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仙得

李仙得出生於法國隆河省烏蘭，曾在蘭斯皇家學院接受過軍事教育，畢業於巴黎大學。1854年在布魯塞爾與十七歲的克拉拉·維多利亞·慕洛克（Clara Victoria Mulock）結婚[1]，岳父為紐約著名的律師，婚後搬到紐約，並歸化美國國籍。

1861年美國南北戰爭爆發，李仙得協助招募紐約第51志願步兵團（51st New York Volunteer Infantry Regiment），在1861年10月29日獲授該團少校階級。1862年參與了羅諾克島之役。然而在同年3月14日的新伯恩之役下顎及脊椎重傷。因此受到北卡羅萊納州表揚。

儘管他的傷勢嚴重，李仙得仍然繼續參與戰爭，並在1862年9月20日升到中校。1863年，他隸屬第九軍），隨著他參與的無數次活動，1863年3月14日晉升為上校，並在第九軍第51團指揮下參與維克斯堡包圍戰。1864年5月6日，在格蘭特領導的莽原之役中，身受重傷，被子彈傷到左眼及鼻樑。1864年10月退伍、1865年3月授勳為陸軍名譽准將[1]。

清同治五年（1866年10月）[4]出任美國駐廈門領事。1866年12月13日李仙得才抵達廈門[1]。

同治六年二月（1867年3月），美國商船羅發號（又譯羅妹號）由汕頭赴牛莊之際，在台灣東部外海紅頭嶼（今蘭嶼）觸礁沉沒，其船長Hunt夫婦及生還者在潭仔灣登陸，卻被琅[5]（清季鳳山縣下林邊以南，今恆春 地區）龜仔角社的生番（今排灣族）出草殺害，是為「羅發號事件」，引發美國政府與滿清政府交涉。1867年6月13日美軍兩艘軍艦抵達現場，在英國商人畢麒麟引路下成功登陸，直接攻擊卻受挫。李仙得不滿於當局延宕拖延，同年八月再度來臺察看，但因為琅位在屬於「生番」地界的土牛線外，清方官員不願介入，李仙得與官方的交涉無任何成果，於是在同治八年（1869年10月10日）自行進入琅與十八社總頭目卓杞篤談判，協議原住民不再傷害漂流於此的西方船難人員，是為南岬之盟。也因為這番經歷，並能說台灣話，李仙得遂被視為「台灣番界」通。

1868年5月李仙得坐砲艦「阿魯斯圖號」到打狗，介入樟腦戰爭。[6]

李仙得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12月19日[1]）辭去廈門領事之職，1872年10月12日搭船返美[3]，途中過境日本橫濱，在美國公使介紹下，與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會面。

當時日本有海外擴張企圖，又因為明治維新後大量士族（舊武士）失業造成巨大社會問題，更積極謀求以對外戰爭轉移內政問題。適有琉球國宮古島漂民五十四人在同治十年（1871年）於琅遭原住民殺害，日本打算以保護「國民」（當時琉球同時向清朝和日本朝貢）、質問生番為藉口出兵台灣。

李仙得以處理羅發號事件的經驗指出，中國政教不及「番地」，日本可用「番地無主論」作為出兵台灣的理由。[7]李仙得提供台灣的地圖與照片，並說只需兩千兵力便可輕易佔領台灣。副島聞言大感興奮，外務省遂在當年十一月以準二等官聘任李仙得為顧問。李仙得並為日本規劃詳細的出兵、殖民計畫。[8]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明治七年），日本政府成立台灣蕃地事務局，任命西鄉從道為事務局都督，率兵三千六百攻打台灣琅地區以牡丹社為主的原住民部落，稱為「臺灣出兵」（中方稱「牡丹社事件」）。

李仙得在牡丹社事件中為日本擬定外交策略，並幫日本雇用外籍軍人、承租船艦、購買軍火；其目的在於日本佔領台灣後，美國人可獨佔貿易利益，甚至擁有實際的殖民權。

中國方面得知李仙得在此事件中扮演關鍵角色。李鴻章上總理衙門〈論日本圖攻台灣〉一函中便指出，日本依賴美國人；促美撤回人員、船隻，即能迫使日本罷兵。於是清廷向美國提出抗議。九月十二日，李仙得前往廈門與清廷談判時，遭到美國水兵逮捕。同年十一月，日軍撤離臺灣，美方遂以李仙得未帶兵為由予以釋放。

李仙得位於韓國首爾的墳墓

李仙得退休後，一直住在日本。1875年，李仙得獲日本政府頒授勳二等旭日重光章。1875年末，李仙得辭任外務省顧問。李仙得直到1890年都一直住在日本，曾任大隈重信的私人顧問。

1890年3月，李仙得離開日本，擔任朝鲜高宗的顧問。1899年9月1日，李仙得在漢城（今首爾）中風去世（一說1899年9月2日中午死於布賴特氏病[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