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杜甫早年的生活情况历史对其知之甚少。杜甫生于唐明皇先天元年（712年）2月12日[9]，出生地没有具体记载，一派學者認為在巩县瑶湾，也有人推论为洛阳[10]。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期的知名政治家暨诗人，新唐书本传称“（审言）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11]，父杜闲，官至兖州（今属山东）司马、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审言生闲，闲生甫[11]。母清河崔氏早亡，父闲续娶范阳卢氏[12]。从二姑居于洛阳，九岁时即文名震东都。一兄早夭，有异母弟三，异母妹一，常见于其诗。惟继母未见诸笔端，任凭后人臆测[13]。

杜甫自小好學，七歲能作詩，“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14]，有志於「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15]，自称“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16]。因有神童之目，遂至“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15]。

杜甫在青年的时代曾数次漫游。十九岁的时候，他出游郇瑕（今山西猗氏县）。二十岁的时候，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回巩县参加“乡贡”。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他的父亲时任兖州司马，杜甫遂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這一次出遊即是快活愜意，這段時間主要是打獵與唱歌：「放蕩齊趙間，裘馬頗輕狂。春歌叢台上，冬獵青丘旁。」[17]开元二十九年，他返回洛阳，筑室首阳山下。约在此时，与司农少卿杨怡的女儿结婚了。天宝三载（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为梁宋之游。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四载秋，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18]的深厚友谊。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14]，“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14]的齐赵之游。其時，正當開元全盛，到處一派昇平，杜甫這一段時期的情感傾入詩中，豪放而自負，熾熱而奔放，明朗而開闊。這是杜甫早期詩歌藝術的特點。

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編導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轉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長安十年，奔走獻賦，鬱鬱不得志，仕途失意，過著貧困的生活，“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19]。

杜甫画像，见于《晩笑堂竹荘畫傳》

天宝十载正月，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宝九载冬天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等候分配，因主試者仍為李林甫所以没有得到官职。直到十四载，才得授一个河西尉的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官职，稱“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20]，朝廷就將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低階官職，負責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門禁鎖鑰）。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長安也十年有餘，為生計而接受了這所學無用之職。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甫入門即聞哭泣，原為稚子餓死。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就在这个月，“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皇逃往成都。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立即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維被嚴加看管，但因官小，未予囚禁。诗人目睹国家的残破以及叛军的残暴，感时伤事，写下了《春望》、《哀江头》、《哀王孙》等不朽诗篇。至德二载（757年）四月，郭子儀大軍來到長安北方，杜甫冒险從城西金光門逃出长安穿過對峙的兩軍到鳳翔（今陝西鳳翔)投奔肃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21]。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幸赖宰相张镐救免。十二月肅宗召回杜甫復任左拾遺。天寶十七載，五月，賀蘭進明陷害房琯，杜甫遭株連，从此受到肃宗的疏远[22]。闰八月，敕放郧州省家。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贬华州司功参军，从此永远离开朝廷。[23]

当年冬，杜甫由华州赴洛阳。二年春，返回华州，正值唐军九节度使邺城战役使郭子儀六十萬大軍溃败，朝廷大肆抓丁以补充军力，杜甫就沿途所见所感，写成著名的组诗“三吏”“三别”[24]。七月，杜甫弃官去秦州（今甘肃天水），开始了“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25]的人生苦旅。在漂泊的旅途中杜甫全家备尝艰辛，一度濒临绝境。十月，缺衣少食的杜甫携家离开秦州，南赴同谷（今甘肃成县），想解决衣食之忧。不料到同谷后，生活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完全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之中。杜甫在诗歌中用字字血泪记录下这段最为艰苦的岁月，“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呜呼七歌兮悄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26]。

十二月初，杜甫于无奈之下再次逃难，携家离开同谷入蜀，于年底抵达成都，时任成都尹的严武是杜甫的好友，他给予了杜甫许多帮助，杜甫的生活开始安定，「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5]。因为这一年之内奔波流离，不断逃难，杜甫称之为“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27]。上元元年（760年）春，杜甫一家在亲友们的帮助下，於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筑茅屋而居，即为著名的成都杜甫草堂，杜甫送严武入朝至绵州（今四川绵阳）。因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叛乱，被迫流寓梓州（今四川三台）、阆州（今四川阆中）一带。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朝廷召他为补京兆功曹，他却不去任职。二年正月，严武再任职成都，几次写信希望杜甫回来。六月，严武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又称“杜工部”。

他和嚴武之间亦发生过矛盾。严武性格暴烈，《新唐書》記載有一次杜甫因醉酒對他不敬，说了一句“严挺之乃有此儿”而令他怀恨在心。一日欲将杜甫与梓州刺史章彝杀害，已经准备好人手，左右告诉其母之后杜甫才被救下，唯独章彝被杀。《新唐書》說严武「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28]。

永泰元年（765）正月，杜甫退出严武的幕府。四月，严武病逝，杜甫失去依靠，于五月离开成都乘舟南下，经嘉州（今四川乐山）、戎州（今四川宜宾）、渝州（今重庆）、忠州（今重庆忠县）至云安（今重庆云阳），次年暮春迁居夔州（今重庆奉节），甚至以船为家，“崔旰等乱，甫往来梓、夔间”[22]，杜甫诗有“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29]。杜甫居夔州近两年，写诗四百余首。

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携家出三峡，经江陵、公安，暮冬抵岳阳。之后，诗人漂泊湖南，贫病交加，濒临绝境。大历五年（770年）冬，杜甫病死在湘江舟中，时年五十九岁。[30]杜甫因“风疾”病逝[31]。

杜甫的逝世至今都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话题。一些專家認為杜甫是因糖尿病而死，並在杜詩中找到證據，“我多長卿病，日久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32]。長卿病是指司馬相如患有的消渴症，即糖尿病。一說杜甫人在耒陽，為洪水所困，十餘日未進食，後來耒陽聶縣令雇小船來接他，並且贈送許多牛肉、白酒款待，杜甫一夜食盡，竟大飽而死[5][33][19]，郭沫若據此認為杜甫是吃了“天熱肉腐”之物，因食物中毒而亡 [34]。杜甫靈柩停厝在岳陽，唐憲宗元和八年（813年），由他的孫子杜嗣業移葬於河南首陽山下。但现有八座杜甫墓，分别位于河南巩义市、河南偃师市、湖南省耒阳（今耒阳市）[35]、平江县等地。

成都杜甫草堂中的雕像

《唐诗三百首注疏》中的《蜀相》，民国二十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杜甫诗歌現存1400多首，寫詩可分四個時期：

• 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杜甫曾先后游历吴、越（今江浙一带）和齐、赵（今山东北部、河北），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有詩赠李白，「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18]，堪称快意。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可惜的是，由於兩人後半生際遇都相當坎坷，這次分别之後便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 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僅獲得少許資助，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19]，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 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一邊，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任職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 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九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在严武的帮助下，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返成都。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绝句》《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千餘首，佔全部杜詩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亂前後20多年的社會全貌。

维基文库中该作者的作品： 杜甫

杜甫詩“有集六十卷”[22]，早佚。北宋寶元二年（1039年）王洙輯有1405篇，編為18卷，題為《杜工部集》。錢謙益編有《箋註杜工部集》。楊倫說：“自六朝以來，樂府題率多模擬剽竊，陳陳相因，最為可厭。子美出而獨就當時所感觸，上憫國難，下痛民窮，隨意立題，盡脫去前人窠臼。”[36]

取材方面，杜甫是社會派詩人，趨向現實主義，內容廣泛，富時代性，取材於政治興亡，社會動亂，戰事徭役，飢餓貧窮和貧富懸殊。杜詩善於描寫當時歷史實況，反映唐代由盛轉衰的現況，故有「詩史」之稱。從安史之亂至入蜀之前，杜甫經歷了大時代的動亂，寫下大量的實錄式寫實名篇。其名篇中，特多寫實之作，如名作《麗人行》，反映上層社會的奢淫。融情入景，情景交融，創造出深刻動人之意境[37]。

思想方面，杜詩中有儒家思想，洋溢著仁民愛物的情懷和濃烈愛國主義色彩，有「詩聖」之譽。杜詩善用理智去仔細觀察人生社會的實況，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去體會人民的苦樂，有強烈政治意識，繼承並發揚詩經、漢樂府民歌及建安文學的寫實精神。

手法方面，杜詩善寫人物對話和獨白，選取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和事件來描寫。杜詩也善於抒情，結合抒情和敘事，又結合抒情和寫景，寄情於景。杜詩敘事注重客觀描述，讓故事本身直接感染讀者，而少發議論。

語言方面，杜甫寫作態度非常嚴肅。語言精煉，準確並時有創新，善於運用民間口語和方言俚諺入詩[38]。形象生動，多姿多采。

體裁方面，杜甫作品眾體兼善，五七言古體、律詩絕句，無所不工。他往往用不同的詩體，表達不同的內容，敘事多用較少格律限制，便於鋪敘描寫的古體詩，抒情則多用近體詩。

杜甫大量創作七言律詩，作品內容廣泛，技巧純熟，注重聲律對仗，格律嚴謹，語言錘鍊，為歷代典範之作，達到極高的成就，使七律創作臻於成熟。他又開創「即事名篇」的新樂府詩，描寫社會的民生疾苦。

風格方面，杜詩主要風格是沉鬱頓挫，氣魄闊大雄偉，詩歌意象鮮明強烈[39]。風格多樣，豐富多姿，或雄渾奔放，或清新細膩，或沉鬱悲涼、或辭藻富麗、或平易質樸、或通俗自然。杜詩融冶吸收前人藝術技巧，發展成一種獨特的新風格。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40]，后来杜甫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41]。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42]，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

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43]。

成都杜甫草堂内景

杜甫的诗歌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44]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45]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46]是他的創作風格。

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並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47]。唐末王叔文当永贞革新垂败时，反复吟诵杜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以抒悲愤[48]。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49]。陈善《扪蝨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稱“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胡应麟在《诗薮》中说：“唯工部诸作，气象巍峨，规模巨远，当其神来境诣，错综幻化，不可端倪。千古以还，一人而已。”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50]就是杜诗炼字与对仗高超的体现。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51]

杜诗有詩史之稱，这种说法最早見于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52]。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証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另一說是，杜甫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30]

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云：“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

中、晚唐寫實詩人如張籍、白居易、元稹、杜荀鶴、曹鄴、皮日休均受杜詩影響。杜甫開創「即事名篇」的新樂府詩，描寫民生疾苦，下啟中唐新樂府運動。韓愈詩氣勢雄壯，沉雄博大、奇險生硬、拗折艱澀、喜以文為詩，乃受杜詩影響。李商隱詩濃麗沉鬱、氣象高遠、造語精工，亦受杜詩影響。

宋代孫僅《讀杜工部詩集序》說：「公之詩，支而為六家。孟郊得其氣焰，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贍博。」

唐人學杜詩的較少，[53]葉少蘊《石林诗话》说：“唐人学老杜，唯商隐一人而已。”王安石亦稱“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54]李调元《雨村诗话》认为：“学杜而处处规，此笨伯也，终身不得升其堂，况入其室。唐人升堂，惟李义山一人而已。”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在风格和格律上的创新所导致的，某些评论家认为其中的有些作品仍然很大胆古怪。他在世时关于他的参考资料几乎没有，只有6名诗人共11首诗。而且这些诗关于他的影响这一方面，都没有提及他是诗歌和伦理观点的模范。

然而，就像洪业说的一样，杜甫是“中国唯一影响随着时间不断增长的诗人”。公元九世纪时他的作品开始出名，早期的正面积极评价来自白居易，他推广了杜甫部分作品伦理观点，尽管他只在杜甫的部分作品中找到这些观点。除了白居易，还有韩愈，他撰文以此批驳反对李杜的声音，捍卫了他们的美学地位。同时，这两位诗人的诗文中都有杜诗的影子。

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

宋初白话体诗人王禹偁评价杜甫说，“子美集开诗世界”。江西詩派的始祖黃庭堅詩宗杜甫，江西詩派有「一祖三宗」之說，「一祖」即為杜甫。江西詩派師法杜詩奇峭的一面，黃庭堅認為杜甫作詩，無一字無來處，而江西詩派亦要求字字有來歷。江西詩派亦喜用始於杜甫的拗體。

宋代黄庭坚、陈师道等，专门探究杜诗奇峭的一面，形成了“江西诗派”，之后的王安石、蘇軾[55]、陆游[56]、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响，文天祥在狱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詩，自序裡說：“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57]杜甫更广泛的影响是，杜甫的作品将律诗从文字上的游戏变成了抒发政治抱负的载体，对后来的诗人政治题材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杜甫不只在中国流名，还扬名海外。1481年，朝鲜王朝将杜诗翻译成韩文，叫《杜诗谚解》。他对日本文学影响相对较晚，直到十七世纪他在日本拥有和在中国一样的名声。杜甫对松尾芭蕉的影响尤深。杜甫也是美國作家雷克斯罗斯最喜欢的作家。[59]

杜甫对后人的影响还有道德方面的。二十世纪，美国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斯认为杜甫所关心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爱，人跟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我的诗歌毫无疑问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在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亲切。”[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