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四旧
破四旧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初期，以大中学生红卫兵为主力进行的以“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相标榜的社会运动，其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席卷了中国大陆。与“破四旧”相对应，是“立四新”，意指“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1966年北京的“红八月”期间，“破四旧”运动逐渐升级。[1][2]
「四舊」釋義
「四旧」意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合称、统称，含贬义。源于林彪的《五·一八讲话》，由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一次明确提出，为《十六条》所肯定，又是林彪《八·一八讲话》中提出的号召。
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以前的漫长历史阶段裡，所有先人创造、社会形态遗留下来的文化财富，在文革意识形态看来，都是旧的、腐朽的、反动的，必须与之彻底决裂，清除干净。这种观念早已深入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人人以之为耻，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极其广泛。
旧思想
在这样一套思想观念的观照下，旧思想，是历史上从孔子、老庄等先秦诸子，经董仲舒、韩愈、朱熹，到王阳明、曾国藩、胡适、刘少奇等所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思想，既指他们的著作，也指在他们影响下的其他作品。
旧文化
旧文化，指旧时代的礼仪制度、文学艺术、教育思想和实践等精神现象，既有成文的，也有不成文的遗存。它包含的内容比旧思想的范围更广。
旧风俗
旧风俗，指历史上人们日常生活中代代传承、相延成俗、层叠积累的时尚（包括衣食住行、年节、婚丧、娱乐）、礼节、习惯，即旧文化的世俗表现。属于一种亚文化。
旧习惯
旧习惯，历史上、现实中长期生活形成的行为模式、倾向、风气，也包括从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派生出来的心理定式。与前三者相比，更加处在表象外层。
这些东西，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看来不少是应该属于人类创造的共同财富，应该纳入汉民族的文化遗产。由于中国近代危机促成的不断激进，它们被五四新文化批判以后，又被1949年以来中共舆论机器加以政治宣判、漫画化──妖魔化处理后，反复传播，已经形成了共识（无意识），是假、醜、恶的化身。没有人再去思考、探究所谓四旧是什么。因此当林彪号召“我们要打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异样的感觉。
文革对四旧的抨击、破除，看似有打死老虎的嫌疑，声势浩大，言不及义。其实是言在此而义在彼，有从摧毁观念形态的传统权威入手，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势，模糊法与非法的界限，达到摧毁现实政治权威（大小走资派）的功利目的、实用功能的。同时也让普通人陷入对四旧（传统是对它的中性称呼──人无往而不在传统裡）的自我检讨、恐惧中，从而形成类似原罪、必须永无休止地忏悔赎罪的自我想象，在惶惶然的颤栗中听命、顺从于当下的政治权威。
历史
肇始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后来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
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市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了大字报《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首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红八月”期间，他们把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思想文化上的破旧立新，简单化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一系列物化形态的破坏行动。一时间，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名，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揪鬥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暴力行为成风。
当时的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正面的歌颂性报道。例如，人民日报的社论《好得很》（1966年8月23日）指出：“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
破壞升級
这股潮流迅速涌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包括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海瑞墓、龙门石窟佛头、善本图书），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鬥、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竞赛，看谁的花样翻新出彩。一时间，基本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註 1]，基本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和私生活领域，基本没有受保护的人身自由（连老人的胡子都当成四旧来革除）。
反抗
这些活动在一些地方引起了自发的反抗，工人、农民、军人与红卫兵发生冲突。中共中央8月22日批准、转发公安部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結束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要求各地国家权力机关保护文物。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后，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红卫兵运动逐渐停止，破四旧的种种行为也逐之渐渐消失。
文革中后期仍有“破四旧”的提法，观念上的意识形态批判还延续、伸展着，但已经没有1966年那样简单、激烈的行动了。
影响
文物破壞
破四旧成为文物古迹的一次浩劫，至今受损古迹和文物都无法确切统计。仅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时记载保存下来的古迹6843处，“破四旧”中毁坏了4922处。全国范围的破坏更数不胜数。在这场运动的笼罩下，中国大陸没有法律、民众失却自由，俨然一片乱世，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私生活领域。
据统计，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谭厚兰率领红卫兵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文物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场浩劫是 “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