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凤山

1938年水晶之夜后，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逐步升级，犹太人为避免被抓入集中营，只有离开欧洲，但要想逃离就必须获得外国签证，于是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奔走于各国使馆之间申请签证，在当时一张签证就可以拯救一条生命，因而被称为“生命签证”。但1938年7月6日在法国埃維昂萊班召开的国际难民会议上，与会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爱尔兰和新西兰等32国均拒绝接受犹太移民。此时何凤山基于人道主义立场，不顾上司驻德大使陈介的反对，在中華民國驻维也纳领事馆向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发放了“生命签证”。从1938年到1940年5月何凤山奉调回国，2年间他共签发多少张“生命签证”其准确数字已无从统计，根据已找到的签证看，一份1938年6月的签证的号码为200号，另一份1938年10月27日的签证号码为1906号，也就是说半年间他共签发了近2000份签证。納粹當局也以總領事館原屬於猶太人房產為由，將總領事館沒收。而在國民政府又拒絕出資租房後，何鳳山自掏腰包在約翰内斯巷22號租下一套小公寓，把總領事館搬到那裏，繼續堅持發放簽證。1939年4月何鳳山被外交部記過一次。

到上海避難的3萬猶太難民，超過了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南非、新西蘭五國當時所接納猶太難民的總和。維也納愛樂樂團首席小提琴演奏家海因茨·格林伯格（）、美國前財政部長麥可·布魯蒙賽爾也是當年手持何鳳山所發的簽證、到上海避難的見證人。許多人憑著何鳳山發放的簽證，逃到加拿大、南美各國、菲律賓、美國、巴勒斯坦、古巴等地，躲過災難。古巴等地還有一本書中說，1939年有4000名猶太人在維也納拿著到上海的簽證逃到了巴勒斯坦。[6]

十七歲的猶太青年艾瑞克‧歌德斯德堡，他疲憊地花了數月的時間，走了五十多個外國領事館，都失望而回。可是，當他向中國領事館申請簽證，何鳳山卻給艾瑞克簽發了二十份前往上海的簽證。因此，艾瑞克整個家族得以順利離開奧地利。消息傳開後，等候簽證的長龍在中國領事館的門前輪候了。一名已被關進集中營的猶太人摩裏斯‧格羅斯費爾德，在妻子拿到全家去上海的簽證後得以釋放，一家人平安到了上海，逃過劫難。[6]

一位猶太人大屠殺的倖存者說：「有些人雖然早已不在人間，但他們的光輝仍照亮世界；這些人是月黑之夜的星光，為人類照亮了前程。」曾任世界猶太人組織秘書長的伊斯雷爾‧辛格的父母當年也是何鳳山所救的，他們憑著何鳳山發的簽證入境古巴，然後進入美國（伊斯雷爾本身在紐約出生）。他說：「我的父母是何鳳山博士救的，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6][7]

“上海當時是日軍佔領區，根本不需要中華民國外交部的簽證，為什麼父親還會發放這樣的簽證呢？”何曼禮女士後來找到了這個問題的答案。因為當時納粹只關注猶太人是否有去處，而簽證是最好的證明。其實，很多猶太人拿到上海簽證後，轉而前往巴勒斯坦避難，也有很多人去了美國或其他國家。何女士感嘆說：“這個辦法太聰明了！”。

此后，何鳳山又擔任中華民國外交部情報司司長。1947年3月8日，國民政府令免駐埃及特命全權公使許念曾本職，任命何鳳山為駐埃及特命全權公使[8]^:8307。1948年11月14日，蔣介石特任何鳳山為中華民國驻埃及國特命全權大使[8]^:8729。何凤山又先后担任墨西哥、玻利維亞、哥倫比亞等国大使。何鳳山在出使哥倫比亞期間，遭館員指控侵占一筆200美元的專款、虛報圖利，雖法院並未起訴，但何鳳山因此遭外交部停職，強迫退休，並失去終身俸的資格。後經監察院彈劾，退休後，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決議撤職並停止任用三年。何鳳山本人宣稱無罪，認為指控與彈劾、懲戒皆是因為政治因素。監察院後來由馬秀如、李炳南兩位監察委員重審彈劾案，2013年以沒有新的事證為由，維持彈劾[9][10]。

何鳳山退休后于1973年移居美国。定居在舊金山，从事写作，著有回忆录《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1986年11月，他应邀参加了母校长沙雅礼中学80周年校庆，并向母校捐资9000美元。1997年9月28日，96岁高龄的何凤山在舊金山去世。2015年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頒發「褒揚令」。中國大陸作家余秋雨為此撰寫墓誌銘：「隨其手也，千百家庭得以絕處逢生：隨其筆也，沉溺之身攀上救命方舟；隨其聲也，域外人士驚識中華文明；隨其形也，離亂生命重建人世信心」[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