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博吾

陶博吾1900年出生于江西彭澤，4歲喪父，27歲喪妻、喪兄。他6歲入私塾，9歲學習詩詞，10歲通音律。14歲與彭澤縣五位老先生創建六雅堂詩社，以能詩名鄉里。1926年陶博吾考入南京美術專科學校，從沈溪橋、梁公約、謝公展三位先生學習書畫。1929年考入上海昌明美術專科學校，從黃賓虹、王一亭、潘天寿等先生學習書畫，從曹拙巢先生學習詩文。陶博吾曾因思想進步曾遭當局通緝未果。抗戰期間，從上海逃亡江西，先後任江西省吉安市吉安中學和宜春市樟樹中學國文教員。在逃亡途中寫的《棄兒行》詩在《民国日报》上發表[1][6][7][8]。

1949年，陶博吾定居江西南昌，先後任江西省立南昌第一聯合中學、葆靈女子中學（今南昌十中）語文教師。1950年代遭到批判，被開除公職，戴上“黑五類”帽子，到派出所接受改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陶博吾因專心藝事被当局判為“封資修”（即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典型，蒙冤而被迫封筆十四載；又被抄家，強迫迁至鄉下劳动改造。陶博吾說：“文革時，自紅衛兵把我珍藏的碑帖、畫冊以及經史子集銷毀以後，接著又下放到農村勞動改造，整整十四年，不但沒有寫過一幅墨筆字，連一枝墨筆都沒有見到過。”[9][5]^:09-12[10]。

1980年，80高齡的陶博吾方獲平反。他于家鄉彭澤蟄居，築“吾園書屋”，研習書畫義理。陶博吾的创作道路不同於活躍的主導派系，名不入主流，但常常向登门拜访人士传授藝事。這些人士促成陶博吾的書畫作品集和詩詞集出版，这些作品集即是中國“新文人畫”勃興之源起，呈现了傳統文人畫向“新文人画”变革的新图式[1][2][11]^:13-16[12]。

1989年，陶博吾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陶博吾書畫展”，获得了啟功、李可染、周谷城等艺术家的高度讚揚。1995年（陶博吾去世前一年），上海劉海粟美術館舉辦“陶博吾詩書畫展”，引起了上海學術界、文學界、美術界的震動。蔣孔陽稱他是“現在重新被發現的二十世紀中國的書畫大家，也是大胆的批判現實主義詩人”；作家白樺用“三個不朽”概括陶博吾；藝術家陳丹青、書法家趙冷月称這一輩子最崇敬的是陶博吾這樣的書畫家；作家戴厚英为此撰文《貢獻一個人》，在《文學報》上發表[7][13] 。陶博吾去世23年之後，2019年5月，中國美術館舉辦“紀念陶博吾誕辰120周年藝術作品展”，展出陶博吾前后作品七十余件[14][15]。

饒振華認為，陶博吾的作品率性而為，信手拈來，不同於流行的畫風，也和人們熟習的一些傳統經典繪畫的面貌相距較遠，因此不容易欣賞，令人產生一種陌生感，有相當大的距離。陶博吾作畫造型概要且形神兼顧，構圖粗放簡潔，也注意細部的具體生動描繪。他的花鳥畫多稚拙天真，喜做特寫式的章法，筆墨酣暢淋漓；山石多不求形似，打破正常的比例透視。不拘泥於古人筆墨技巧，筆觸粗獷倔拙，墨色敦厚豐腴。這種個性也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而是經意之極出以不經意率真的畫面效果。到了晚年，陶博吾的繪畫已一定程度上超越技巧和章法，達到“但觀諸法空無我”“無法而法”的境地[8]。他把自己的藝術風格比作“如枯葛形尤醜”，不趨時代風尚，絕不作“早知不入時人眼，多買胭脂畫牡丹”的歎息[8][16]^:12。

王兆榮和饒振華研究指出，陶博吾的繪畫作品形制上和風格上都屬於豪放的風格，疏朗寬厚以直接書寫的方式表現出陶博吾繪畫與其書法風格的一致性，即不安排，落筆不急不遑，筆力雄渾，有種酣然醇厚的氣息。用筆中不使用明顯提按頓挫的動作，尤其是在拉長的筆劃中，一筆之中的持重而非滯遲，讓人感受到筆力的存在。構圖因勢成型，不受物象的現實性的束縛。在疏朗的佈局中可以體驗到特有的律動感——真率恣意又頹放不羈的個人色彩，從而形成強心鐵骨，一種在顢頇落拓之中蘊藏磊落不平之氣的具有陶氏特徵的繪畫風格。與當時居主流地位的許多畫風拉開了距離，開啟了新文人畫的新語言和新圖式，成為影響直至當今畫壇的一代宗師[5]^:09-12[8][2][17]。

詩言志。胸中塊壘，不吐不快。亦如鄭板橋所感慨“難道天公，還鉗恨口，不許長籲一兩聲？！”所以，陶博吾的詩詞、聯句是他滄桑際遇、情感世界和人生信念的自然反映（趙感鶴）。饒振華研究，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青年陶博吾投入了抗日救亡的運動中，他的七絕：“縱馬馳驅辭故土，揚鞭慷慨赴疆場。此行不飲倭奴血，誓死黃河古道旁。”吸收唐代邊塞詩和岳飛的豪放派詩詞的意蘊，創作表現自己投身抗日救亡、精忠報國的慷慨悲歌。趙松元認為，如果試圖更好地感受作為視覺藝術形式的陶博吾的書畫，必然離不開他的語言藝術——詩詞以及他尤為喜愛的對仗聯句。陶博吾的畫作題款，不是引經據典陶醉在已有的古人舊句之中，而是獨出機杼。他的詩句既飽含純真渾樸的力量，又兼具幽默的智慧，例如：“畫圖何必米家山，自有煙雲共夕嵐。难得我來亭下坐，笑得冷眼看人間。——題煙雲變幻圖（1991）”[18]^:172。這不僅是來自他孩提時代學詩的童子功，十四五歲就能與本縣“六雅堂詩社”老先生唱和，以及對舊體詩體裁千錘百煉的純技術操練，更是因為他已經把詩詞藝術化作自己的生命形式。恰如蔣孔陽和李可染所說，陶博吾的詩傳承了杜甫悲愴沉雄的風格，詞則有刺世疾邪之慨，含有人生的哲理[19]^:312[20][8]。

劉正成研究指出，陶博吾的繪畫生涯伴隨著他在近一個世紀的風雨歷程及其倔强性格，用他飽含情感的筆墨來書寫自己的精神世界，表達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的喜怒与好惡[12]。陶博吾多從日常生活——山林沟壑和花鳥蟲魚中攫取的繪畫題材，與大自然相契合，而其內涵卻與社會和時代關聯，滲透著諷喻，勸誡和批判的現實意義。他把司空見慣的景物轉換成誇張怪異的不尋常的畫面效果，擬人化、比喻、暗喻交錯運用得體[21]^:11-13。饒振華說，陶博吾畫中藝術形象往往介於似與不似之間，折射出陶博吾自己的人格、志趣以及個性。他的詩詞融合智與愚、悲與樂、生與死的辯證原理：“大道即風波，塵土有至情”就是陶博吾作為文士、隱士、鬥士的多重形象的精神寫照。[8][22]^:09。陶博吾情感豐富，每幅畫上都依據不同題材或寓意而自己即興撰寫既直白又妙趣橫生的詩詞，詩與畫相互匹配，構建他秉承傳統“畫中有詩，詩中有畫”而自成家法的浪漫批判現實主義的獨特藝術風格[23]^:123-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