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外籍家庭傭工

自從1973年開始，外籍家庭傭工的工资有一个由僱傭条例所规定的最低限制。根據2008年規定，若僱主所发放给外籍家庭傭工的工资低于法定的每月3,580元，僱主将可能被最高罚款350,000元及入狱3年。[17]

外籍家庭傭工的最低工资会每年调整一次，并从即将签的合约起生效（也就是已经签订的合约最低工资将维持在原有水平）。而在1999年，最低工资曾被下调5个百分比（190元）。[18] 同样在2003年4月，由于香港爆发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导致经济持续出现下滑，政府把最低工资由4000元调低到3,270元，为历来最大规模的一次。[19] 外傭最低工资在2007年6月6日起被调调高了80元，达到3,480元；[20] 并在2007年6月6日起被调高了100元，达3,580元。[17] 以上均是几次幅度较大和重要的调整。

2009年，香港政府研究推行全民法定最低工資，最後決定其保障範圍不適用於外籍家庭傭工（當局稱為「留宿家庭傭工」），而外籍家庭傭工的最低工資則繼續沿用現時機制釐定。

2014年10月1日起，外籍家庭傭工的最低工資由每月4,010元調整至4,110元；[21]2015年10月1日起調整至每月4210元；2016年10月1日起調整至每月4310元[3]；2017年9月30日起調整至每月4,410元[22]；2018年9月29日起調整至每月4,520元[23]；2019年9月28日起調整至每月4,630元[24]。

自2003年10月起，香港政府开始向外籍家庭傭工的僱主征收每月400元的僱員再培訓徵款（俗稱外傭稅）。这个税项是由自由黨於2002年提出的，以减少财政赤字，[25] 并由当时任职政務司司長的曾蔭權公布人口报告时公诸于世。[26] 曾蔭權表示，外傭稅可以引導外判家務服務需求者，多考慮本地家務助理服務[27]。

政府表明此徵款將會用於培訓本地工人，以助他們早日投身勞動市場，[19] 同時將消除他們與外地勞工在各方面的差距（例如薪金）。[28]英文虎報却声称徵收此徵款的目的是希望减少香港人聘用外籍家庭傭工。为此，菲律宾参议院表示强烈反对，说这是对外籍家庭傭工的不公平对待，并暗示会向國際勞工組織投诉。菲律宾参议院议长富兰克林·德里隆说这个徵款与香港的自由市场经济背道而驰，并会损害他在投资及贸易等方面的良好声誉。[29]

早年，虽然政府表示同时降低法定外籍家庭傭工最低工资400元和徵收徵款400元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却被不少僱主批评这等于没有降低法定外籍家庭傭工最低工资。[19] 而政府的代表律师则表示这两项调整只是不幸的巧合。[25] 并坚称此徵款將會用於培訓本地工人，同时每年为政府的库房增加150万元的收入。[19]

不少外籍家庭傭工都群起抗议此徵款，并担心政府会把财政负担转移到他们身上。[18] 香港政府则辩称這些调整是为了应付那陷入困境的香港经济，并说香港外籍家庭傭工的最低工资已经远比其他亚洲国家高。田北俊表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外籍家庭傭工最低工资分别只有折合约1,400和1,130元，相比香港，相距甚远。[25]

在2004年，有人聲稱政府向外傭僱主徵收此不合法徵款是對外傭的差別對待，并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在2005年1月，高等法院法官夏正民裁定此司法覆核敗訴時表示，自從這徵款在法定程序之下進行，這徵款就不再是一個稅項，而是對聘用外籍家庭傭工在香港工作的僱主的一種義務收費 [30]。在2007年，原本提出此徵款的自由党却把「促请政府取消征收僱員再培訓徵款」列入他们區議會选举的政纲，原因是他们觉得政府并没有把征收僱員再培訓徵款所得的3.26亿元用在原有的用途上（即培训本地家务助理）[31]。

在2008年8月，南华早报政治版的专栏作家楊健興指出在这几年保持征收此徵款，是一个缺乏道德的行为，并削弱了人们的财政能力。「外傭僱主们（特别是中产阶级人士）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公义的徵款。」[32]匯賢智庫主席葉劉淑儀也指出，这个徵款已经失去了它的存在理由[33]。

於2013年的施政報告中，此項徵款改為只向補充勞工計劃僱主徵收，取消向外籍家庭傭工僱主徵款。[34]

外籍家庭傭工在湾仔入境事務大樓的入境事務處轮候處理延长合约的僱員再培訓费（俗称外傭稅）的徵费事宜

在2008年8月1日早上，入境处向外傭和外傭中介人们批出了2180个容许外傭在港工作的许可，并收集了外傭们的签证和来港工作申请表，然后开始着手处理那些已递交的申请表。为了应付人潮，入境处的办事处在该天比原定时间提早了一个小时开始办公，员工们也需要加班工作，以确保2180个申请在该天能够全数被处理。[45] 同样的，菲律宾驻港总领事馆也为了应付大量的工作而聘请临时工。[46] 有中文报章出版了文章计算每户有聘请外傭的家庭最高能够受惠于宽免措施的程度。在8月3日，有人上街抗议宽免措施的不公平和增加入境处的行政负担。其中一名示威者表示，宽免措施只会教僱主如何去利用法律漏洞。[33]

在入境处位于油麻地的西九龙办事处，单单是在8月份，职员们便要处理比平时多了5000个的7400个重签合约工作。尽管在入境处的五个分支办事处均设有网上预订柜位服务，但由于入境处限制了每天的申请名额，所以造成了人们日以继夜的轮候。而有人则趁机非法的出售位于油麻地办事处的轮候位置图利，有些轮候位置甚至已经被炒卖到了120元之高。[47]

经行政會議的成员一致要求后，政府在立法會动议终止征收此征款的修正案。面对社会各界均要求暂停征收征款的诉求，政府的立场却一直非常坚硬。张建宗表示，若果现在停止征收征款，那么现在征收征款剩下的5亿元只足够支撑僱员再培训局4到5年的需求。[48]

叶刘淑仪在立法会开展了争取废除僱员再培训征款的运动。政府则强硬表态会阻止废除僱员再培训征款，因为这违反了议员规则的31(1)条：议员不可以提出一些通过后会影响政府税收的修正案。[49] 而叶氏则反驳说政府与在2005年高等法院驳回司法覆核所说的“此徵款不是一個稅項”的立场不一致。政府则暗示废除僱员再培训征款会违反基本法的第74条，[50] 并扬言会请求人大释法。立法会议员和时事评论员则批评这是一个「核弹」。一个香港大学的教授更说，“政府完全用了不适合的方法去化解今次的争论，并严重干预了香港的司法自由”。[51]

在议员的压力下，政府透过行政会议宣布，会把宽免措施延长到5年。由民建联争取宽免措施延长到5年的修正案是2008年少数数个以僱员再培训条例为对象的修正案，并会适用于2008年8月1日到2013年7月31日期间所签订的僱傭合约。[52]

政府要求外傭必须在合约完结后两个星期内找到新僱主并签约，否则就要离开香港。[15]香港人权监察声称这是对大部分均为东南亚人士的外籍家庭傭工的歧视，因为此限制并不适用于其他类型外国劳工。[54]此限制已曾被联合国的消除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委员会和经济、社会及文化委员会谴责。[55]

在入境条例之下，若一名外籍人士在港连续地一般定居了7年，将有资格申请成为永久性居民。[56]不过，一般定居的定义并不包括以外籍家庭傭工身份定居在香港的人士。[57]因此，纵使一位外籍家庭傭工在港连续地定居了7年，政府也能拒绝承认他们享受永久性居民各种权利的资格，包括投票的权利。[54]

不過來香港打工的外傭早在辦理傭工簽證時已作出「無意不返回原居地」及「合約完結後離開香港」的承諾。在香港入境事務處的「從外國受聘來港家庭傭工簽證／延長逗留期限申請表格」上，傭工本人須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承諾「本人並無任何原因不能返回原居地，而本人亦無意於完成或終止上述僱傭合約後不返回原居地」及「本人將於完成僱傭合約或終止僱傭合約後的兩星期內離開香港」。[58]

2010年底，香港資深大律師李志喜協助3個菲律賓家庭入稟香港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推翻《入境條例》對於在香港連續工作滿7年的外傭不能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限制，[59]其中首宗案件於2011年8月22日開審。香港的公民黨被一些評論指責是事件的「幕後黑手」。[60][61]

2013年，香港終審法院正式裁定在香港工作的外傭不具備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資格。

对被驱逐出境风险的担忧阻止了外傭们向劳工处举报他们被僱主剥夺权利和遭受不公平对待的投诉，而被解僱后两个星期的时间亦未必足够他们重新受聘。[54]由于轮候在勞資審裁處审讯的期间外傭们不允许去工作，而且轮候期有可能长达半年到一年（最高纪录曾长达15个月），迫使不少外傭放弃索偿。[55]香港人权监察声称在他们曾经约见的高达2,500名被僱主虐待的外傭中，最少四分之一的外傭表示僱主曾经违约，包括不支付达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不允许他们在公眾假期放假。同时，也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外傭表示曾遭到僱主的肢体和言语暴力对待，其中更包括对外傭身体造成永久伤害的性虐待。[54]香港明愛表示，他们所设立的外傭社会服务求助热线曾经收到超过4000名外傭的求助，当中53人已经获得资助以留港索偿。[55]2014年1月，一名已離職並返去印尼的印尼女傭被發現受香港僱主嚴重虐待重傷和被拖欠薪金，事件引起國際關注。香港警方於1月20日拘捕涉案女僱主[62]。

来自菲律宾的外傭也不止一次发起游行抗议其政府的政策。例如在1982年，外傭们就曾经发起游行抗议由费迪南德·马科斯提出的第857项行政指令（Executive Order No. 857），因为其规定外傭们必须把工资的50%到70%透过官方途径汇回菲律宾。[63]

最近的一次是在2007年2月，菲籍外傭们发起游行去抗议菲律宾政府强制要求外傭们参加一个每位外傭需要付款10,000到15,000菲律賓披索（即215到350美元）的「能力训练及评估计划」（），但一般外傭的月薪却只不过是450到500美元。菲律宾劳工与就业部则辩称这只是为了保护海外的菲律宾劳工免受僱主的虐待[64]。

2011年5月生效的《最低工資條例》（香港法例第608章）第7條已列明該條例不適用於免費居於工作住所的家庭傭工。可是外傭組織「亞洲外傭協調機構」已決定提出司法覆核，爭取外傭也可享有每小時28元（2011年）的最低工資。[65]

現時全港有33萬名外籍家傭，當中15萬人是印傭，據入境處資料，過去三年處方共拘捕613名涉嫌賣淫外籍家傭。[66]

外傭借貸問題一直存在，數字更隨來港外傭工增多而上升。 菲傭在港欠債原因主要有兩種，一種因在菲國的家人有急事需現金周轉，另一種是港工作期普遍存在借债消费，导致入不敷出，部分菲傭甚至只還利息，財政持续惡化，最後选择逃债或偷竊僱主財物還債，甚至連累僱主寓所遭人滋擾追債。

即使僱主發現菲傭有債務問題，也不能作為解僱理由，因欠債只是菲傭的個人問題，就算僱主遭連累被滋擾或違法追債，只能報警求助；若僱主想解僱有債務問題的菲傭，便必須按照勞工法例規定。[67]

外傭於合約結束後，往往未有地方居住。而即時覓得新僱主，入境處審批新工作簽證需時，增加期間外傭對短期住宿的需求，尤其是中介公司經營的宿舍。不過，這些中介宿舍大部份均是無牌經營，而且環境擠迫。Elis Kurniasih因環境擠迫，於其中一中途宿舍的大廈天台露宿，結果意外地被剝落石屎擊中身亡。據當年傳媒報道，入住中介宿舍的女傭更須繳付兩周高達3,000元的生活費。 針對有關問題，李卓人曾經於2015年5月就女傭被石屎擊斃事件問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68]，職工盟屬下的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曾於2020年9月發表文章，呼籲政府作出監管確保衛生，由政府提供宿舍給有需要外傭，又要求入境處加快審批工作簽証。[69]

疫情期間，住客難以保持社交距離，衛生情況令人關注，中途宿舍往往更易令病毒傳播，[69][70] 何栢良建議規管，主動檢測。[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