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日派

韓國的亲日派（日语：，韓語：）是指在朝鲜半岛的日本統治时期，与日本统治当局进行合作的韩国人，多称为“韩奸”。在韓國，被認定為親日派的人士會普遍遭受社會大眾的唾棄。2005年8月29日，韩国民族问题研究所和亲日派姓名词典编辑委员会发表了3095名亲日派的名单，韩国亲日反民族行为真相纠明委员会亦评定部分人物为亲日反民族行为者。

1945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國民政府展開一系列的反日教育，比較強調日本統治時期的黑暗面、甚至「醜化」之，企圖加深台灣人對日本的惡感，這種反日教育一直進行到親日派的李登輝擔任總統之後才逐漸淡化。而日治當下，有一部份台灣民間人士對日本及日本統治者有負面觀感，另外一些台灣民間人士則對日本人表達中立立場或者是有正面觀感，大部份的知識份子或特別對日本統轄不滿的老百姓則傾向反對日本統治者，但民間雙方存在友好的交流情形；戰後由於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埋下了台灣人消除反日情緒的種子，且在冷戰架構下的政策傾向於聯合日本與西方抵制共產主義勢力之緣故（如白團），聯合國席位保護，反而讓台灣人對同為「分享」自由、人權、法治等理念的日本有較親近的感情。[2][3]許多民調顯示，日本是最獲台灣人喜好的國家之一[4]，而因為台灣在對日本的態度比其他日本鄰國還來的友善，所以目前日本一般社會大多對台灣也較有好感。李登輝被認為是臺灣的親日派代表[5]。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地方發生地震後，台灣民間、政府更是踴躍捐輸。

由於台灣的地理位置與日本相近，又受日本統治五十年所影響，生活習慣近似，民間觀光互動交流密切；所以日本次文化在台灣非常盛行，對台灣的主流文化亦有相當的影響力。在台灣，選修與自修人數最多的外國語為日語（英語因為是國小、國中和高級中等學校必修，不得列入），而部分對日本文化非常瞭解並喜愛日本文化的人被稱為哈日族。

安倍晉三和麻生太郎這兩位推動價值觀外交與自由與繁榮之弧的日本首相，卸任後訪問臺灣時都表示，日本與臺灣是有自由民主、基本人權以及法治社會等共同價值觀的友好夥伴，形成現在密切的臺日關係。[6][7][8]

。旅居台灣的日本作家本田善彥在聯經出版發表中文書《台灣人的牽絆︰搖擺在台灣、大陸與日本間的「三顆心」》指出有一些日本知識分子冷眼看待親日言論，認為這些言論只是純粹的機會主義[9]。《美麗島電子報》副董事長郭正亮則批評包括李登輝在內的戰後台灣親日派，常因為反對國民黨外來政權、反對『大中國史觀』，故意誇大『日本皇民』史觀以偏概全[10]。民主進步黨台北市議員梁文傑則批評李登輝對日本殖民史不加批判的親日台獨史觀[11]。

由於中華民國已憲政民主自由化，臺灣人民擁有自主的思考性，日治時期和二戰時期的資訊已經不再是禁忌或秘密，臺灣人對於日本的政治、歷史、文化與習俗有所褒貶，如日本對於二戰時的立場、慰安婦、臺灣的親日人士與團體（如臺灣民政府）、釣魚台列嶼及沖之鳥礁爭議等。

在抗日战争時期被指为“汉奸”的中華民國政府官员有汪精衛、陳公博、李士群、周佛海和德王、川島芳子、溥儀,鄭孝胥,張景惠等人。

1950-70年代有毛泽东感谢日本争议。 抗日战争后中共内部少有亲日派高官，抗日战争的累累白骨与不同意识形态客观上消除了亲日派的存在。1960至80年代之間，中蘇交惡，中共開始親向日本，強調中日世代友好、一衣帶水，應共同對抗美國，並以此教育青年們。

六四事件後，由于意识形态的危机，中共转而强调民族主义的论点，并逐渐把焦点集中于日本和美国。中共和民众也逐渐从1980年代的普遍亲日转为以后的反日甚至仇视日本。另一方面，民众受日流影响，仍有相当数量的哈日族。其中，认同大东亚共荣圈，支持日军侵华的人士并不少见。中国网络文化中，多蔑视的称为日杂或精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