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嘉豪

2012年，蘇嘉豪與其他澳門留台學生發起「讓港澳學生自由回家行動」[10] [11]，爭取簡化留學生出入境程序，當時學生提出兩項訴求：

1. 無論情況緊急與否，整套出入境手續必須予以簡化，並取消港澳生出境前須由學校公文批核之程序；
2. 來台首次申請出入境證後，港澳生可於有效期內多次出入境，無須逐次加簽。

超過一年間，學生先後向在澳門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12]、澳門行政長官辦公室[13]、在台灣的澳門經濟文化辦事處、台灣的教育部[14][15]、陸委會和移民署官員請願，並於同年10月發動「自由回家全台聯署大行動」[16]，收集到來自62所台灣大專院校超過1900個簽名。歷時一年半，台灣當局改為採用三年內多次自由出入境，讓數以千計港澳留學生受惠[17]。蘇嘉豪形容這次是難忘的歷練，亦成為他日後從政的一大動力。

2013年6月30日，全民倒陳聯盟發動「630」倒陳遊行，要求行政法務司長陳麗敏就其多年來管治成效和墓地門事件引咎辭職，遊行人士當天從塔石廣場出發，在終點南灣湖水上活動中心宣佈解散後，自發散步至主教山，警方封鎖整個山頭，雙方對峙幾個小時，晚上以「襲警」為名拘捕包括蘇嘉豪在內的6名參與者[22] [23]。其後，聯盟代表周庭希向終審法院上訴，推翻警方禁止於主教山上集會的批示，而檢察院也以證據不足為由宣布對6人涉嫌襲警一案歸檔處理。蘇嘉豪於2014年8月出版《六三○的日與夜：一場澳門社運實錄》[24]，紀錄和講述六三○事件的心路歷程。

2013年，新澳門學社分拆三張名單出選立法會選舉，蘇嘉豪獲邀排在「民主新澳門」名單的第二位。由於他當時剛加入新澳門學社，一度引起內部非議，認為無資格排在較前列位置出選。「民主新澳門」的政綱主打「還屋於民，還職於民，還富於民，還政於民」，競選理念以高官問責、政制改革和民主自由為優先，要求2019年普選特首。而蘇嘉豪在電視辯論上批評澳門工聯盲目支持政府於2012年強推的「+2+2+100」倒退的政制改革方案[25]，又質疑公民力量的候選人、身兼河北省政協委員的林玉鳳的獨立形象[26]。結果新澳門學社共取得23,041票，陳偉智敗選，議會內回歸「吳區組合」。「民主新澳門」獲得8,826票，志在參與和學習的蘇嘉豪在應選14席的情況下排名20落敗。

2014年，澳門政府在沒有經過公開諮詢下，強行訂立離保法，賦予特首和主要官員巨額離職補償金，以及在任特首享有凌駕司法系統的刑事豁免權。蘇嘉豪於是與社運組織「澳門良心」及新澳門學社的周庭希、仇國平和陳樂琪等人發起反離保運動，5月25日兩萬人遊行、5月27日近萬人包圍立法會，高呼「反離保，反特權。撤回惡法，最後通牒」，是澳門自1989年六四以後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也是1999年澳門回歸以後參與人數最多的反政府抗議，當時他們揚言「崔世安不撤回惡法，便號召群眾在體制外撤換崔世安」[27]，最終迫使政府於兩日內緊急撤回法案[28]，被譽為澳門公民社會的「光輝五月」。[29]

2017年澳門立法會選舉期間，蘇嘉豪成為新澳門學社唯一推薦「學社前進」的第一候選人，獲得9,213票成功當選[30]，成為澳門史上最年輕的立法會議員。他在當選後表示心情如履薄冰，亦令他更堅定自己和學社一定要繼續茁壯成長，「今天的我不是最完美的蘇嘉豪，也不是最好的蘇嘉豪，26歲的蘇嘉豪將會與澳門人一起，在未來至少四年一起成長。」他又說，勝選是全澳門人給予他們的榮耀，感謝父母、每位澳門人、新澳門學社團隊，又特別多謝受託人兼第二候選人陳偉智，他是一班年輕人最強大的後盾，令他們可無後顧之憂向前走。又表示自己每一票都是貨真價實，每一票都有血有淚，都是整個團隊一起爭取回來，絕不是自己一個人可以爭取到。「沒有學社團隊，蘇嘉豪甚麼都不是。」[31]

在選舉期間，中國大陸官方媒體《人民日報》旗下《環球時報》在9月13日刊出了一篇標題為《圖謀引入激進抗爭！澳門「獨派分子」想進立法會》的文章，文中引用親共媒體《新華澳報》的報導，點名批評蘇嘉豪為「泛民象徵，企圖將香港的所謂抗爭手法帶到澳門社會及立法會」。報道亦指，學社人員黃健朗曾在社交網站上公開指「參加澳門立法會選舉可主張港獨，因為香港《基本法》不能在澳門實施」[32]。蘇嘉豪和黃健朗對相關指控作出澄清，又指把反對派扣帽子成主張獨立或者受到外國勢力支配，是北京當局常用的政治技倆。他亦指出，某些團體誣陷學社候選人「搞獨立」，變相是對學社過往監督政府的工作的肯定。黃健朗回應《立場新聞》記者查詢時指，《環球時報》所引用的言論，只是法律技術上的討論研究，意在指出澳門法律存在的漏洞，不代表個人鼓吹香港獨立。他亦強調本人從無鼓吹澳獨或港獨，批評《環球時報》的措詞是歪曲事實[33]。當選議員後的蘇嘉豪在出席澳門電台節目時說，「愛國」已被扭曲為「表忠」，流於口號，又質疑有人藉「愛國」來取得更多利益。有聽眾發表評論，指出並沒有任何候選組別以「澳獨」作政綱，卻有一些人躲起來在網絡無的放矢、無中生有，指控候選組別「搞澳獨」，這些「搞亂社會的壞分子」才是「澳獨之父」。該聽眾又說，與其「講澳獨」，不如「講愛國愛澳」，批評很多議員「講愛國愛澳」，卻只說不做[34]。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擔心這樣挑起「獨派」討論，會把本身不存在的議題變成存在的議題，情況就像10年前沒有人討論港獨，但當時香港特首梁振英提出「警惕港獨」後立即變成「港獨之父」，結果港獨議題就愈來愈多人討論了。他說港澳兩地政治氣氛不同，澳門人多不認同激進路線，在澳門「反中」或「反共」並無市場[35]。他又說：「當《環球時報》提出『澳獨』議題的時候，其實大家都知道出事了，因為這根本就不是個議題。你說它（澳獨），它倒就成議題了。」[36]

澳門媒體《訊報》評論文章指出：「今次（2017年澳門立法會選舉）除了網上有鋪天蓋地的誹謗言論之外，竟然有部分團體或候選組別甚至公然違法擾亂個別組別的競選活動，亂扣『澳獨』、『賣國』的帽子，上綱上線地抹黑，這不禁讓人質疑是有組織的打壓行為……。澳門人從來都有優良的『愛國愛澳』傳統，根本就沒有所謂的『澳獨』土壤，在澳門談『澳獨』可以說是選票毒藥，亦是政治自殺。但現時這些所謂『反澳獨』的勢力硬要將這個偽議題搬到澳門來，顯而易見的是，『反澳獨』將來必然是一條可觀的財路……其實一句到尾︰現時在澳門誰要大力提倡『反澳獨』，誰就日後必將成為『澳獨之父』。」[37]

澳門立法會民主派議員區錦新認為，《環球時報》一度以「澳獨」標籤反對派的候選人可能是故意渲染。他說，澳門人口中，絕大部份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或者是「移民二代」，真正土生土長的澳門人只有三份之一，而且從1960年代開始，澳門的民間社會就已經由親北京的社團壟斷，而到中國大陆改革開放後，整個社會都與北京較為親近，因此所謂的「澳獨」根本沒有市場[38]。

2016年5月15日，蘇嘉豪與時任新澳門學社理事長鄭明軒發起遊行，抗議澳門基金會「黑箱」資助廣州暨南大學一億元人民幣（特首崔世安身兼基金會信託委員會主席和大學副董事長）。遊行結束後前往主教山特首官邸遞信，被警方定性為「非法集會」，事後被控以加重違令罪。

按照澳門《立法會立法屆及議員章程》第27條規定，如議員被刑事起訴三年以下徒刑的罪行，需在開審前得立法會許可，暫停該議員職務，否則刑事程序需暫停至其任期結束為止。2017年12月4日，立法會全體會議以不記名方式，以28票贊成、4票反對，通過中止蘇嘉豪議員職務[39]。蘇嘉豪在其《職務中止案聲明與抗辯》指出「職務履行是議員的生命」，又說：「職務中止案不只是與蘇嘉豪和代表著至少9,213位澳門市民有關，更與立法會作為本澳政治體制的重要機關也是息息相關。」他強調：「觸犯職務中止案的刑事案件，客觀上源於維護公共利益、行使《基本法》及《請願權的行使》賦予的權利與自由而作出的行為，屬於『為公共利益而被嫁禍』的『莫須有』罪名。」[40]

事件被坊間及媒體質疑是「政治檢控」[41]，警方亦被批評濫用加重違令罪[42]。蘇嘉豪也是澳門史上首名有因涉刑事罪而被中止職務的立法會議員[43]。

澳門初級法院最終在2018年5月29日下午5時宣判，蘇嘉豪被改判「非法集會及示威罪」罪成，罰款40,800澳門元[44]。由於他沒被定罪判監超過30天，根據議員章程，毋須撤銷其議員資格[45][46]。7月3日，議員職務獲恢復[47]。

• 1月20日，以大學生身份在公眾諮詢會上反對興起西灣湖夜市破壞當地寧靜生態[48]，並要求「解散民政總署，恢復市政議會」[49]。

• 5月16日，與現職社工和社工系講師組織「家暴法立法關注組」[50]，並展開「家暴零容忍，反對半公罪」聯署行動[51]。

• 6月，與其他社運人士發起「全民倒陳運動」，要求陳麗敏就墓地門事件的政治責任以及在位13年政績差劣引咎辭職[52]。

• 8月8日，有線和公天簽署的合作協議令市民可免費收看的電視頻道減少，代表新澳門學社遞信要求政府保障市民自由接收資訊的權利[53]。

• 9月，代表新澳門學社參加立法會選舉，政綱關注反貪污、財政監察、土地和民主政制問題[54]。

• 10月，與新澳門學社成員發起聯署爭取落實全民最低工資，要求政府建立最低工資與工作收入中位數掛勾的調整機制[55]。

• 12月，與新澳門學社成員向澳門中聯辦遞信，促請北京當局履行作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國責任，停止壓迫劉曉波一家[56]。

• 1月，與新澳門學社成員擺設街站收集市民簽名，要求撤回氹仔北區都市化整治計劃修訂。

• 1月30日，到塔石廣場年宵市場抗議，要求崔世安「馬上」撤回氹仔北區都市化整治計劃修訂、落實一人一票普選特首[57]。

• 2月6日，以居民身份投訴關閘一帶亂象橫生，促請政府整頓發財巴，並將旅遊巴泊位搬遷至鴨涌河附近[58]。

• 2月18日，與新澳門學社成員到澳門中聯辦抗議，要求北京當局釋放維權律師許志永及其他支持新公民運動的人士，以及停止迫害異見人士，取消任何涉及「以言入罪」的法律[59]。

• 2月27日，與新澳門學社成員提倡澳廣視應公開招聘行政總裁，並定期向員工，業界和市民舉行公聽會；又建議澳廣視參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公共廣播服務的原則[60]。

• 3月6日，代表新澳門學社遞信促請政府盡快整治塔石廣場，並承諾未來公共工程項目須公開透明[61]。

• 3月10日，與新澳門學社成員遞信促請高教辦協調澳門大學等4間高等院校不在2015/16學年強推聯合招生考試，並批評事前未有公開諮詢[62]。

• 3月27日，與新澳門學社成員批評政府計劃成立全資公司提供電視基本頻道訊號，是帶頭壟斷，擔心未來可由長官意志決定傳送的電視頻道，威脅居民接收資訊的選擇自由[63]。

• 5月，與澳門良心和新澳門學社成員發起反離保運動，要求崔世安撤回《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法案[64][65]。

• 6月29日，與澳門良心和新澳門學社等成員，於塔石體育館票站外派發印有「醜」字單張，抗議「小圈子」進行的特首選舉委員會委員選舉[66]。

• 8月，先後以新澳門學社理事長身份追擊崔世安競選落區活動[67]，並約見崔世安競選辦公室提出政制改革訴求[68]，又參與由澳門良心等團體發起的2014特首選舉民間公投[69][70]，共有8688人投票，9成對崔世安投下「不信任」票[71]。8月31日特首選舉當日早上，和20多名青年在選舉會場外「苦行」抗議[72]。

• 9月18日，與新澳門學社成員遞信要求政府盡快收回閒置土地，並向社會公布當局可運用的土地資源，同時恢復經濟房屋的計分輪候制，並透過法律訂出上樓期限[73]。

• 10月16日，立法會在新一個會期召開首次全體會議。與新澳門學社成員在會議開始前到立法會遞信，要求立法會督促特區政府盡快啓動政制改革，為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設立政改時間表[74]。

• 11月13日，與新澳門學社成員到政府總部遞信，促請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盡快公開2013年立法會選舉總結報告，同時建議政府修法杜絕賄選，包括設立恆常的選舉管理機構並加強職能[75]。

• 11月25日，與新澳門學社成員周庭希、陳樂琪列席立法會第三常設委員會，建議全面實施最低工資，有關法案要列明每年調整工資水平，計算方式以本澳月入中位數的一半或6成，以當時月入中位數1.3萬元計算，時薪應為31.25元至37.5元[76]。

• 12月11日，與澳門良心成員一同發表自行撰寫的澳門人權報告，指出澳門人權狀況嚴重倒退。報告關注新聞自由、學術及表達自由、法治以及同志權利[77]。

• 12月19日，與澳門良心、澳門青年動力成員手持象徵爭取真普選的黃色雨傘，嘗試靠近習近平訪澳下榻的新竹苑迎賓館，期間遭逾10名便衣警員監視，又遭多名軍裝警員阻撓，表示貴賓到訪，該處已列為禁區[78]。

• 12月20日，代表新澳門學社發起「政改求變，普選求真」遊行，要求特區政府踏出政改第一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啟動政制改革的報告，2015年啟動首輪公開諮詢[79][80][81][82]。

• 5月，與新澳門學社成員發起「撤回黑箱捐款．特首問責下台．公開審議撥款」聯署及大遊行，抗議同時身兼特首、澳門基金會信託委員會主席和暨南大學董事會副董事長的崔世安涉嫌透過資助大學進行利益輸送[83]。

• 7月15日，代表新澳門學社召開記者會，促請政府交代益隆炮竹廠換地協議無效的後續刑事、經濟和政治責任[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