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主要是指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逐渐形成的一套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模式[1][2][3][4][5][6][7]。中国模式最早是由海外民间创造的名詞，与“北京共識”、“举国体制”等概念紧密相关，而2019年起中国官方也正式提出了“中国之治”的概念[2][3][8][9][10]。一般认为，中国模式以计划经济、宏观调控等国家干预市场的手段来保证经济增长，而在政治领域依然保持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威权体制[2][3][4][10]。中国模式也产生了类似西方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故被西方一些媒体认为是一种政治上的独裁政体与国家资本主义的混合体[11][12][13][14]。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崛起、国际地位提升，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15][16]。另一方面，中国模式偏向過度開發農牧、開採高汙染工業和炒作建設房地產致富的發展下，社会贫富分化严重，腐败、特权、经济泡沫、生態环境污染等问题较为严重，其壓榨勞工和底層人民等民主、自由、人权亦受到压制，也有学者认为，自由的缺乏导致社会创新力或创造力较低、对外依赖度过高，故并不能实现自主的可持续发展[4][10][17][18]。

历史背景

中国在财政方面一直偏好税收和通胀，到了毛泽东时期流行口号“新中国既无内债也无外债”[19]。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毛泽东时期开始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人民流动，用剪刀差对农村进行强力剥削以补贴城市。

在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后，1978年起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将「以阶级斗争为纲」，即本來企圖消滅任何有資產和文化的人，调整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允許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並重新投入研究，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同时在外交上將「积极输出共产主义」调整为「和平共处」，尊重不同国家的主权层面权利和政治体制。

模式特点
  • 政府对于金融、经济都有非常直接、影响力大的干预和调控，对于市场动荡的反应较快。
  • 政治组织方面，由政府决定，不進行民主討論，對政治自由容忍度低，反對聲量小。
  • 对于官员的任用，利用层层选拔的制度而非选举，选举投票仅仅是内部而且实际作用较小。政府不是职能化政府，官员通常不被视为普通雇员。但佔據政府機關之絕大多數技術官僚，中國政府採取聘用制。
  • 基礎設施建設由國家統一投資，結合國家控制之銀行，提供大量貸款以保證不間斷之高效率。
  • 類似香港以外向型的為主導的經濟結構，內部需求與經濟規模不成比例，因而经济增长快。
  • 对于言论自由和媒体出版限制严格，对于政府在大方向上的观点，主要出版物一般都表示赞同，以维持意识形态的大体一致和社会稳定。
  • 不赞同西方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不支持“西方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但是在国际上通常不干涉外国的政治体制的改变或维持，反对美国或其它西方国家以武力改变外国政治的行为。外交主要以利益至上，大多不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对于落后国家在基础建设进行援助，以换取外交良好关系和自然资源，而不是用武力和政变相威胁。
  • 政治严管经济国家化市场适度放开强调发展，过度依靠经济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是所谓模式夸耀的突出特点。

各界评价

正面评价
  • 2017年11月，美國《時代雜誌》以「中國贏了」作為標題[20][21]，並且史上首次加入以非英語的中文並列出現兩種文字的封面，撰文者伊恩·布藍默認為歐美到了該清醒的時候，事實上中國模式確實存在且有西方制度無法比擬的優越性，否則無法解釋為何西方影響力這十多年的下降趨勢，尤其是一帶一路和亞投行事件讓許多歐美人猛然驚醒世界的變局。例如科技性和產業外移造成的職場動盪使西方與一些採用西方制度的發展中國家數億工人流離失所，問題無解，而中國利用其巨大的國營企業體制緩衝了職場動盪問題[20]。同時中國還將其土地國有的優勢利用到了極限，除了吸引眾多輕重工業導致短短20年內就達成高度工業化，同時超高速度的都市更新與高鐵、高速路建設，這都是西方國家永遠無法達成的，而更多移植美國制度的開發中國家五六十年努力都還比不上中國一個五年計劃的成果。
  • 2017年10月，亚太经合组织贸易政策集团执行董事戴维·多德韦尔（David Dodwell）在《南华早报》发表文章《你怎么看中国取决于你的立场》，认为事實勝於雄辯，太多採行西方制度的發展中國家經歷了二戰後半個多世紀，最後依然下場不好，甚至有民主普選的伊朗、敘利亞、俄羅斯現在還被歐美視為敵人在制裁，讓人無所適從，且作为一位英国人，「鉴于我们的民主制度从来没有允许我们选择自己的首相及其大臣们，我一直觉得难以说明我们占据了什么优越的道德高地。」且最近十年來多數民眾没有感受经济增长，同時民主制度表现反常，老人照顾下降，財政惡化，相比於中國每年使一兩千萬人脫貧，幾千萬人蓋房買車，面對他們政府的越加自信，我們似乎也越來越難批評他們什麼。[22][23]
  • 2017年，歐美的中國留學生開始大舉回國潮引發關注，超过8成留学生回國，其中不少原因是潛在性的種族歧視依然處處可見，以及經濟發展機會的天秤傾斜[24][25]；同年，美國白宮辦公廳主任約翰‧凱利曾表示「中國的制度顯然適合服務中國人民」，「美國不應論斷外國政權」釋放出降低對立信號。[26][27]
  • 2010年起，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中國目前執行的制度其實是傳統儒家為主、法家為輔的儒法制度變形，皇权是垄断的，但「官权」是向全社会开放，只要科举考试考得好都可進入官場。只是传统皇权转变成现在的党权，传统的皇权以个人家族血統傳承驅動，黨則是一個意識形態組織，較大程度壓減了血統效果；皇帝不再需要姓同一個姓，可從較大人群範圍內遴選；也就是透過「开放的一党制」達成內部多元性的競爭。[28][29]
  • 2015年，上海復旦大學教授張維為認為西方媒體喜歡批評的貪汙問題、三農問題、裙帶資本主義、零星的族群矛盾問題，其實一大堆西方國家和開發中國家自己也不惶多讓，同樣很嚴重，卻拿出來評論別人，這與什麼制度根本無關，更多牽涉在社會富裕程度和社會文化進程，每個國家還是應該多多檢討自己少講別人。[30]而同时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习近平当选总书记上台后的大规模反腐，数十万官员和公务员被处理，却是太多国家甚至欧美自己做不到的，因为盘根错节的选举献金和国会利益集团，制约了领导人的很多决心。

负面评价
  • 2017-18年，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认为，中国过去40年的高增长，来自于市场化、企业家精神和西方300年的技术积累，而不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因此“中国模式论”严重不符合事实，错误解读将会对内误导自己，自毁前程；对外误导世界，导致对抗。[17][31][32]他认为，中国过去40年间的经济高增长，获益于经济改革后的市场化，以及技术后发优势提供的套利机会，而不是所谓的“中国模式”；近些年来被中共官媒极度吹捧的“中国模式论”，把中国近40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归功于强力的政府干预和体量庞大的国有企业与现代化的产业政策相结合的“中国模式”。但这其实只是官方一厢情愿的想法，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最终还“导致中国与西方的冲突”。[17]
  • 2010年，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在《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一书中認為，中國仍然是基於私有產權與金融資本概念而發展。他認為，大陸改革開放的成功主要在於兩個關鍵，其一是加入了全球化市場，其二是採用了西方的金融技術；換句話說，大陸只是把西方人早在工業革命之後就開始的經濟發展，延後到1978年才開始而已。此外，雖然“中國模式”的說法源於西方提出的“北京共識”，但陳志武說，這並不代表西方學界面對大陸經濟發展成功後的心虛。他認為，有關大政府模式與市場模式的大討論，早在1930到1940年代就已展開，並已經有了結論，公認市場模式才是對的。陳志武表示，儘管大政府模式對一些國家早期的工業化是有幫助的，包括日本、台灣、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都是如此。[33]
  • 2009年，《經濟學人》批評中國模式這個術語，意義含糊不清，沒有實質內涵。[34]
  • 中国模式中存在国家资本主义，以垄断营利性国企控制通信、石油、电力和媒体等战略行业，中国收入及盈利最高的公司基本为国企[35][36]。中国模式中还存在裙带资本主义，相对于自由市场，中国一般更倾向照顾“听话”，能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的企业[37]。
  • 中国模式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长为核心之一的政府目标，将GDP增长视为重要参照，失业率、通胀、环境污染、金融系统健康、劳工权利等方面一般作为低优先权考量。[38][39]基建为主的政府投资倾向，中国对政府投资的喜好大于居民消费[40][41]，虽然中国的高额增值税带来超越发达国家的物价和低下的购买力，但中国政府极少承诺减税和对居民直接返现。取而代之，中国流行口号“要想富，先修路”，强调政府投资的正面意义，相对于教育医疗，政府对公路，铁路等基础建设的投资具有特别兴趣。发改委等机构可以越过市场控制价格，政府对盈利更高的公路项目的兴趣大于下水道等“看不见”的工程，政府对于土地收入的兴趣大于人民的财产等基本权利[42]。
  • 中国领导人和官方媒体公开反对普世价值、三权分立、宪政等来自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和制度。[43][44][45]中国模式下，主权高于人权、稳定压倒一切，许多地方政府暴力强制完成计划生育政治指标。六四事件后，中国领导人相信“稳定”才能换来执政党和社会的安定与发展，言论自由等公民权利与其冲突时，都必须被牺牲。严格的网络限制和新闻媒体、影视作品的审查等。西方国家和日本认为中国政府曾试图推行绿坝、WAPI等标准技术是为了加强网络监控。[46][47][48][49]
  • 外交上，中国以「不干涉內政原則」的無條件貸款，西方國家認為大幅折損了其外交力量同時對世界發展不好，例如对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和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等政府貸款、债务减免和武器，以换取石油、矿产等资源[50][51][52]。同时采取重商主义的贸易产业政策，中国如日本韓國一样相信贸易盈余可以带来经济增长，实施出口退税[53]，以维持出口型经济[54][55]；有西方媒體批評貿易的公平性。

相關链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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