭过去频繁的围攻和掠劫。安纳托利亚的两巴尔达斯叛乱试图挑战甚至罢黜巴西尔的皇位，这些丰富的军事经验在加上拜占庭帝国的国力最终扭转了对保加利亚的战争形势。[59] 巴西尔创建的瓦兰吉卫队为他和他的继承人们提供了一支足以扭转战局的精锐雇佣军，他们鼓舞士气，成为皇帝敌人们的梦魇。[74]

与此同时，马其顿文艺复兴 正在兴起，可以看到兴起的古典学术被吸收到基督教艺术和古代哲学研究中。[59] 这些学科的研究和皇帝的扩建计划极大的扩展了君士坦丁堡大学图书馆，使其再次成为学术界的最高殿堂。[75] 尽管巴西尔二世不是文学家，但他仍是个相对虔诚的统治者，他一定程度的参与了教堂、修道院和城市的建设。[12]

巴西尔二世缺乏继承人[52] 是因为“（马其顿王朝）血亲不足”，[30] 因此巴西尔的弟弟，昏庸的君士坦丁和他家人继承了皇位。尽管如此，帝国国库充足，边疆安定不受入侵者的袭扰，随之而来的是半个世纪的繁荣和人才的增长，帝国俨然是这个时代最强大的政治体。巴西尔二世统治末期，拜占庭帝国大约有1200万人口。[18]

尽管巴西尔二世成就显著，但是很快就倾覆。对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法蒂玛的战果在1071年曼奇刻尔特战役后的皇位继承危机和最后的内战毁于一旦：[12] 在罗曼努斯四世被俘后，帝国许多将军带领士兵前往首都争夺皇位，[12] 安纳托利亚的边疆几乎处于不设防状态就沦陷于塞尔柱帝国之手。[59] 而诺曼人在1071年4月永久的把拜占庭帝国逐出了南意大利。[59]

希腊马其顿委员会在马其顿斗争期间的印章，刻有巴西尔二世（前）和亚历山大大帝

保加利亚评论员亚历山大·基奥塞夫（Alexander Kiossev）在《了解巴尔干》 中写道：“一个国家的民族英雄可能是邻国的罪犯……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是杀害保加利亚人的凶手[sic] ，竟然能作为我们民族神话的如此重要的仇恨对象”。[76] 希腊在20世纪时期因为对巴西尔二世的兴趣而出版了大量关于他的传记和历史小说。其中之一是由el撰写的《保加利亚屠夫巴西尔》（1964）。这本书是他前一部作品《狄奥法诺》的续集，该作以巴西尔二世的母亲为中心，通过三个虚构的叙述者来审视巴西尔二世的生活，并从1964年开始不断重印。[77] 罗斯玛丽·苏特克里夫（Rosemary Sutcliff）1976年的历史小说《血仇》以巴西尔二世创建不久的瓦兰吉卫队中一名成员的视角描述了巴西尔二世。[78]

珀涅罗珀·德尔塔的第二部小说 Ton Kairo tou Voulgaroktonou (保加利亚屠夫的时代)[79]的故事背景同样发生在巴西尔二世统治时期，[80] 这部作品的灵感来源于德尔塔与著名的拜占庭历史学家古斯塔夫·斯伦贝谢的书信来往，这部作品发表于20世纪初，此时因马其顿归属争议使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互相敌视。[81] 德尔塔的情人艾奥·德拉古米斯深陷争议之中，他在1907年出版了Martyron kai Iroon Aima(烈士和英雄之血)，这本书让所有的保加利亚人感到愤怒。他力劝希腊应该效仿巴西尔二世：“巴西尔不该只挖去这么多人的双眼，而应该直接杀了他们。一方面这些幸存者不会因为失去双眼而痛苦，另一方面保加利亚也会失去1.5万人口，这是非常有用的。”德拉古米斯在书的后半部分预言了“新巴西尔”的出现，将会“穿过整个国家在山区、洞穴、村庄和森林中寻找保加利亚人然后驱赶或者杀死他们”。[82]

拜占庭皇帝列表

1. The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were under communion as the Chalcedonian Church until the East-West Schism of 16 July 1054.
2. ^ Regnal numbers were never used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Instead, the Byzantines used nicknames and patronymics to distinguish rulers of the same name. The numbering of Byzantine emperors is a purely historiographical invention, beginning with Edward Gibbon in his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his lifetime and later, Basil was distinguished from his namesake predecessor by the surnames the Younger (Greek: ὁ νέος, romanized: ho neos) and, most often, the Purple-born (Greek: ὁ πορφυρογέννητος, romanized: ho porphyrogennetos).
3. ^ Basil's blinding of Bulgarian prisoners after the Battle of Kleidion, although it may have been exaggerated, helped give rise to his epithet "the Bulgar Slayer" (Greek: ὁ Βουλγαροκτόνος, romanized: ho Boulgaroktonos). Stephenson (2000, p. 62) and Magdalino (2003, p. 10) believe the epithet to have entered common usage among the Byzantines at the end of the 12th century, when the Second Bulgarian Empire broke away from Byzantine rule and Basil's martial exploits became a theme of Imperial propaganda. It was used by the historian Niketas Choniates and the writer Nicholas Mesarites, and consciously inverted by the Bulgarian ruler Kaloyan, who called himself "Roman-slayer" (Greek: Ρωμαιοκτόνος, romanized: Rhomaioktonos).
4. ^ The Roman and Byzantine Empires had a number of rulers named Constantine, many of whom are usually not counted using regnal numbers because they were never senior or sole emperor. Five emperors named Constantine ruled during the Macedonian era: Constantine, the eldest son and co-ruler of Basil I; Constantine VII the Porphyrogenitus; Constantine Lekapenos, a son and co-ruler of Romanos I; Constantine VIII; and Constantine IX Monomachos.
5. ^ Basil Lekapenos' control of power until 985 has caused some historians, such as Antonopoulou, Kotzabassi & Loukaki (2015, p. 274) and Schulman (2002, p. 51) to date Basil II's reign from 985 to 1025.
6. ^ The Edict on Maximum Prices issued during Diocletian's reign placed the cost on carpets from Cappadocia "at 3000 denarii, a price 30-fold the cost of a modios of wheat and thus approximately the value of perhaps two middle Byzantine nomismata".
7. ^ Basil's father; grandfather, Constantine VII; and great-grandfather, Leo VI, each had either no siblings or childless siblings. Basil himself was unmarried and childless, and his brother Constantine VIII's three daughters – Eudokia, Zoë, and Theodora – all remained childless as well.

1. 东方正教会 和 罗马公教会 共融于 迦克墩教会 直到1054年7月 东西教会分裂 .[1]
2. Regnal numbers were never used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Instead, the Byzantines used nicknames and patronymics to distinguish rulers of the same name. The numbering of Byzantine emperors is a purely historiographical invention, beginning with Edward Gibbon in his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2] In his lifetime and later, Basil was distinguished from his namesake predecessor by the surnames the Younger (希臘語：，转写：) and, most often, the Purple-born (希臘語：，转写：).[3][4]
3. Basil's blinding of Bulgarian prisoners after the Battle of Kleidion, although it may have been exaggerated, helped give rise to his epithet "the Bulgar Slayer" (希臘語：，转写：).[5] Stephenson (2000, p. 62) and Magdalino (2003, p. 10) believe the epithet to have entered common usage among the Byzantines at the end of the 12th century, when the Second Bulgarian Empire broke away from Byzantine rule and Basil's martial exploits became a theme of Imperial propaganda. It was used by the historian Niketas Choniates and the writer Nicholas Mesarites, and consciously inverted by the Bulgarian ruler Kaloyan, who called himself "Roman-slayer" (希臘語：，转写：).[6]
4. The Edict on Maximum Prices issued during Diocletian's reign placed the cost on carpets from Cappadocia "at 3000 denarii, a price 30-fold the cost of a modios of wheat and thus approximately the value of perhaps two middle Byzantine nomismata".[61]

• Riccardi, Lorenzo, «Un altro cielo»: l'imperatore Basilio II e le arti, in "Rivista dell'Istituto Nazionale di Archeologia e Storia dell'Arte", 61 (III serie, XXIX), 2006 [2011] (ISSN 0392-5285), pp. 103–146.
• Riccardi, Lorenzo, Observations on Basil II as Patron of the Arts, in Actual Problems of Theory and History of Art, I, Collection of articles. Materials of the Conference of Young Specialists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1–5 December 2010), St. Petersburg 2011 (ISBN 978-5-288-05174-6), pp. 3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