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運動

1912-1945：中华民国于1912年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制政府，但由于民初政府虚弱腐败，对地方并无发展现代化的能力，其后又经历军阀混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民主化并未有效发展。[1]

1945-1949：二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与当时的中國國民黨为了争夺政权，进行了4年的国共内战。至1949年，中國共產黨佔據了大陆地区，中華民國政府撤退至臺灣。[2]

1949-1978：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毛泽东时期，错误的发起了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痛的灾难。[3]

1978-至今：1978年邓小平掌权后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提倡解放思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重建，但对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改革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止步不前。[4]

1978年12月5日，在北京的西单民主墙，魏京生的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可以看作是这个运动的开始。魏京生在这份大字报中称现代化最关键的是将权力保持在劳动人民手中，但共产党被一些保守人物控制，人民必须通过一个漫长的和可能流血的斗争来推翻这些保守人物。魏京生以反革命罪被判15年徒刑，并于不久后流亡美国。

1980年代中，这些民主意见在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中很普及。贪腐，改革开放的阵痛，普世價值文明的衝擊，社會貧富差距等因素导致了19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学生因政府無作為不回應而不愿退场，6月4日在鄧小平和李鵬等中共高層指示下解放军对天安门广场學生进行武力鎮壓清场，强制结束了近兩個月的示威，衝突導致數千多名學生市民和數十名解放軍死傷。其中领导學運的学生領袖被迫以政治避难等原因流亡海外。這是中國民主運動在國際間極具代表性與知名度的運動。

2000年代後中國大陸貧富差距急劇擴大，貪污腐敗及環境污染等问题也成为国家难题，政府侵犯公民權利的事件时有发生，且對社會投入的資源较少、社會微觀管理能力较弱，導致國內民意不满，每年都会出现民众抗议性质的“群體性事件”。然而，依托于中国大陸經濟相对稳定的发展以及中國大陸當局強大的維穩力量，虽然国内群体性事件多发，但民众对共產黨政權持普遍乐观看法。在美国独立研究机构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发布的国家发展方向满意度调查中显示，87%的中国大陸民众对国家目前发展方向持满意的态度，是在所调查所有国家中满意度最高的[5]。

香港作為目前中共所治理区域中唯一实行相對民主制度的地区。很多政黨與團體會在香港抗議示威，中國很多事件（劉曉波入獄等）最先在香港舉行抗議，每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同日香港维园都有纪念活动，惟上述地区仅有。而比較激進的政治組織有社会民主连线和人民力量。

臺灣在六四學運期間表現積極，2000年後受到所谓『台灣本土意识』冲击逐漸與中國產生距離感，但臺灣的自由民主體制對中國大陸來說可以做為一個榜樣。

外國政府在六四發生初期對中國大陸實施過嚴厲的制裁，往後同樣出於利益的考慮各種限制逐漸解除，但發表過很多反對中國大陸侵犯人權的言論，涉及到民主問題的會議有中美人權對話、中歐人權對話等，外國政府也資助過一些維權和民主人士與組織。也有些外國非政府組織（無國界記者等）幫助促進中國民主及抗議中共。

網絡起著組織與啟蒙和克服恐懼的作用，真正推進社會進步的為進行公民運動的普通人（很多為法律界人士及作家和平民），這些普通人繼續帶動其他人的覺醒，讓中國的公民意識及民主意識大躍升，表面上看似無法與強大的國家政權抗衡，但它已經開始扮演一個當局無法忽視的政治力量。若就以溫和的方式使中共退讓而進行改革的方面來看，中國民運並不成功，但2000年後公民運動及維權運動為日後打下公民基礎及讓人醒悟，隨著政府打壓越發瘋狂也讓越來越多的人放棄非暴力不合作。中共建國後的1980年代較其他年代開放自由，民主思想深入當年的大學高中生最終促成八九學運，雖錯失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但當年的這批人活躍在中國社會上，對未來中國民主健康運行起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另外，六四鎮壓也讓共產主義信仰破滅政府統治威信下降。

目前在中国大陸现行政治体制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成为公务员必经之路。在大学期间，成为一名学生党员亦是常见现象。但实际上，现在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并不意味着完全接受中共的政治理念。而这其中，部分人对于中国共产党部分的做法持有异议。而有些人则是持反共立场。而对于不忠于中共理念的党员，多以两面人称呼。无论是学生党员或担任公职的党员，持有反共、反中思想者亦为常见。知名党员公开表达反共情绪亦非个案，其中较为有名的有毕福剑酒桌唱戏事件以及任志强事件。香港《东方日报》认为，中共“两面人”的问题，不僅表明中共內部存在眾多的“隱性兩面人”，同時也表明不少人加入中共只为前途投机，甚至表示中共到底有多少“两面人”“只有神知道”。[6]亦有觀點認為：“兩面人”的出現也從側面證明中國共產黨內部也存在著“反共分子”或“異議份子”，他們的存在對未來中國民主運動起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对于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中国官方一直以“摸着石头过河”理论为基础，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没有现成道路，同时反对西方的政治模式，以及對中共內部的風險因素進行處理以反制。

• 《中国政治改革面临的困境及路径选择》一文写到：“对于执政者而言，他们要推动政治改革，必须对改革的风险进行评估，没有谁有决心去推动一项风险极大、不确定性很强的改革政策和措施。退一步讲，即便西方民主制度很好，也未必在中国就能推行，因为有不少发展中国家搞了西方的民主，也并没有变得像西方那样政治廉洁、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从世界范围看，选择了西方民主制度，又能搞得比较好的国家，除了东亚的日本、台灣，韩國和新加坡，以及少数几个靠资源（例如石油资源）发展起来的国家（当然，未必所有这类国家运用西方民主制度都是成功的，成功的国家也有不是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几乎就没有了。而这几个国家搞的民主，与西方式的民主，实际上也有很大的不同，都带有自身明显的痕迹。所以，在现有状况下，推动变革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可能性不大，渐进的改革是首要选择。”[7]
• 中国大陆媒体《环球时报》在赵紫阳逝世十周年时候发表社评，指“25年来中国按照赵和他智囊们在重大关头所反对的政治路线和哲学，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最敏感的问题，中国奉行‘不争论’政策，中国把行动和不断取得的成就作为了对那些问题的回答。”该评论还称未来修改这一评价的空间，很可能远远小于因时过境迁事情被淡化、人们更多记住一位老同志曾经所做好事的空间。[8]
• 在2017年開始，中共中央政府也越加重視和警惕國內政治圈子可能出現的政治兩面人問題，並展開壓制行動以加強國家集權[9]，中纪委亦重視上述的政治兩面人問題[10]。 部分民運人士如王丹也憂慮中共對雙面人的反制也會削弱民主運動能夠獲得內部人士串連的可能 [11]。

相關人物（ 資料陸續補充）：

• 劉曉波
• 董瓊瑤
• 吳建民（ 現時在美國定居）
• 龔小夏（ 現時在美國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