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纵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至1938年8月，华北、华东大部分地区已被日军占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沦陷。1938年8月，日军开始进攻武汉，中国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1938年10月，日军为了策应武汉会战，并切断中国内地与国际间的联系，发起了对华南的进攻。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的大亚湾登陆，驻守在广东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由于部分师团被调往长江流域作战，兵力缺乏，在被动防守中节节败退。10月21日，日军攻入广州，负责广东防务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司令部在余汉谋的带领下撤退到清远，广州沦陷。至1938年底，日军已占据了广东东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大片区域，惠州、博罗、增城、佛山、三水等市县沦陷。

广东东江下游沦陷之后，中共于1938年10月在该地区组建了多支抵抗日军的游击队，分别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队、广东民众自卫团增城县第3区常备队等。

1938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电令中共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要求在东江日占区开辟游击区。同日，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根据电令，在香港召集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中共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书记曾生等人举行会议。10月24日，曾生根据会议的决定，从香港带领几十人来到惠阳坪山，成立中共惠宝工作委员会，并向当地的国民党驻军借来15支步枪，以及当地中共党组原有的几支枪，组成最初的抗日武装[1]。12月2日，在徵得当地驻防的国民革命军第151师温淑梅旅长同意后，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淡水的周田村成立，曾生任总队长，郑天保任副总队长，周伯明任政治委员，队员有100多人[2]，温淑梅向曾生颁发了委任状[3]。12月7日，日军收缩防线，撤出惠阳淡水镇，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从偽軍手中收复淡水镇。12月10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召集淡水镇500多名当地群众进行选举，建立惠阳县第二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作为当地的临时政权。其后，国民党地方部队罗坤大队接管淡水，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返回坪山。1939年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吸收了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的70多人和九龙淘化大同罐头厂工人18人之后，已经有200多人，120多支枪，主要在惠阳、宝安沿海地区进行抗日游击战争[4]。

1938年10月15日，中共东莞中心县委组织成立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王作尧任队长，袁鉴文任政训员，黄庄平任工作队队长, 有学生、小学教师、青年组成的队员100多人[1]。12月，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在东莞章阁村成立，黄木芬任第一大队大队长，蔡子培任第二大队大队长。12月下旬，中共东南特委将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和各地区的其它武装人员约150人，在东莞苦草洞进行整编，组成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何与成任政训员。整编后的游击队主要在广九铁路中段和宝太公路沿线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1938年10月下旬，增城县中共党组织争取到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增城县统率委员会第三区指挥部主任单容沛的支持，将广东民众自卫团增城县仙村大队和雅瑶大队合并，成立了广东民众自卫团增城县第3区常备队，单容沛兼任队长，中共党员阮海天负责指挥，中共党员杨步尧任政训员，有成员100多人[5]。10月17日，常备队在增城仙村圩附近击沉日军橡皮艇1只，击毙日军10多人[5]。1939年1月，开赴增城和博罗的边界地区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1939年2月，中共东江特委成立，尹林平（又名：林平）任书记，负责东江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同时，中共基于策略上的需要，接受国民革命军的番号，4月，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被改编为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大队（简称：第二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5月，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简称：新编大队），曾生任大队长。阮海天率领的广东民众自卫团增城县第3区常备队亦被编入曾生领导的新编大队[6]。同月，中共广东省委设立东江军事委员会，通过电台加强对这两支游击队的领导。

1939年9月初，日军500餘人在大亚湾再次登陆，占领葵涌、沙鱼涌一带，切断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联系[7]。12日，曾生领导的新编大队主动出击，收复葵涌和沙鱼涌，并在葵涌、盐田、横岗、沙头角与日军进行了30多次战斗[7]。同年，曾生率领新编大队在惠阳、宝安一带建立了以坪山为中心的惠宝边抗日游击根据地。王作尧率领第二大队，活跃在广九铁路一带，并收复了宝安县城，在宝安的龙华乌石岩建立抗日根据地。到1939年底，两支部队已经有队员近700人[8]。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制定了一系列防共、限共、溶共政策。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又确定了军事防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12月至1940年春，国民党发起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3月，在惠州驻防的东江游击指挥所主任香翰屏率领国民党186师及保安团3000多人，向在坪山的新编大队和在乌石岩的第二大队发动进动，9日攻占下坪山。曾生、王作尧率领队伍被迫向海丰、陆丰、惠东转移，转移途中，受到国民党军队的追击，队伍从700多人锐减到100多人[9]。5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要求曾生、王作尧的部队返回东莞宝安惠阳一带日占区。8月，曾生、王作尧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率领100多人经过10天的秘密行军，返回到宝安惠阳的抗日前线[10]。

1940年9月，中共东江特委召集新编大队和第二大队的军事干部在宝安县布吉的上下坪村开会，将这两个队伍整编成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梁鸿钧出任军事总指挥，林平任政治委员；曾生为第三大队大队长、邬强为副大队长、卢伟良为政训员（后为叶锋）；王作尧为第五大队大队长、周伯明为副大队长、蔡国梁为政训员。10月，曾生率领第三大队进入东莞县的大岭山创建抗日根据地，王作尧率领第五大队留在宝安县的阳台山创建抗日根据地。1941年2月，中共东江特委从第三大队和第大队中抽调20多人与增城抗日游击队基干队整编成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增从番独立大队，大队长卢伟良，在增城的油麻山建立抗日根据地。中共领导的惠阳短枪队、长枪队、茜坑马鞍岭抗日自卫队在坪山创建抗日游击区。到1941年秋，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已经有队员1500多人[8]。

整编后的队伍战斗力大增，1940年11月，曾生率领第三大队在黄潭打退日军200多人的进攻。1941年6月，又把进犯大岭山区的日军长濑大队400多人和伪军200多人在白花洞村附近围困了两个昼夜，击斃包括大队长长濑在内的日、伪军50多人。[8][11]。王作尧率领的第五大队则在宝安多次粉碎了日军的围剿，击斃日军70餘人[8]。

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在香港边界附近行军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的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日军开始越过深圳河进攻香港，并空袭了香港的启德机场。12月9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随即派出三支武装部队共50多人潜入香港，由黄冠芳任队长，在香港的西贡和启德机场附近活动。至1941年底，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已经有100多人进入香港[12]。1942年2月，成立了广九人民抗日游击队，后又改称为港九大队，由蔡国梁出任队长，陈达明任政治委员。

1941年12月9日，中共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领导人，要求他们设法营救滞留在香港的各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廖承志、张文彬根据中共南方局的电令，召集中共广东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领导研究出营救方案，先设法和香港沦陷区的各界知名人士联系上，然后由刘少文、潘静文、李健行等人将他们转移到香港的游击区，再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负责把他们转移到惠阳、东莞和宝安的游击队根据地，最后由中共南方局、中共广东省委护送到安全地区。在6个月的时间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共营救出了何香凝、柳亞子、茅盾、邹韬奋、胡绳、戈宝权、廖沫沙、张友渔、千家驹、于伶、丁聪等各界知名人士共800多人，此外还有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的夫人上官贤德，陈汝棠等国民党的官员和眷属10余人和一大批的国际友人，以及接应了2000多名要求赴中国内地参加抗日战争的香港青年[8][13]。

1941年12月25日，日军全面占领香港，港督杨慕琦向日本投降。26日，日军成立军政府对香港实行统治，并把被俘英军送至集中营，进入香港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武装随即进行营救活动。1942年3月，港九大队了解到有一批英军囚禁在启德机场里服劳役，即派熟悉英语和当地地形的短枪队队长江水化装成小商贩混入机场，成功从地下水管道营救出英军上尉汤姆逊等4人。2月至4月，港九大队还先后帮助从集中营脱逃出来的英军战地医院賴廉士上校、道格拉斯中尉、夏斯特中尉、汤姆生中尉，香港警司汤姆生和波利斯屈特夫人，英军陆军军官波生吉、比尔斯中尉、怀特中尉、祁德尊中尉等人成功转移到中国内地。此后港九大队又营救出英军葛荣中尉和18名英军士兵、30名印度士兵以及3名丹麦人[14][15]。

賴廉士上校被营救出来后，获英国国防部批准在廣東曲江（今韶關市一帶）成立英军服务团，賴廉士出任指挥官。并在惠州设立英军服务团前方办事处，由祈德尊出任主任。英军服务团还派出何禮文上尉在香港新界的港九大队游击区设立联络站。该站是英军服务团唯一位于日军后方的援救站，港九大队和该站从1942年8月一直合作到1943年4月，成功营救出英国人19人，包括军官7人、政府高级工作人员1人、以及汇丰银行的高级职员劳恩维克和摩利逊等人，以外还营救出2名挪威人、1名苏联人、26名印度人[15][16]。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还尽力协助营救美军跳伞的飞行员。1944年2月11日，中美空軍混合團第3大隊第32中隊的克尔中尉驾机随同美军的战斗机、轰炸机群轰炸香港的启德机场，其座机被日军炮火击中，克尔受伤跳伞，降落到九龙山区。港九大队的游击队员及时赶去救护，并将克尔藏于山洞成功躲过日军的搜寻，其后再将他安全送回到广西桂林的美军航空队基地。此后，在1944年5月24日，美军第14航空队的勒天哥中尉，拉忽累尔中尉，沙克上士、康利上士和利斯上士所驾驶的B-25轰炸机被日军击中，跳伞坠入大亚湾，1945年1月，美军第14航空队的伊根中尉、第三舰队的克利汉少尉也被日军击中，跳伞坠入新界海面，均被港九大队成功救起护送回安全地区[15][16]。

1944年，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发起了一系列越岛登陆作战，致使日军节节败退，美军开始准备在中国华南的登陆。10月，在华的美军司令部派遣欧乐义博士到东江纵队司令部，要求东江纵队合作，建立电台和联络站，协助美军搜集气象和军事情报。东江纵队为此设立了联络处，由袁庚任处长，专门负责收集情报工作。联络处为美军提供了日军在香港分布的飞机场、船坞、政府机关、油仓、军事设施的图例，日军香港占领地政府的机密文件、命令、报告，日军在香港、广州的军事力量分布情况，广九铁路沿线的工事图例等重要情报，这些情报为美军准确轰炸香港日军的军事目标起了关键的作用。

1942年1月下旬，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在宝安县白石龙主持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东江军政委员会，负责领导东江下游地区和珠三角一带的中共组织和军队的工作，林平出任主任。同时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梁鸿钧、政委林平，副总队长曾生、王作尧，参谋长王作尧（兼），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杨康华，政治部副主任李东明，参谋处主任周伯明。此时已有队员1500多人，主要活跃于东江下游和广州、香港的外围地区[17]。部队整编为一个主力大队（第五大队）和四个地方大队（第三大队、惠阳大队、宝安大队和港九大队）。

自1941年1月始，国民党发动了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二次反共高潮。1942年5月，广东的國民革命軍先后破坏了中共南方工委和中共粤北省委，并出动187师、独九旅、独二十旅、保安第八团等5000多人，向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位于阳台山的中共武装发起进攻[17]。此时恰逢1942年严重饥荒，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处境艰难。1943年2月，中共广东省临委、东江军政委员会在香港新界乌蛟腾召开了由林平主持的会议，会议决定了主动出击日军、反击国民革命軍的进攻、东江军政委员会的成员分散到各地方加强领导等一系列针对目前困境的措施。1942年12月，第三大队活动于东莞大岭山以西的沿江地带；珠江队活动于福永、西乡的沿江地带，宝安大队活动于前海、南头一带，惠阳大队活动于横岗、坪山一带，独立中队活动于大鹏半岛，港九大队在新界。

乌蛟腾会议以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发动了对日军和国民革命軍的反击，从1943年1月至11月，作战70多次，击毙、击伤和俘获日军、伪军1000多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成员发展到7个大队3000多人[18][19]。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这几个月的战斗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包括拔除了广九铁路和宝太、莞太公路沿线的一些日军据点；下属的护航大队进攻大亚湾马鞭岛，全歼了驻守该岛的伪军；独立第二中队在罗浮山建立游击根据地；主力大队炸毁了福永炮楼。1943年11月，日军和伪军出动9千余人，发起了打通广九铁路沿线的战役，并对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东莞大岭山和宝安的根据地发起了围攻，游击队成功突围，并运用“敌进我退”的战术和日军周旋，迫使日军撤出根据地[19] 。

1943年12月2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为东江纵队），下辖第二大队、第三大队、第五大队、惠阳大队、宝安大队、港九大队、护航大队7个大队，曾生任司令员，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参谋长梁鸿钧，林平任政治委员，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此时共有队员1400多人[20]。并于同日公开发表了由曾生、尹林平、王作尧、杨康华署名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宣言》，在宣言里正式宣布东江纵队是由中共领导的部队。

东江纵队成立之后，游击区逐步扩大，队员人数发展到6000多人。在之后的5个多月里，东江纵队共与日军和伪军战斗90多次，击伤、击毙日军和伪军400多人，俘获500多人[20]。东江纵队下辖的港九大队炸毁了日军启德机场的油库和飞机，并破坏了广九铁路的一座火车桥；护航大队和大亚湾独立中队袭击日军的船只，俘获日军的运输船，并打垮了伪军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大队；纵队派出一支部队，一直挺进到广州的白云山区，直接威胁驻守在广州的日军。东江纵队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派出一批骨干前往珠江纵队、琼崖纵队、韩江纵队、粤中人民抗日游击队、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协助工作并帮助建立无线电台。

1944年8月，中共广东省临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在大鹏半岛的土洋村召开会议，会议作出东江纵队向西、向东、向北前进，建立和发展新的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决定。同年，东江纵队派出部队向北渡过东江，进入博罗、增城、龙门等地，建立了罗浮山根据地。1945年5月，中共广东省临委、东江军政委员会、东江纵队司令部先后入驻罗浮山根据地，罗浮山成为中共广东省组织的政治和军事中心。1945年1月，东江纵队独立第四大队向东挺进，在海丰、陆丰、惠阳、紫金、五华一带开展抗日活动。3月，梁广率领东江纵队的北江支队和西北支队向北挺进，在英德、佛冈、新丰、翁源、曲江、始兴一带活动。8月，东江纵队派出1000多人，挺进广东、江西、湖南交界地区，准备迎接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从延安南下的部队，后因日本投降，八路军三五九旅奉命回撤，东江纵队北上人员则留在粤北，建立了五岭山根据地[21]。留守在惠阳、东莞、宝安的部队，则从广九铁路的两侧向日军发动进攻，使广九铁路两侧的根据地连成一片。此时，东江纵队已先后成立了9个支队和6个独立大队，并成立了4个指挥部，分别指挥东江以南、东江以北、粤北和东进的部队[22]。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国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中国抗日战争正式结束，中共和國民政府的军队开始了抢夺日占区的斗争。在广东，受中共中央的指示，东江纵队对拒绝向中共军队投降的日、伪军发动了进攻，至9月底，占领了东江两岸、粤汉路、广九路沿线、沿海地区的城镇60多个，此时东江纵队的总兵力已达11000余人。据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东江纵队共和日、伪军作战1400多次，击毙和击伤日、伪军6100多人，俘获3500多人，东江纵队队员阵亡2500多人[23]。

9月7日，國民革命軍的新编第一军、第五十四军、第一九四师被调至东江地区和广九铁路沿线，对东江纵队的根据地形成包围之势。10月20日至30日，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召集广东、广西的军政要人开会，议题是清剿两地的中共游击队。会后大批国民革命軍的兵力被调至广东的东江地区，新一军负责进攻广九铁路沿线、东莞、宝安等地，第五十四军负责进攻惠阳、海丰、紫金等地，第六十三军负责进攻英德、翁源、从化、龙门、增城等地，第六十五军负责进攻曲江、始兴、南雄、和平、连平、仁化等地，再加上参与进攻的保安团、新收编的伪军，总兵力达到7万多人[24]。

1946年应中共要求，东江纵队乘美国运输舰前往山东烟台整编，后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序列，参与了第二次国共内战。

1945年8月28日，中共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率团从延安前往重庆同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展开谈判。10月10日，双方签定《双十协定》。中共按照“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长江以南的中共部队一律北移江北，华北华中的部分部队进军东北。东江纵队为江南一支孤军，因此中共在谈判时尽力将该部队撤往华东，以免国共开战时被歼。在国府同意下，中共将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不包括豫北）等8个省区的中共军队撤退到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一带，广东的根据地是中共让出8个省区的根据地中最大的1个[25]。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达成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3日，双方对军队下达了停战令，为了监督停战令的实施，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中共代表周恩来、美国代表马歇尔组成军事三人小组，同时由三方派出代表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负责调处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军调部下辖8个执行小组，第8执行小组被派往广东解决广东停战及中共武装北撤的问题，该小组由国民党代表黄维勤少校，中共代表方方，美国代表米勒上校组成。

军调部第8小组到达广州后，2月5日，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公开否认广东有中共部队，拒绝东江纵队派代表参加谈判，使军调部第8小组的工作无法进行。3月11日，东江纵队政委林平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前往重庆召开记者招待会，通过輿论的压力逼使国民政府承认。3月12日，重庆军事三人小组向在广州的军调部第8小组发出了确认东江纵队为中共部队的电报。3月27日，军事三人小组对广东中共武装的问题达成北撤协议，北撤人数确定为2400人，由美军负责将人员海运陇海路以北，其余人员就地复员，由国民政府保证其安全。4月3日，军事三人小组派出的由国民党代表皮宗阚、中共代表廖承志、美方代表柯夷组成的代表团会同军调部第8小组和广州行营代表谈判，这次谈判确定了北撤的三个原则：1、登船地点为大鹏湾，2、人数2400人，3、自开始调查之日起到登船自日止，以一个月为限，不得超出[26]。随后再由中共华南武装代表曾生少将、广州行营代表王衡少将和军调部第8小组达成北撤的具体细则。

北撤协议达成后，江北、江南、粤北、东进四个指挥部的东江纵队部队迅速向大鹏湾登船地点集中，沿途受到國民革命軍的阻击，粤北指挥部短枪队的队长刘黑仔、指导员苏光在集结途中死于南雄大队的袭击中。6月下旬在国共内战已经全面爆发背景下，东江纵队的部队在大鹏湾集结完毕。6月29日，受飓风影响延迟的美国运兵船开进大鹏湾。6月30日，东江纵队及其它中共部队2583人（其中包括珠江纵队89人，韩江纵队47人，南路部队24人）在大鹏湾沙鱼涌（该地在抗战期间长期是东江纵队惠阳大队的后方根据地）登上美国的三艘运兵船[27]，在海上经过五天的航行，于7月5日抵达了中共控制的山东烟台港。

1947年3月，中共中央电示中共华东局，决定以东江纵队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曾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治委员，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战斗序列。1947年8月1日，两广纵队在山东惠民正式成立，下辖3个团共3600人[28]。两广纵队成立后，先后随主力军团参加了鲁南、莱芜、豫东、济南、淮海等战役，共歼国民革命軍5000多人[28]。而东江纵队北撤时在广东留下的部分部队和复员人员，受到国民革命軍的清剿，一批队员被杀害。1949年1月，这部分留下的东江纵队成员整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尹林平出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9年3月，两广纵队改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战斗序列，移至河南开封整训。5月，在平津战役倒戈的部分国民革命軍编入两广纵队序列，改编后，两广纵队下辖2个师，共1.3万人[28]。10月，两广纵队随主力军团南下，在赣南与粤赣湘边纵队会师，会师后经和平、河源沿东江一直挺进到珠三角，占领了惠阳、博罗、东莞、宝安、番禺、顺德、中山等县，共歼國民革命軍5000多人[28]。1950年1月1日，两广纵队划归广东军区建制，2月，两广纵队番号撤销，部队编入广东军区下属各师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