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變

「一二八」事變爆發有著深刻政治背景[1]^:1。其遠因為九一八事變，國民哀東北之淪亡，起而杯葛，以經濟絕交促日本軍閥之覺悟[2]^:7。上海為中國之最大商埠，中國經濟之重心地，杯葛運動一足以號召全國，再則足以制日本人民之死命[2]^:7。故日本人處心積慮，欲謀取締中國排日運動[2]^:7。近因完全為日本軍閥蠶吞中國之動作[2]^:7。日僧事件及抵制日貨運動不過如中村失蹤及南滿鐵路被毁，為其同一自然之導火線[2]^:8。

1931年7月，萬寶山事件後，日本帝國主義在朝鮮迫害華僑，中國民眾對此不勝憤慨[1]^:1。7月13日，上海各界群眾召開反日援僑大會，成立反日援僑委員會，揭開上海反日和抵制日貨運動序幕[1]^:1。「九一八」事變後，上海開展抗日運動，沉重打擊日本在上海之貿易[1]^:1。1930年，上海每月平均進口總額29%來自日本商品，而1931年12月降到3%[1]^:1-2。中國沿海和長江一帶日本航運業遭到很大打擊，其中「日清輪船公司」輪船全部停航[1]^:2。上海日本商人從1931年7月到1932年3月底，遭受損失總額據說高達41,204,000日元[3]^:366。1931年10月5日，日本政府召開內閣會議，就中國中部及南部「排日運動」商討對策[1]^:2。會議「結果決定由外務省向國民政府提出強硬之警告，至派艦問題，由外相與海相主持之」[4]。

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1]^:4。国际联盟理事會作出三次決議，要求日本撤軍，絕大多數會員國對中國表示同情[1]^:4。美國不是國聯成員，但當日本侵佔錦州後，國務卿史汀生發表「不承認主義」照會，對日本施加壓力[1]^:4。日本在國際社會陷於孤立，引起日本政府和軍部不安，因此急欲在中國其他地方製造事端，以便轉移國際社會關注其侵略中國東北[1]^:4。日本帝國佔領中國東北後，以何種形式來統治，是日本必須立即決定之問題[1]^:4。

1931年9月22日，日本關東軍參謀部制定《滿蒙問題解決方案》，確定建立以清帝國末代皇帝溥儀為滿洲國皇帝，領土包括東北四省及蒙古，受日本操縱之新政權[1]^:4。根據方案，關東軍準備將溥儀挾持到東北，在東北各省拼湊政權，陰謀在上海挑起事端[1]^:4。上海是西方列強在華投資集中、商業利益豐厚之地[1]^:6。列強經濟、政治關係複雜，上海若有戰事，將引起國際關注，特別是與上海關係密切之國際大國，如英、美、法等必將介入[1]^:6。屆時日本就可以乘國際視線轉向上海之機，在中国东北能顺利侵略，扶持傀儡政權。10月1日，日本駐上海領事館武官輔助官兼上海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應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大佐電召，前往瀋陽[1]^:4。板垣告訴田中：「我們下一步的行動要佔領哈爾濱，使滿洲獨立。我們已派土肥原大佐去接溥儀來。如果我們辦成了，國聯要大吵一番，東京政府將感到頭痛。我要請你在上海搞點事，以轉移各國的注意力。當你們引起騷動的時候，我們將拿下滿洲。」[1]^:4-5田中保證完成任務，並說他「正在訓練一個極好的間諜，能在上海收買中國的鬧事者，來發動這場假戰爭」[5]^:585。田中所說之間諜就是川島芳子[註 1]板垣從關東軍特務經費中提取20,000日元交給田中使用[1]^:5。由天皇裕仁文官木戶幸一、近衛文麿、牧野伸顯等人組成「十一人俱樂部」也參與策劃「一二八」事變[1]^:5。該組織主張日本在完成對中國東北征服前，需要有一個「思考間歇」期，以便應付國內外許多問題[1]^:5。在此期間，日本需要在上海製造一場「假戰爭」[1]^:5。「九一八」事變後不久，近衛在「十一人俱樂部」會議上通報說：「關東軍準備在上海搞一個轉移視線的行動，這樣可給國聯一個滿足它要促成和平的願望的機會，從而『給國聯留些面子』。」[5]^:579

1931年10月5日，日本政府召開內閣會議，就中國中部及南部「排日運動」商討對策[1]^:2。會議「結果決定由外務省向國民政府提出強硬之警告，至派艦問題，由外相與海相主持之」[4]

國聯決定組成調查團派往中國和日本作實地調查[1]^:5。1932年1月，調查團正式成立[1]^:5。日本乃計劃在國聯調查團赴中國東北前，扶持「滿洲國」成立，迫使國聯承認既成事實[1]^:5。1月4日，關東軍司令本庄繁同幕僚擬訂具體方案，決定派板垣回國滙報[1]^:5。該方案決定，「滿洲國」最遲在3月下旬，即國聯調查團到達東北之前成立[1]^:5。板垣得到天皇裕仁破格接見，並留在東京協助制訂「假戰爭」作戰計劃[1]^:5。與此同時，1月6日，日本陸軍省、海軍省和外務省根據參謀本部意圖，共同製定與關東軍方案基本一致之《中國問題處理綱要》，其中規定東北從中國主權下分離出來成為一個「國家」，其政治、經濟、國防、交通、通訊等受日本控制，由日本人參該「國家」中央和地方行政[1]^:5。1月10日，板垣和參謀本部安排好準備發動「假戰爭」[1]^:5-6。他在東京致電在上海之田中：「『滿洲事變』按預計發展，但中央有人因列強反對仍持懷疑態度，請利用當前中日間緊張局面進行你策劃之事變，使列強目光轉上海。」[5]^:608田中接電後，將20,000日元特務經費交給川島芳子[1]^:6。1月13日，板垣攜帶《中國問題處理綱要》返回瀋陽[1]^:6。於是，關東軍加緊在東北建立「滿洲國」活動[1]^:6。

1932年1月18日下午4時，日本间谍川岛芳子等5人，於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之三友实业社，與2名日本僧人與3名信徒衝突[6]^:32。日本日蓮宗僧侶2名和信徒3人（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藤村国吉），在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毛巾厂门前化缘，敲鼓念经，厂内义勇军数十人上前拦截盘查，结果僧侣水上秀雄被人打死，天崎等2人重傷；日本总领事提出抗议，要求解散反日组织[7]。然而警察並未成功逮捕犯人，因此日本指控攻擊事件為華人工廠之糾察隊所為。

1月20日凌晨2時40分，重藤千春在田中隆吉指使下，指揮上海「日本人在華青年同志會」32名暴徒，攜帶槍械、刺刀等武器和硝磺、煤油等引火物，潛赴三友實業社工廠[1]^:7。日人糾眾放火焚燒三友實業社工廠[6]^:32。青年同志会成員前往三友實業社放火，引發混戰[8]。田中深信「這樣一來，日華之間必然起衝突」[9]^:50。下午，日僑又開會，在北四川路一帶示威，搗毀商店[6]^:32。1,200名日本侨民在文监师路（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团集会，并沿北四川路游行，前往该路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时，开始骚乱，袭击华人商店[6]^:32。上海市長吳鐵城向日抗議，日本反向中國要求市長正式道歉，逮捕擊斃日僧兇犯[6]^:32。日本要中國償付䘏金及醫藥費，適當處理抗日運動，立行解散敵視日本及抗日暴動之團體[6]^:33。此種無理要求，中國本可嚴加拒絕[6]^:33。

加入战斗的中国宪兵

1932年2月22日「加賀」飛行隊左起生田大尉、黒岩3空曹、武雄1空兵

1月21日上午，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見上海市长吳鐵城，就日人縱火、擊殺華捕事件表示遺憾，聲明將緝拿縱火之日本浪人，同時遞交關於「日僧事件」之書面抗議，並提出4項要求：「（一）市長須對總領事表示道歉之意；（二）加害者之搜查、逮捕、處罰，應迅即切實實行；（三）對於被害者5名須予以醫藥費及撫慰金；（四）關於排侮日之非法之越軌行動，一慨予以取締，爾其應將上海各界抗日救國會以及各種抗日團體及時解散之。」[1]^:8由日本吳軍港向上海派出巡洋艦「大井號」和第十五驅逐隊（驅逐艦4艘），運載第一特海軍陸戰隊457人和大批軍火，1月23日、1月24日分批抵達上海[1]^:12。

1月22日，日本海軍陸戰隊派人持函前往上海《民國日報》社[10]。日本政府開會，「決定立取適切手段，由大角（岑生）海相相機處置之」[11]「如中國政府不解散各處抗日團體，及取締各處抗日運動，即將採用平時封鎖辦法，將海口及長江各埠封鎖。」[12]^:5291月23日，日艦陸續到滬，上海氣氛極為緊張[6]^:33。驻上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恫吓性声明，以保护侨民为由加紧备战，并从日本国内向上海调兵。

1月23日，蔣介石談到對日方針時說：「作最大努力之抵抗。」[13]蔣、汪精衛和孫科再次商討對日政策，「蔣、汪兩氏咸主先行安內，方可攘外」[1]^:17。會議決定命令吳鐵城制止民眾抗日，「由軍政部長何應欽將第十九路軍於五日內調離上海，派憲兵第六團接防」[14]^:30-31。當時京滬衛戍司令陳銘樞及十九路軍的蔣光鼐、蔡廷鍇主張應付日軍挑衅，而國民政府則主張忍讓，同時也開始對上海周邊非租借區發布戒嚴令，並構築防禦工事預防意外發生。

1月23日、24日，由日本吳軍港向上海派出的巡洋艦「大井號」和第十五驅逐隊（驅逐艦4艘）運載第一特海軍陸戰隊457人和大批軍火抵達上海[1]^:12。1月24日，由旅順出發之日本航空母艦「能登呂號」駛達上海[1]^:12。

1月27日，政府因苦於力量之不充，將日本要求封閉之《民國日報》停刊，上海市政府下令解散抗日會，外交部長陳友仁與孫科均辭職[6]^:33。中國一再退讓，引起各方對中國政府之憤慨，而日本海軍已決定挑起戰爭[6]^:33。村井向上海市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對所提4項要求，限1月28日下午6时前答复，否则日陸戰隊將采取其所認為必要之手段，以實現其要求[1]^:10。同時，為防備中方不接受要求，鹽澤下達有關行使武力之命令[1]^:10。在交涉期中，日本海軍陸戰隊即紛紛抵達上海，並在浦東登陸，故中國雖應允接受要求，于其限定之1月28日下午6時前答覆對日本[6]^:33。

1月28日上午7時30分，鹽澤照會各駐滬武官，稱中國對日本之要求無滿意答覆，日軍將於次日晨有所行動[1]^:12。為委曲求全，中國覆牒日本表示接受，日本在覆文中也表示滿意[6]^:33。下午1時45分，在日方壓力下，吳鐵城覆文表示全盤接受其四項要求[1]^:10。村井表示滿意[1]^:10。下午4時，日機飛往閘北示威[6]^:33-34。下午7時，日本海軍又發出佈告：「日本海軍鑒於閘北情形，頗感憂慮，該處日僑眾多，已決定派兵至該地，維持法律秩序，因此希望中國當局，從速將駐在閘北的軍隊撤退，並解除一切敵意的防衛」[6]^:33。日本海軍在作此項宣告時，海軍源源開入閘北，戰爭乃不可避免[6]^:33。晚上11时，日本接到吴铁城答复表示满意，却又以保护侨民为由，要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闸北。日本不等答复，即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攻击。晚上11时30分，日本海軍陸戰隊在鐵甲車掩護下向警衛上海十九路軍開始攻擊，一二八戰爭遂揭開序幕[6]^:34。日本海軍省下令航空母艦「加賀號」、「鳳翔號」開赴上海[1]^:12。

国民政府为集中兵力在江西剿共，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急电第十九路軍忍辱求全，令上海市长吴铁城接受日方要求。暂时下野的蒋介石委托国民党元老张静江说服蔡廷锴避免与日军冲突，并调宪兵第六团接替上海第十九路军防务。

一二八事变以外交谈判解决后，第十九路军从上海撤下，被调到福建剿共，蒋光鼐兼任福建省长。十九路军在福建与红军作战最初取得一些胜果，占据部分的红军根据地。但后来与彭德怀的部队交战失利。蔡廷锴等将领鉴于日本侵华步步紧逼，不愿再打内战，在前线与共产党展开和谈取得停火。而陈铭枢则联络桂系、广东的陈济棠等，商议另立政府。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发动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蒋介石以大军镇压。由于闽变未取得其他势力支持，十九路军内亦有反对意见，在双方实力悬殊下终告失败。最后十九路军主力被中央军击破，部分则向中央军投降。只有少量十九路军军官到广西投靠李宗仁重组，其余被收编之部队中级以上军官全被更换，十九路军番号亦被取消。

2月14日，蒋介石命令由前首都警卫军87、88师和教导总队组成第五军，以张治中为军长增援十九路军参战。一二八事件解決後取消番號。

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于1月31日即公开发表声明：“国民党各派军阀和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走狗，以血的屠杀镇压反日运动来献媚日本帝国主义”[23]^:96，并且极力号召劳苦群众立即进行革命战争，要求革命群众“将缴到敌人的枪械分给工人义勇军纠察队！把子弹向着帝国主义国民党开放”，号召士兵“杀掉你们的长官，加入红军”[24]^:101-102。在国民政府军对日作战之时，中共喊出这些极左口号，连中共的很多基层干部都表示消极，怀疑这样做是否算“捣乱后方”。但中共临时中央把一二八事变看做是类似俄国十月革命一样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当年布尔什维克就是趁俄国在对德战争中焦头烂额，趁机起而主导革命成功），所以绝不愿错过这个机会，因此极力推动士兵工作，指示要在上海和南京设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武装工农组建义勇军。他们的极左的阶级斗争思维认定“天下乌鸦一般黑，反动阶级无好人”。临时中央认为十九路军将领抗日行动是为骗取「民族英雄」榮銜和民众捐款[25]^:105-106，甚至称“国民党及十九路军的长官是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国民党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派别、任何军阀，都是帝国主义的奴隶，南京政府、广东政府，马占山、蔡廷锴，都是一样的东西”[26]，断言蒋光鼐、蔡廷锴等根本是在沽名钓誉、图利谋财。中共呼吁国民政府军士兵们“反抗国民党军阀的撤军命令，枪毙反动的长官，持枪到闸北、吴淞、南市去，与民众一起继续与帝国主义决战到底”。

据统计，中共在一二八事变期间组织义勇军700余人，枪支不过百，送进十九路军百余人，但多从事运输工作。“革命军事委员会”自然是徒有虚名，抢夺武器、开展游击战争也是纸上空谈。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应付日本入侵，暂停围剿红军。红军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机遇。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时，江西中央苏区总共只不过控制瑞金、石城、长汀、会昌、雩都5个县之地，而且“除瑞金全县赤化外，石汀雩会四县大部尚是白色”。到1932年4月时，江西中央苏区已跨有18个县，完全占有7个县及县城。这时，仅中央苏区已有约7万平方公里，控制人口240万左右。加上闽西苏区近10个县，总面积已近10万平方公里，控制人口约300万。其他苏区如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闽浙赣苏区等，也都有了较大发展。

1932年1月1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了攻取赣州的军事命令，并做了具体军事部署：以红三军团和红四军为主力，负责攻打赣州城和打击国军各路援军，以红军江西、闽西军区的6个独立师为支援部队。1932年2月4日至6日，红军主力先后进抵赣州附近并开始进攻，国军凭险抵抗。期间，蒋介石一度准备放弃赣州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当时辖第十一、十四、五十二共三个师）及第六、第十、第八十三师等部队撤至赣东，遭到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抵制，蒋转而赞同坚守并增调第十一、十四两师增援。双方激战33天，红军不但未能攻克赣州，反而付出较大伤亡，不得不于3月7日撤出战斗。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表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宣布对日宣战。4月21日，该宣言被刊登在《红色中华》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日本對於此次事件一貫將責任推給中國的民族主義與十九路軍對日軍的敵意發動的陰謀。然而在東京審判時當時任少校職派駐日本陸軍駐上海武官輔佐的田中隆吉少將在法庭上對此事件作出證言：所謂的「慘案」是由板垣征四郎委託其關東軍參謀花谷正少校製造事端，實際執行則委託憲兵上校重藤憲史與田中之情婦川島芳子雇用殺手攻擊在上海的日蓮宗僧侶。日軍的任務就是在背後不斷的釋放假情報搧動日本僑民情緒製造混亂，並適時的發動攻擊引發此次事端。

杭州西溪路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八师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坊

国民政府于1931年至1935年间于南京灵谷寺旧址建立国殇墓园，定名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祭堂内61至67块石碑上刻1932年淞沪抗战中阵亡的國民革命軍第五軍、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将士名单；在公墓内建立“第十九路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和“第五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由于阵亡将士之多，公墓没能全部容纳，采取以师为单位，用抽签方法，从每一军阶将士中抽一名代表安葬。现为南京市“抗日战争历史教育基地”。

民间纪念：1933年，为纪念在淞沪会战中阵亡的将士，在广州市沙东路由华侨捐资建成一座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坟园。1990年更名为广州市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

当年蔡廷锴将军的卫士曾晖，抗戰後他回到增城；在整个抗战期间，曾晖曾身负九枪却幸免于难。曾晖多次向廣州市民政部门申请生活补贴，但都杳无音信；虽然政府为老人办理了最基本的农村医疗合作保险，但报销额度十分有限，每个月能领取的补贴并不多（养老金100元、低保290元和高龄津贴300元人民幣）。2010年9月，国家为抗战老兵派发一次性生活补贴3000元，但派发范围僅包括1937年7月7日后共产党领导的抗战部队老战士，并不包括国民党军人。廣州市民政局优抚处处长许永明向记者解释道，“政策对原国民党军人一直以来没有说法”。2012年9月12日2时50分，广州最后一位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的十九路军抗战老兵曾晖因病去世，享年102岁[27]。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1号建有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用以纪念一·二八事變和1937年的淞沪会战两场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