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

清咸丰三年五月廿五日（1853年7月1日），张謇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故其後海门民间称他为“四先生”。张家世代务农，到张謇父亲时，已置田二十余亩，并兼营糖坊。清咸丰六年（1856年）张謇4岁时，由父开始教识《千字文》。5岁时因背诵《千字文》无讹，父令随伯、仲、叔三兄入邻塾，从海门邱大璋先生读书。12岁时，謇父自辟家塾，延请老家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读其三子。14岁时，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负笈往西亭，从效祁先生的从子宋琳先生读书，膳宿其家。15岁起，间亦从效祁子、江南乡试举人宋琛先生问业。

根据當地的不成文規定，祖上三代没有功名的「冷籍」子弟不容易被錄取。同治七年（1868年）16岁时为了走上科举正道，经宋琛安排，身为冷籍子弟的张謇冒用如皋县人张铨儿子张育才的名义报名注籍，经县、州、院三试胜出，得隶名如皋县学为生员。同治八年（1869年）张謇考中秀才。其后如皋张氏贪得无厌、索酬无已，后竟控诉于如皋官府，意在借官勒索，于是“冒籍案”发。自此连年缠讼，使张謇吃足了苦头，家道也转入困顿。幸赖原通州（今南通）知州孙云锦、江苏学政彭久余怜士惜才、曲为援护，屡费周折，才得以销如皋控案。

同治十三年（1874年），张謇前往南京投奔孙云锦。光绪二年（1876年）夏，应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入其庆军幕任文书，后袁世凯也投奔而来，两人构成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参与了庆军机要、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光绪六年（1880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借机发动侵略战争。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反抗侵略，对外持强硬政策，由此受到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光绪十年（1884年）吴长庆奉调回国，驻防金州，袁世凯则留朝鲜接统“庆字营”。不久吴长庆病故，张謇离开庆军回归故里，继续攻读应试。

张謇从16岁录取生员起，中经18岁、21岁、23岁、24岁、27岁前后5次赴江宁府应江南乡试（俗称南闱）均未中试。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33岁，因孙云锦官江宁府知府，子弟依例回避，转赴顺天乡试（俗称北闱），才取中第二名举人，俗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声名渐著，成为“清流”着重延揽的对象，但此后张謇四次参加会试均遭失败。

从1885年起，翁同龢、潘祖荫等对张謇就有了提携之意，特别是“期许甚至”、“荐而不中”，几次误把他人卷子认作张謇而取中会元，更说明了提携心情之迫切。（张謇34岁应礼部会试不中；37岁赴会试，试卷为无锡孙叔和所冒，孙中而张落；38岁应会试,试卷落在考素来“不为清议所齿”的高熙喆和孙毓汶手中，会元选中杭州夏曾佑，张再次落第；40岁赴会试，试卷又被武进刘可毅所冒，刘中会元而张又落第。）因而，才有甲午年恩科试时翁同龢的迫不及待。

1894年，张謇因父命难违，第五次进京应试，终于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将他改为第十名。殿试时，翁命收卷官坐着等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之后，便劝说其他阅卷大臣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并特地向光绪帝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于是张謇在41岁的时候，终于得中一甲第一名状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

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皇帝争取若干实权。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由于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落败并签订了《马关条约》，通海团练半途而废。同年底，加入康有为组织的上海强学会。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张謇与陆润庠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

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张謇试图通过官招商办、官商合办来集股筹款，但收效甚微，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无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寻求援助，1896年11月，张謇通过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务大臣的刘坤一，将光绪十九年（1893）张之洞搞“洋务”时用官款向美国买来办湖北织造局搁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经锈蚀的官机40800锭，作价50万两入股，作为官股，恰在此时，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的盛宣怀也正要买机器，便把这批机器与张謇对分，各得20400锭，作价25万两官股，另集25万两商股。官股不计盈亏，只按年取官利，因而变成“绅领商办”性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纱厂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闸陶朱坝动土兴建，次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经过数年的惨淡经营，大生纱厂逐渐壮大，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光绪三十三年（1907）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市）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到宣统三年（191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1901年起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 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后，天生港又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为当时南通的主要长江港口。19世纪末近代经纺工业的出现，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换为主转为生产为主，南通成为中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

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并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邀赴江宁讨论兴学之事，刘坤一赞成，而藩司吴、巡道徐、盐道胡阻挠。张謇叹息不已，乃与罗叔韫、汤寿潜等同人筹划在通州自立师范，计以张謇从任办通州纱厂五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2万元，另加劝集资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师范择定南通城东南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设，翌年正式开学，这是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

1905年，张謇与马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这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1907年创办了农业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1909年倡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即今南通中学）。1912年创办了医学专门学校和纺织专门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并陆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1909年，张謇创办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因地处吴淞，曾一度称“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解放后，学校改组为上海航务学院。1953年，上海航务学院、东北航海学院、福建航海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大连海运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大连海事大学。 1912年，张謇在老西门创办江苏省立水产学校，1913年全校迁往吴淞，故称“吴淞水产专科学校”， 今天上海海洋大学的前身。 1917年，张謇支持下，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的前身）在吴淞复校。 1921年，上海商科大学在上海成立。上海商科大学前身是南京师范高等学校，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展为国立东南大学，张謇是国立东南大学主要创建人之一。重视职业教育，师范学校的测绘、蚕桑等科发展成为十几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医学三校成绩显著，以后各自扩充为专科学校，1924年合并为南通大学。 与近代南通大学有着同源血脉关系的高校还有：东华大学、江苏农学院（后并入扬州大学）、苏州医学院（后并入苏州大学）等。中国的第一所师范学校——南通师范学校（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一部分系科迁入扬州成立扬州师范学院）及中国第一所特殊教育学校——聋哑学校（现为南通特殊教育中心）。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謇在通州建立了国内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1915年建立了军山气象台。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等。

1909年被推为江苏咨议局议长。1910年发起国会请愿活动。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其被任为实业总长，但张未有就职，坚持留在南通经营他的垦殖事业，并建立军山气象台[2]。同年5月，张謇联络其他立宪派成立了共和党，协助袁世凯巩固政权，随后又以共和党为基础，联合梁启超的民主党于10月间成立了拥袁的进步党，以对抗国民党。

1913年3月宋教仁案后，张謇以“调停者”身份向黄兴等人游说，极力主张“法律解决”，坚决反对南方革命势力讨袁，及至“二次革命” 爆发，张謇将战争责任推到革命派身上，而且声明拥袁反孙的政治立场[3]。

1913年至1914年任北洋政府工商总长兼农林总长、农商总长，1914年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全力投入实业教育救国之路。

1918年10月23日与熊希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和平期成会”。张謇乃科甲出身，状元及第，书法自有根底，楷、隶、行、草兼擅，沉稳深秀，传世以行楷为多，隶书绝少见，然此副一则为隶，另则长言龙门，笔法瘦硬，纵横飞动，妙得《礼器碑》，《石门颂》精髓，偶参篆书体势，古雅清新，更是绝品中之精品。

1922年，商业精神领袖、“状元企业家”张謇破产。1926年8月24日，张謇病逝，享年73岁。[4]陪葬品是：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还有一对金属的小盒子，分别装着一粒牙齿，一束胎发。[5]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8月24日，张謇墓被红卫兵当做“四旧”砸毁，张謇的孙女张柔武目睹墓中葬物。

與刺繡家沈壽為紅粉知己。1921年6月8日，沈壽與世長辭，時年48歲。此時年近七旬的張謇撲倒在沈壽的遺體上嚎啕大哭。沈壽去世後，張謇按照沈壽的遺願把她安葬在能望見長江和蘇南土地的黃泥山南麓，墓門石額上鐫刻著張謇親筆楷書：『世界美術家吳縣沈女士之墓闕』。墓後立碑，碑的正面鐫刻著張謇撰寫的〈世界美術家吳縣沈女士靈表〉。

張謇杜門謝客，早晚與沈壽的遺像相對晤，一口氣寫了四十多首〈憶惜詩〉[6]。

沈壽彌留之際將《耶穌像》贈送給張謇，後者將它珍藏在南通博物苑中。抗戰爆發，這幅繡品一度存於上海一家銀行的保險櫃裡，之後去向不明。經過張謇海外親屬的多方查找，於1970年代找到。1980年代末期，由張謇先生後人帶回中國，捐贈給南京博物院[7]。

• 张謇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1956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黄炎培，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曾说：“中国的轻工业不能忘记海门的张謇”[9]。
• 如果以晚清三大商人胡雪岩、盛宣懷與張謇做比較：在盛宣懷和胡雪岩身上，我們看不到商人的獨立性，我們只看到商人對官場的臣服與逢迎、權力對商業的睥睨和干預。站在晚清這個「歷史的拐彎處」，胡雪岩與盛宣懷顯然只是隨波逐流者，並不具備的社會關懷與政治自覺。胡與盛對公共事務的關注，只能停留在慈善捐獻的層次，張謇則自覺地致力於推動彼時國家的經濟自由、社會自治與憲政轉型。張謇不會標榜「我的錢就是國家的錢」，但他從實業賺來的利潤都投入於教育、慈善、公益，二十多年來，他的公益捐獻「凡二百五十七八萬，仍負債六十萬有奇」，且「對於政府官廳無一金之求助」；在清末轟轟烈烈的國家立憲運動中，張謇也是一名積極的推動者與參與者。同樣都是晚清的商人，但張謇的境界是胡雪岩與盛宣懷難以企及的。毫無疑問，時代需要的不是胡雪岩與盛宣懷，而是張謇。

张謇被视为近代南通的缔造者，南通人当其作最为敬仰的先贤。张謇当时创建的企业、各项事业吸收了当地几乎所有的劳动力，他办的慈善公益机关接收了其余的弱势群体，到张謇晚年，南通及其周边的公路已有500里，这在当时民国是较为领先的[10]。其对城市旧城进行合理的扩建，在新区开拓城市新的发展空间，活跃市容，并重视城市景观的创造。还有意识培养了南通的总建筑师[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