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女性主義

自由女性主義没有一个明确定义。這使得他們的信念顯得模糊。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偏好對正义與社会结构的個人主義進路，而非指责他人的不平等行為。[6]一如Susan Wendell所說：「自由主義女性主义最明确的政治承诺，包括机会平等，都是重要的妇女解放，并不盡然與社会主义女性主義和基進女性主义的目標不相容。」[6]

在1800年代末期和1900年代初，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的目标是获得妇女的参政权，以藉此获得婦女的个人自由。 他们認為通过「平等」獲得自由、終結男性對女性的殘忍對待，取得成為完整的人的自由。[7]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相信，没有任何政府或慣習可以禁止个人自由。 早期的自由女性主義者對抗只有白人男子才应得充分公民權的想法。女性主義者們，如瑪莉·沃斯通克拉夫特、Judith Sargent Murray和Frances Wright，皆提倡婦女完整的政治參與權利。[7] 1920年，经过近50年激烈的行動，女性最終取得投票权，并能在美国處理公共事務。

自由主義女性主义在赢得投票權之後，寂静了四十年。直到1960年代民权运动期間、自由主義女性主义者再度挺身對抗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1]全美妇女组织(NOW)、全美妇女政治聯盟(NWPC)和婦女公平行動同盟(WEAL)都在當時紛紛為了更进一步的妇女权利而成立。 在美国，这些团体敦促平等权利修正案的通過 ，希望能确保男女在法律之前的平等。修正案影响及於妇女生活許多的重要领域，包含生產、勞動和同工同酬等问题。對自由主義女性主义者而言，其他議題一樣重要，包括但不限于生殖权利、堕胎、性骚扰、投票、教育、可負擔的育兒環境、可負擔的卫生醫療，以及降低對婦女的性暴力與家庭暴力。[8]

受欢迎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作家有，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小彌爾、海伦‧泰勒；第二波女性主义者贝蒂‧傅瑞丹和格洛麗亞‧斯泰纳姆；以及第三波女性主義者Rebecca Walker。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Elizabeth Cady Stanton)

约翰·斯图尔特·彌尔

平等女性主义是自1980年代以来產生的一種自由主義女性主义。[9][10] 具体地说，是一种古典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或者是一種自由意志自由主義的女性主义。[11]

史丹佛哲學百科全书將温蒂‧莫艾洛依、Joan Kennedy Taylor、Cathy Young、Rita Simon、Katie Roiphe、Diana Furchtgott-Roth、Christine Stolba與Christina Hoff Sommers視為平等女性主义者。[11] 演化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認為自己是名公平女性主義者。他定义平等女性主義为「一套在心理學上或生物學等經驗問題上，平等地不預設任何東西的道德原則」。[12]Barry Kuhle則認為，不同於性別女性主義，平等女性主义相容於演化心理学。[13]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批評者主張，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个人主义假设，使其很難看到使女性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结构與价值观。批評者主張，即使女性不再依赖於个别男性，但女性仍然受制於父權體制。 這些批评者相信，妇女投票权的建制不足以解放女性。[14]

更常見的批評是，在理論上，自由主義女性主義默許了在本質上將女性變成男性，忽略了女性傳統角色光榮、獨特的一面。[1] 自由主義女性主义專注个人，忽略了群體的重要性。[1]^:38 對自由主義女性主义的歷史批判侧重於其種族主義者、階級歧視者與異性戀至上主義者的过去。[1]^:40 基進女权主义者麥金儂，一名美国律师、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是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著名的批評學者之一。 她密切参与关于性骚扰和性别歧视的定义。[4] 她與其他着名学者，認為女性主義不可能與自由主義相容。因此，自由主义提供女性的不過是「一片剛出爐卻有毒的餡餅」[15]

其他批评者，如黑人女性主义者和後殖民女性主义者批評主流的自由主義女性主义只反映中产阶级、异性恋、白人女性的价值观，忽略了女性在种族、文化或階級上的不同。[16] 自由主義女性主义是根基於白人特权，不願意理解有色人種的女性為何無法對不平等發出聲音。基於自由主義女性主义的歷史，自由主義女性主义無法處理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