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英租界

北京条约部份內容

清咸丰十年（1860年）9月11日中英双方交换了中英《天津条约》批准书，同时签订《续增条约》（《北京条约》）。《续增条约》第四款规定：“续增条约画押之日，大清大皇帝允以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凡有英民人等至此居住贸易，均照经准各条所开各口章程，比例划一无别。”成为英国在天津强划租界的依据。1860年12月，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依据《北京条约》中“准许英国侨民在通商口岸租地赁屋”规定，照会直隶总督恒福，强令划出英租界。1860年12月17日英租界开辟，初期面积约460亩。位置在海河西岸，紫竹林村一带，因而英租界及此后在这周边的德租界等亦有“紫竹林租界”之称。后来不断扩展，形成东临海河，北面沿宝土徒道（现营口道）与天津法租界毗邻，西到海光寺大道（现西康路），南沿马场道到佟楼[2]。

天津英租界的主要规划设计者查理·喬治·戈登

为了避免填筑土地等方面的开支，起初旅津的英商大多不愿入居租界，而是在天津城内外租地买屋。尽管如此，由于当地的中英贸易发展迅速，1861年已有41艘英国商船在英租界新建的码头停靠，1862年增至69艘，故而英租界在开辟初期即得到较快的发展。[3]界内很快建成一批洋行，建成英国、普鲁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的领事馆，还建成台球房、篮球场、俱乐部等娱乐设施。[4]

天津租界的较大发展始于1870年。当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愤怒的天津民众打死法国领事丰大业等人，并烧毁望海楼教堂及法国驻天津领事馆。事后心有余悸的外国侨民们认为，入居租界要比在华界杂居安全得多，因而纷纷迁入租界，使紫竹林租界加快了发展步伐。此时，英租界内已设有英商的高林洋行、汇丰银行，德商的礼和洋行、禅臣详打粤众多的洋行、银行。其中尤为著名的是被称为英国“皇家四大行”的怡和、太古、仁记、新泰兴洋行。为了促进贸易的发达，英租界当局致力于兴建新式码头，并安置了各种港口设施。

1883年，天津地方官府也用得自租界码头的码头捐捐款，建成自租界码头至天津城的沿河石路，大大便利了城区与租界的交通。于是，天津原来的航运中心三岔河口嘈运码头逐步衰落，英租界成了天津的贸易、航运中心。此后，天津的对外贸易增长得更为迅速。18世纪70年代初期，天津的对外贸易总值为1000多万海关两，1889年增至3124万海关两，1894年又增至4427万海关两。这样，天津一跃成为全国名列前茅的重要通商口岸，天津英租界也成了所有英国专管租界中最繁荣的一个。界内建成成排的高楼大厦，建成维多利亚道等交通干道，还建成作为工部局所在地的巨型公共建筑戈登堂。不过在此期间，天津法租界和天津美租界仍没有多大变化。从1870年起，法国在普法战争中一败涂地，随后长期陷入侵略越南和中国的战争，对华贸易便一蹶不振。在19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每年抵达天津的法国商船至多只有数艘，有时甚至没有一艘。在这种情况下，法租界就失去了兴盛的基础。美租界的情况尤为特殊。于是，在第一个时期即发展时期中，天津的租界中始终是英租界一枝独秀。

曾宣布将民国政府遷往天津英租界的黎元洪

从1895年起，天津租界进入第二时期即全盛时期。从这一年起的8年间，德、日、俄、比、意、奥等6国先后在天津开辟租界，英、法、德、日等4国的租界分别得到一次或数次的拓展，使天津形成幅员为县城8倍的8国租界夹峙海河的形势。同时，随着中国与有关各国大规模地开展修治海河的工程，较大的外国商船已可直接驶抵天津租界；而从海河中挖出的大量泥沙又填平了英、法、日等国租界中的成片沼泽，使得天津租界的投资环境得到很大改善。

1897年3月31日，天津英租界向西扩展到墙子河。这个扩充界（英語：）有1630亩。1902年10月23日，面积131亩的天津美租界并入，成为天津英租界的南扩充界（英語：）。1903年1月14日，天津英租界再度向墙子河以西扩展了3928亩，称为推广界（英語：）。

1923年6月，黎元洪曾宣布将民国政府迁往天津，实际是天津英租界，并在当地发布总统指令和总统任命，并设立议员招待所，使天津英租界一度成为民国大总统的驻地以及没有内阁的政府所在地。[1]

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对英国积极援华、道义谴责日本的态度极为不满。同时，日本的侵略使其与英国在租界的矛盾迅速发展，国际租界的存在已然成为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巨大障碍。于是，1939年，日军几乎同时对天津英租界以及鼓浪屿的租界发起进攻。由于天津英租界地处华北一直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开展反日活动的理想基地，且流通中国官方法币并存有相当数量中国政府的白银储备，因而日本将天津英租界作为突破口。

英国与日本关于天津英租界的矛盾早在1938年9月即初现端倪。9月底，英租界当局根据日本军事当局建议，逮捕了一名据称是抗日游击队领导人的苏清武。日方要求英租界当局将此人予以引渡，英方却称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此人将租界作为反日活动的基地，于是，双方僵持不下。而英国政府内部也就是否向日方移交苏清武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和英国驻天津总领事贾米森认为“如果苏清武被证明有罪，就应该交出他”。但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和英国外交部远东司的大多数成员却不赞同，他们认为“日本在天津事件上的施压是其‘新秩序’方针指导下的一个庞大的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而这个政策旨在把英国在华势力及利益完全排挤出去。因此，英国方面应当对此持强硬态度。”英国外交部倾向于卡尔的意见，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移交。

关于程锡庚事件的外交函件

在英国与日本围绕着移交苏清武的问题争执时，著名的亲日派人士、天津海关监督兼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天津支行经理程锡庚于1939年4月9日晚在天津英租界内的大光明戏院遭遇狙击暗杀。[5]英租界逮捕了四名嫌疑犯。日本当局要求将此四人移交日方。克莱琪和贾米森担心日本可能会武力占领租界，认为“如果武力占领真的发生，那么，我们将不能像在上海的情况那样指望得到美国的援助。”他们要求外交部同意交出这四人。但卡尔表示反对：“采取这一行动良心难安，而且将很难向重庆交待。”外交部最终认同卡尔的观点，迟迟不肯移交四人。6月5日，日方向天津英当局发出最后通牒，称英方若不在二日内将暗杀程锡庚之嫌疑犯交出，则日方将采取必要步骤，封锁英租界。[6]贾米森和克莱琪要求向日本做出让步。克莱琪说：“在这最不适当的时候，我们用自己在华北的地位冒险，仅仅为了法律上的细节卷入与日本的严重冲突当中，坦率地说，我不能理解。”卡尔却反驳说：“这个问题更主要是道义问题，而不仅仅是法律上的问题。”最终，哈里法克斯指示贾米森：“如果没有明确犯罪事实的令人信服的，而不是在日本人威胁下产生的供词之外的证据，我将不打算移交刺程案四嫌犯。”他决定采纳卡尔的建议，由英国、日本、美国各出一人组成调查委员会。但这一建议并未被日本接受。6月14日，日本正式封锁天津英租界，造成英租界内正常生活的停顿，史称“天津英租界危机”。

日本此举引起了英国的强烈反应。日军对出入英租界的英国人不分男女都要脱衣检查，致使英国舆论为之哗然。[7]英国开始考虑对日经济制裁的问题，首相张伯伦在下议院暗示，除非日本解除封锁，否则英国有可能进行经济报复。[8]15日，英国商务部向外交部提交对日经济制裁的若干建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废止1911年的英日条约。17日，英国官方对外宣称，如果天津局势至本周周末仍未改善，则英国可能有三种经济报复的方式：

然而，随后的欧洲的局势对英国日益不利，德国的闪电战屡屡得手，西欧、北欧相继沦陷,6月，号称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的法国也向德国投降，英国在欧洲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新任首相丘吉尔领导下的英国更力主对日妥协，尽快解决天津危机。最终，英国不顾中国的反对，于1940年6月12日与日本正式签订天津协定，在天津存银问题上向日本妥协。至此，英日在天津问题上达成一致。日军解除了对天津英租界长达372天的封锁，天津租界危机由此平息。[9]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日，日军进驻天津英租界。1942年2月18日，日本宣布将天津英租界移交给汪精卫政府。3月29日，举行了移交仪式。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民政府宣布正式收回天津英租界。[1]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徽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成立于1862年，总部设在戈登堂，间接地受英国驻中国领事馆和英国外交部的领导。1899年，天津英租界推广租界的董事会下也成立天津英租界推广租界工部局，组织状况与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基本相同[12]。1919年1月，天津英租界原订租界、天津英租界推广租界与天津英租界墙外租界合并，组成一个统一的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其组织状况与原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基本相同。天津英租界董事会设立之后，也相继成立了董事会的执行机构：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当时的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设财政处、工程处、警务处、电处务、水道处和卫生医官处等处。[13]

此外，天津英租界内还先后设立过六个由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和其订立保管契约的保管团，分别为：红墙道球场保管团、债券保管团、空地保管团、英文学堂保管团、天津公学保管团和养老金保管团。[13]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还设有八个市政委员会：电气委员会、医务委员会、自来水委员会、工程委员会、机要会计委员会、学校委员会、警备委员会、义勇队委员会。这八个市政委员会的委员由天津英租界董事分别兼任，董事长兼任各委员会委员[2]。

天津英租界华人董事庄乐峰

天津英租界董事为天津英租界内的统治主体和决策机关，董事由天津英租界里的纳税人推选产生，任期为一年，任满全体董事改选。1899年以前，天津英租界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均为英籍人士，后来董事名额增至九名。1902年，天津美租界并入天津英租界时，英美双方规定董事会中至少有五人为英籍，一人为美籍。后来，《驻津英国工部局1918年章程》规定，天津英租界董事会的董事名额必须为五人以上，其中，至少有五名为英籍。1926年，天津英租界董事会设中籍董事二人。1927年，天津英租界董事会中中籍董事席位增至三个。1930年以后，又增加一名中国籍副董事长。天津英租界董事会负责天津英租界中的一切应行事务，如：租界章程、任免官吏、买卖公产、筹措财政、捐税和经营公有设备及公用事业等事务[2]。

天津英国兵营始建于1900年，坐落在当时的天津英租界推广界内[14]。最初建立时该兵营占地面积为124市亩，建筑面积为23500平方米。兵营的最初驻军为1400人。1902年，八国联军结束占领天津时，又驻扎806人，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兵营的驻军数为3000余人。当时，原天津英国兵营的驻军为旅的建制，司令官为少将军衔。1937年，原天津英国兵营被日军占据。1945年，日本投降后，该兵营又被美军驻用。1947年，天津市立中学在该旧址上建立，目前该建筑已被拆除。[15]

天津英租界在成立初期开设过一些全系外资而且不具备独立的工业企业性质的工厂，这些工厂一些是为进出口贸易服务的机器打包，一些是为天津英租界居民服务的供水供电企业[2]。1874年，大沽驳船公司作为近代天津第一家外资企业在天津英租界河坝道成立。作为英租界里最早出现的外资工业，打包与包装业是与进出口贸易有密切联系的工业，而且一些在天津从事掠取原料和特产的外国洋行都附设有打包厂，如：高林洋行打包厂、德隆洋行打包厂、世昌洋行打包厂等。随着天津英租界的不断发展，其工业种类和数量也不断增加，在食品工业方面，天津万国汽水股份公司、屈臣氏药房制冰厂、心乐冰厂、华北饮水公司、米各士公司、美国制乳厂相继在天津英租界界内成立。在卷烟工业方面，坐落于英租界的英美烟草公司天津公司、高林洋行卷烟厂一直垄断着华北地区的卷烟市场。在纺织工业和机械工业方面，海京洋行毛织厂、华士洋行绒毡厂、车轮公司、东方机器工厂、拔柏葛锅火炉公司、泰民电机厂、捷隆汽车行、美最时机器公司、西门子电气厂相继在英租界内设立[2]。此外，天津英租界里的华资工业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末，多为当时一些参加洋务运动的官僚投资兴建而成的，其中包括面粉、机器修配、织呢、地毯、毛纺等工业，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万顺铁工厂、北洋织绒厂、仁立毛纺厂、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等[2]。

天津英租界作为天津银行业的集中地之一不仅聚集着众多的外国银行，也集中了许多的华资银行。1882年，汇丰银行天津分行在天津英租界成立，成为最早在天津租界设立的外国银行。之后，麦加利银行、华俄道胜银行、德华银行、花旗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和华比银行等相继在天津英租界设分行。在当时各国租界中，天津英租界贸易发达、经济繁荣，行政制度和市政管理也较其他租界先进，因此，当时的外国银行多集中在天津英租界的维多利亚道[2]。

利顺德大饭店

天津英租界设立伊始，商业不是十分兴盛，天津教案发生后，外国人及洋行纷纷从天津城厢迁入租界。天津设立最早的洋行多为英商经营，地点也多设于天津英租界。后来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和天津英租界环境的不断改善，洋行数量逐年增多。1936年，英国在天津开设的各类洋行达68家[2]。在天津英租界的英商洋行经营范围广，涉及范围从鸦片到各种机器、军火，因此英商洋行在进出口贸易方面，长时间处于主导地位。其中，英商的怡和和太古两家洋行垄断着天津的航运事业并在英租界河坝设有专门的码头和仓库。当时，天津英租界界内比较著名的洋行有：高林洋行、怡和洋行天津分行、太古洋行天津分行、新泰兴洋行、仁记洋行鸦天津分行、安利洋行、永丰洋行、永昌泰洋行、亚细亚火油公司天津分公司、永盛洋行、保禄洋行、英瑞公司等[2]。

天津英租界拥有两处商业区：东南部边缘的小白楼和中部的黄家花园。小白楼商业区为白俄聚集区，开设有众多服务于各国驻军的酒吧、舞厅、西餐馆、服装店、美容店等，俄国色彩浓烈。[1]而天津租界早期的餐饮、服务业多集中于英租界，19世纪90年代前后，天津英租界已出现弥纳客店、施磨斯客店、兰士颠茶点店等西式餐饮、服务行业[2]。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利顺德饭店、皇宫饭店、泰莱饭店、英国乡谊俱乐部、维克多力餐厅和西湖别墅等[2]。

天律英租界内最集中的投资项目是以高级住宅为代表的房地产业。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随着租界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同时为了躲避战乱，寻求庇护，中国的商人、企业家、买办、军阀、官僚、政客等争相在租界购地建房，置产兴业。这股热潮致使天津英租界在1913至1923年间，地价又每亩由300两银涨至3,000两。英租界的推广界更是成为云集各届名流的高级住宅区，日后这里成为五大道历史风貌街区。[1]

曹锟旧居

英国乡谊俱乐部

天津庆王府

颜惠庆故居

张自忠故居

耀华学校礼堂

1939年天津水灾中的英国文法学校

在教会和租界华人的影响与参与下，天津的近代教育蓬勃发展。天津英租界作为天津租界中最繁荣租界，在教育方面的成绩更是天津近代教育的一个缩影。1911年，北洋女师范学堂状元、毕业生汪芸在英租界内创办了天津私立竞存女子学校，是天津第一所女子小学[16]。1927年，在时任天津英租界华人纳税会董事庄乐峰先生的倡导下利用华人纳税额的18%在英租界内创办了耀华学校并聘请北洋大学学监王龙光为校长，校址位于戈登路（今湖北路），是一所英式的私立精英学校，故根据英国传统最初命名为“天津公学”。创办次年由于学生日增，庄乐峰向英租界工部局提出划地扩建的要求，觅得墙子河畔一片53亩的洼地学校扩建的新校址，并聘请英国建筑设计设计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设施齐全的学校，后迁至墙子河畔的现址。此外，英租界内的学下还有英国文法学校等。袁世凯称当时天津“学堂林立，成效昭然，洵为通商各属之冠，中外士庶，靡不称赞”。[17]

英租界《中国时报》撰稿人丁韪良

在租界的教会和华人推广教育的同时，由洋人创办的报刊杂志也纷纷涌现，报社大多位于英租界和法租界。1886年11月6日，英籍德人德璀琳在天津英租界内创办了天津第一份报纸《中国时报》。[1]这份报纸最初为英文周刊，撰稿人多为如丁韪良、丁家立等精通中国文化的传教士，最具特色的是其专门翻译刊登中国的新闻、上谕以及“其它一些任何中国报纸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消息”，在当时被称为“远东地区最好的报纸”。1894年3月，英国建筑师裴令汉（William Bellingham）在英租界工部局的支持下创办《京津泰晤士报》（），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停刊。[1]

到20世纪30年代，洋人在天津创办的报纸达40余种，其中绝大多数办在英、法租界并有教会背景。[18]这些报刊杂志在传播新闻的同时，也起到了开民智的作用。19世纪末至20世界初，随着社会各阶层逐渐认识到开民智的重要性，供市民免费阅读报纸、杂志和书籍的阅报处大量出现。[19]到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有近30家中外通讯社，发行报纸30余种，总发行量超过29万份，本地发行达18.7万份。如果按当时天津有阅读能力的人计算，日均2.5人就拥有一份报纸。此外，还有多如牛毛的各种小报。[20]

英租界内的校园足球赛

天津租界成立之后，随着英国侨民的不断到来，各种近代体育活动首先在天津英租界得到广泛的开展，各种运动协会和运动俱乐部纷纷在天津建立，天津最早的公共体育场也开始在英租界出现，二十世纪前期，天津英租界成为天津近代体育运动的中心。[21]

1862年，天津赛马会成立并举行了天津的首次赛马运动，天津赛马会也成为天津英租界里最早的运动俱乐部。此后，撒纸赛跑会、天津草地网球会、天津妇女草地网球会、天津草地网球协会、天津浮水会、天津冰球会、天津垒球会、天津马球会、天津板球会、天津高尔夫球会、天津青年体育协会和天津业余无线电协会等运动协会相继在天津英租界成立。在运动场地方面，1895年1月由英租界纳地捐者集资所设俗称为“英国球场”的公共体育场在英租界落成，1926年，民园体育场落成，并举办过多项大型赛事[2]。

1870年，天津英租界建成了第一条马路——从老海关大楼到利顺德饭店的中街(今解放北路)，这也是天津各国租界中修筑的第一条路。[22]1887年，在英租界董事长德璀琳住宅前，英工部局用碎石块铺设了一条道路，成为天津第一条碎石路，虽然技术并不先进，但与当年一般的土路、炉灰路相比，显然进步了许多。此后，又相继修筑了马场道、海大道(今大沽路)等道路，但都是简陋的土路或碎石路。天津英租界初期规模不大，只有3条南北向道路，即中间的维多利亚道，东侧的河坝道，以及西侧的海大道；东西向道路虽有六七条，但都极短。其中怡和道及宝顺道均以洋行命名。至19世纪末租界扩展以后，陆续建成的街道达到70多条。其中许多路名以英国本土或属地城市命名，例如新加坡道、剑桥道、爱丁堡道、伦敦道、都柏林道等。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结合海河清淤工程，对部分泥沼地区进行填筑使之成为城市公园，如天津英租界最早的园林景观维多利亚公园。1887年6月21日，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女皇登基50周年之日，该公园正式开放，故称“维多利亚公园”，在当时有“英国公园”的别称。[23]维多利亚公园占地18.5亩，全园规划采取西方传统园林的规则式布局，但在风格方面则具有非常明显的折衷主义风格。其在植物配置，布局建筑和园林管理方面在当时都较为先进，并对天津后世园林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4]此外，英租界内的公园还有皇后花园、久布利公园、义路金花园等。

天津英租界的第一家自来水厂建于1898年，由英商仁记洋行建在今保定道与建设路口位置，是继上海、旅顺两家水厂之后中国的第三家自来水厂。[25]创办人投资198,000两白银，1898年11月完成铺管工程，次年1月开始投产。后来随着英租界不断扩大，英租界工部局于1923年1月收购了这家自来水厂，将其改名为“英租界工部局水道处”。因当时的海河水污染严重，1925年，英租界工部局该处在扩建水厂的同时，开始用深井产水的尝试，提高了出水的水质。截至1941年2月，该处下属自来水厂有巴克斯道机厂、达克拉道机厂、皇后花园机厂及河坝进水机厂。四厂总生产能力为河水1,363立方米，井水11,818立方米。在该处管理期间，共铺设供水管道5.57公里。英租界总面积为3.7平方公里，供水管道每平方公里为14.58公里，普及率几乎达百分之百。当时墙子河西住宅建筑虽不多，但均已在铺路之前埋设了供水管道和消火栓，可以做到基础设施超前施工。[26]

天津英租界自1906年起可以供电。租界当局委托仁记洋行，集资25万元，在黄家花园一带，建立一个小型直流发电厂。1923年自装1,000千瓦汽轮发电机两台，改为交流供电。电灯厂刚开办时，实际接线的用户的负荷总数大概刚好1,000千瓦。到1936年，该厂发电总容量增长为7,000千瓦，供应范围为除英租界外还向天津德租界供电。[26]

埃里克·利德尔的故居

英租界开辟之前，原是一片荒地，并无村落，只有零星散居华人住户，人数不足20人。英租界开辟初期，人口增长速度缓慢，1867年，居住在界内的外国人有112人。到19世纪末，开始有大批外商入住英租界，到1906年，界内外国人总数达到1970人。20世纪初，大批华人开始进入英租界居住。此后人数继续增加，到1938年外籍居民已达到4728人。到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已无英美侨民居住，除回国者，均押往山东潍坊乐道院集中营。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华界大批居民移居到较为安全的英租界，以至到1938年，天津英租界的人口猛增到76815人，其中华人72087人[2]。出生于天津的英租界居民埃里克·利德尔在1924年巴黎举办的第八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田径400米跑金牌和200米跑铜牌。此外，曾经在天津英租界寓居过的各界名流有：原英国军官、苏丹总督查理·喬治·戈登，天津英租界董事长德璀琳，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庆亲王奕劻长子，農工商部尚書载振、中華民國外交家顾维钧，北洋直系軍閥領導人孙传芳，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原天津市市長张自忠，直系军阀首领、第六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和中华民国政府总理颜惠庆等[27]。

天津诸圣堂

在天津英租界内，集中了几座服务于外国侨民的宗教场所，包括英国国教圣公会教徒的诸圣堂；英国各个非国教教派教徒联合使用的合众会堂以及犹太会堂。[28]1937年，循道公会在英租界伦敦道（今成都道201、203号）设有圣道堂，但迟至战后租界交还后才完工。

在教会组织方面，自天津英租界开辟以后，圣公会华北教区主教决定成立直属英国国外布道会和圣公会华北教区主教领导的天津英国教会，该教会是一个在中国境内的纯英国教会。此后，位于天津英租界的伦敦国外布道会、救世军基督教、安立甘教会、基督教女青年会等相继成立。其中，在义和团运动以前，安立甘教会就派传教士来天津筹划建立教会之事，并得到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的支持。1893年，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将英租界咪哆士道与马厂道拐角处的一块空地以“名义租金”租给教会，使之在天津英租界占有一块地皮，之后，这块地皮上便建起天津诸圣堂[2]。

由于在当时拥有租界的国家中，英国国力最为强盛，因此英国对租界的治理与其他国家租界不同，从不依靠黑道。[1]英租界当局都力图维持良好的社会风气，实行禁止在界内开设鸦片烟馆、赌场与妓院的制度。当英租界进行拓展时，租界当局对扩展区所实行的重要政策之一，便是取缔当地原有的妓院、赌馆等“伤风败俗”的场所。[29]与天津日租界相比，由于英租界内没有公开的烟馆、赌场、妓院，相对来说英租界内黑社会的活动较少，犯罪率较低，社会治安较好。[1]

天津英租界设立之后，陆续建立起一些医院以方便英租界侨民就医诊治。其中，天津英租界的一些医院为教会所建。后来，随着天津英租界的不断扩张和人口的迅速增加，一些华界的天津华人医生也来到天津英租界建立医院和诊所。因此，天津英租界这些现代医院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为天津近代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当时天津英租界开办的医院中，有1890年为京津及附近地区英国侨民集资建造的维多利亚医院，凡英租界内的居民及纳税人，在此就诊的诊费较低，而英租界以外的居民的收费较高。[30]

在环境卫生和垃圾处理方面，天津英租界当局对倾倒脏土和清扫街道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制度要求凡居住于英租界各户人家的垃圾不准倒在街上，要先倒入自家设有的木制垃圾箱中，天津英租界当局雇清道夫每日清扫街道并要求住户每日按照规定时间将自家垃圾箱中的垃圾倒入公共土车内并让清道夫将公共土车运至河沿，倒入河中。在粪便处理方面，天津英租界工部局采取强制措施规定居住于英租界的每户居民必需建立一种经过试验而且性能良好的化粪池，并将自家的污水管道与英租界内的下水道连接起来。后来，天津英租界当局决定在租界内停用粪车，户主和地段业主必需按天津英租界新章程的规定修建与化粪池配套的新式卫生的厕所设备[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