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LGBT权益

周朝（约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56年）的一些同性爱情故事直到今天是众所周知的。一个这样的故事是指晉獻公（公元前676-651年在位）在对手的宫廷里栽赃一个英俊的年轻人，目的是用这个年轻人的性魅力影响另一个统治者，并给他一些不好的建议。[21]一个典型的故事是彌子瑕和衛靈公的关系。彌子瑕与爱人分享一个特别美味的桃子，後来的作家将其称为「餘桃」。另一个战国时期同性恋的例子是魏安釐王和他的情人龍陽君的故事。[22]

有些解讀認為，诗人屈原通过几部作品表达了他对楚怀王的热爱，其中最著名的是《离骚》。[23]

同性恋在汉朝（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被普遍接受。漢哀帝是中国最著名的从事同性性行为的皇帝之一。历史学家把漢哀帝和他的男情人董賢的关系描述为「斷袖之癖」。有个故事说，一天下午，漢哀帝與董賢在同一张床上睡了一觉后，董賢壓住了皇帝的袖子，皇帝不忍驚醒他，而是剪掉了自己的袖子。董賢以其相对朴素而闻名，与装饰华丽的宫廷形成鲜明对比，作为关系的一部分，董賢被赋予越来越高的职位，并最终在漢哀帝去世时成为軍隊的最高统帅。[24]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女性同性恋首先被提及。东汉史学家應邵观察了几名宮女彼此之间形成同性恋的關係，将這種關係稱為「對食」。[23]

刘宋时代（公元420-479年）的著作声称同性恋与异性恋一样普遍。据说男人频繁地从事同性性行為，未婚的女人因此嫉妒。[18]

在中国，最早反对男性卖淫的法律可以追溯到宋朝（960-1279年）政和年间（1111-1118年），对男妓处以重打100下和罚款5万现金的处罚。[25]另一个宋代的法律禁止犯不男，也就是變裝，但從未得到執行。[23]

据信，明朝正德皇帝朱厚照（1368-1644）与来自哈密的穆斯林领袖萨伊德·侯赛因有同性恋关系。正德皇帝除了与男性有关系外，还与女性有许多关系。他也尋找了许多官员的女儿。据信，天启帝朱由校有两座私人宫殿，一座为他的女性情人，一座为他的男性情人。在这个时代，女同性恋的性行为隨着約會有着迅速上升的趋势，这种现象全都是以尋歡为名而产生的。这包括但不限于性摩擦、舔阴和相互手淫的行为。[23]

中国的同性恋者没有经历过与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中的同性恋者相比的迫害，而且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在商人阶级中，同性爱情尤其受到赞赏。明末有一种刻板印象，福建省被認為是唯一一个同性恋著名的地方，[26]但谢肇哲（1567-1624）写道：「从江南、浙江到北京和山西，没有人不知道这种爱好。」利玛窦等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注意到了他们认为的「非自然的偏差行为」，对其经常開放和公开的性质感到苦恼。[27]历史学家卜正民写道：对性形式的憎恶是双向的，因为「單身的耶穌會傳教士是中国人性投机的丰盛食物」。中国作家通常取笑这些人，坚持认为他们谴责同性恋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單身时被迫壓抑性快感。[23][28]

中国第一部處罰同性性行為的判例是在1546年（嘉靖二十五年）颁布的，列在「鬥毆」門之下。[25]明政府在《大明例附解·附录》中规定：「将肾茎放入人粪门内淫戏，比依秽物灌入人口律，杖一百。」，这一「擬律」（非法律條文）与其说是针对同性性行為，不如说是针对污辱、侵害他人身體的行为，到萬曆年間就廢止。尽管如此，同性恋仍然是普遍接受和实行的，前提是男子必須和女人結婚和育有後代。同性恋甚至被中产阶级视为「奢侈」。同性婚姻仪式司空见惯。[23]

暗中觀察两个男同性恋者的妇女。

到1655年，清廷开始将「鸡奸」一词用于同性肛交。社会开始强调严格遵守社会秩序，这是指夫妻之间的关系。1740年，一项反同性恋法令颁布，《大清律例》提到和同雞姦比照軍民相姦例處置：「如和同雞姦者，照軍民相姦例，枷號一個月，杖一百。」。[23]

不過，就司法審判情況而言，明萬曆至清朝年間的此類案件，其實際案例多涉及發生性關係之後，與對方感情產生嫌隙，所引發的兇殺案。因此如果沒發生會鬧上官府的糾紛行為，和同雞姦其實並不會為官府所關注。據 Matthew. H. Sommer 利用清廷檔案的研究發現，和同雞姦案是在伴隨、牽扯到其他犯罪的情況下判處刑罰。[29][30][31]

據〈內閣題本刑科〉，婚姻姦情類中的雞姦案，在乾隆佔55.5%，咸豐、同治、光緒只佔了8.5%，可見自清朝中葉後對於此類案件的處理有趨緩的傾向。[32]

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在制定的新刑法中承續1903年《大清刑律草案》的意見「至雞姦一項，自唐迄明均無明文」，不將同性性行為入姦罪，亦不科處刑罰。[33]民国初年在西方性學譯介的影響下，對於男女同性恋有着异质性和不容忍性的想法變得更加主流。[20][34][35]

在毛泽东时代，同性恋在很大程度上是隱形的，因为同性恋被病理化并定为犯罪。[36]在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至1976年），同性恋者被视为「丢脸的」和「不受欢迎的」，并受到严重的迫害。[37][38][39][36]

从1979年至1997年，“流氓罪”这一罪名使涉及性侵犯（强迫未成年人肛交）的男男性行为成为犯罪。这一法条在该时期内常被用于恐吓或迫害中国大陆的男同性恋者。[40]如电影《东宫西宫》，改编自王小波作品《似水柔情》一书，刻画了就是80年代背景下的同性恋亚文化以及社会法律机制对同性恋群体的对待。值得指出的是，这一反流氓行为的法条从未被用于女同性恋者身上。这部分地是由于在中国传统的男权社会中，没有男性参与的性行为不被认为是真正的性行为（阳具中心主义）。随之而来的是，虽然在一方面女女性行为在中国从未被切实地刑罪化，但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女性在公共层面几不可见。[41]

进入1990年代，社会逐渐开放对同性恋的理论性研究和文学作品。如王小波、李银河（《他们的世界》1992）、王小波（《似水柔情》1990）、张北川（《同性爱》1994）、刘达临（《中国当代性文化》1995）、潘绥铭（《中国性现状》1995）、方刚（《同性恋在中国》1995）等，但在网络世界里各商业和非商业网站中，所推出的同性恋文学作品却如燎原烈火般蔓延不熄。其中，除了脍炙人口的网络同志小说《北京故事》以外，广同网写手YOYO的《非常恋爱》、爱白网写手童戈的《战地》《折断翅膀的早晨》等都在社会广为流传。 [42]这一时期，政府开始取消对同性恋的歧视性政策，人们观念尺度有所放开，民间对同性恋态度趋于宽容。

1992年初，因安徽两名女子同居事件的适用法律问题，公安部在答复安徽省地方政府的意见上明确指示：中国没有关于同性恋的法律，原则上这类案件可以不受理。公安部的意见被新闻媒体报道为中国同性戀的合法化。

1997年，中国在颁布的新刑法中，删除了数十年间常常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性行为的“流氓罪”，从而实现了现实中国的同性爱的非刑事化。 [43]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布《公安部关于公民实施变性手术后变更户口登记性别项目有关问题的批复》（公治〔2002〕131号），规定公民实施变性手术后，申请变更户口登记性别项目的，须出具地级以上医院为其成功实施变性手术的证明，经县市公安机关审核后，公安派出所应予办理性别项目变更手续[44]。

2008年，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发布《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关于公民手术变性后变更户口登记性别项目有关问题的批复》（公治〔2008〕478号），规定公民在国外实施变性手术后，提供国内三级医院出具的性别鉴定证明和公证部门出具的公证书，或司法鉴定部门出具的证明，经地级公安机关主管部门核准后，由公安派出所办理性别变更手续。

2014年7月31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名男同性恋者就同性恋矫正起诉重庆一家心理咨询机构的案件。该案是中国大陆首例同性恋者就性倾向歧视性商业行为提起诉讼，案件没有当庭宣判。[45][46]当日，北京同志中心的志愿者在法院门口通过向路人发放传单，展示标语的方式抗议治疗同性恋。[47]该案于同年12月19日判决，因認定了被告方有虛假廣告宣傳，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并指出“同性恋并非精神疾病”[48]。

随着世界上许多国家同性婚姻的迅速合法化，中国也出现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其对待LGBT权利和同性婚姻的态度被形容为「善变的」和「不支持、不鼓勵、不反對」。[49][50]

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正式删除所有关于同性恋的疾病类别[5]。2018年1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中文版。并规定，「2019年3月1日起，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当全面使用ICD-11中文版进行疾病分类和编码[4]。”至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规范中，有关于同性恋的疾病分类相应得到废除。

跨性别者在完成性別重置手術（变性手术）后，可以依据医院开据的性别重置手术证明和公安机关公证修改自己的户籍信息[51]。

中国法律不承认同性婚姻或民事结合等同性伴侣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規定婚姻為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對同性結婚法無明文規定，行政實務上則只接受由男女登記結婚。

2016年1月5日，长沙市芙蓉区法院受理中国大陆首例同性婚姻维权案[52]，長沙芙蓉區中級人民法院4月13日宣判原告敗訴[53]。

2018年9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开放征求意见。由于民法典长期稳定的特殊性，有网友即认为这是在法律层面上要求LGBT平权的大好时机[54]。民法典中涉及到LGBT权利的部分主要是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中国民法拟采用德国民法典体系），LGBT平权主义者主要的诉求即是这两编中所有涉及家庭成员性别的表述的性别中立（比如：“夫妻”改为“配偶”、“父母”改为“长辈直系亲属”、“子女”改为“晚辈直系亲属”等），以及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如“一夫一妻”改为“个体婚姻”）[55]。但亦有声音指出在中国社会未能完全接纳LGBT群体时直接进行有关立法过于超前，认为民法典编纂者不宜超越社会主流价值观念。[56]。

2018年11月6日，在日内瓦召开了中国普遍定期审议（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第三轮审议。在这次会议上，多个国家提出了有关LGBT+群体权益问题（如反歧视立法、社会保障、反暴力）的相关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正面回答了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LGBT+权益的相关问题[57][58]。原文如下：

2019年8月21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工委召开的第一次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出中国是否会允许同性婚姻合法化，发言人臧铁伟回答到：“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制是建立在一男一女结为夫妻基础上的婚姻制度，这个规定是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同时他还指出，由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尚未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性，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仍然会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所规定的一夫一妻制。[59]

2019年10月，中国同婚促进团体“爱成家”在中国各大社交平台号召挺同民众前往全国人大网的法律草案征求意见板块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篇》有关婚姻、亲属定义及赡养关系等条文提出意见，并组织中国其他同运团体以向人大寄信的方式表达对同性婚姻的支持。[60]同年12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发言人岳仲明称：有意见建议将“同性婚姻合法化”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61]但次年5月18日，法工委民法室主任黄薇接受专访时称相关意见是“有组织的”，很多收到的信件内容都相同，“就是复制粘贴”，并表示“关于同性婚姻合法化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首次发言人记者会上已作出回应：将维持一夫一妻（一男一女）婚姻制度”。[62]

2017年3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开始实施意定监护制度，允许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个人或者有关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并在公证处办理公证。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履行监护职责[12]。

2019年7月26日，南京公证处发布《意定监护公证，搭建LGBT群体爱的桥梁》[63]。LGBT群体对于包括意定监护在内的综合公证其实有很大的需求。LGBT群体和其原生家庭、同性伴侣之间的法律关系也需要仔细梳理与保护。推广意定监护，能够解决上述问题，充分保障LGBT群体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10月，意定监护的适用人群范围扩大至所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各地公证处可为同性伴侣办理同性伴侣意定监护公证[12]。此举被认为是保障中国大陆同性关系及类民事结合的法律服务。在同性婚姻尚未得到法律承认的情况下，意定监护可能是中国大陆同性关系的最优解。需要注意的是意定监护和婚姻制度还有不少差距。婚姻在规定了监护权利之外包括法定的抚养义务，离婚后还能分得部分财产。而意定监护公证更类似于一种权利的授予，缺少义务的规范，责任的制约和违反的责罚。在缺乏有效的监督下，可以单方面解除。

在中国大陆，法律对成年同性合意、不以營利为目的、不在公共场所进行的、不故意传播性病的性行为没有规定，医学上亦不认为自我和谐型同性恋是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國处于类似清教徒式的性壓抑社會。同性恋群体被视为“封建残余”，基本上从公众领域中被抹去；在民间话语体系中，則被冠以歧视性代名词。除了文化上的歧视与贬低，国家机构从行政权力甚至法律对同性恋进行打压，但其中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将同性性倾向或同性性行为定罪，而是以概念模糊的“流氓罪”中的“其他流氓罪行”来对有同性性行为的人或有同性恋身份的人进行行政处罚，例如批斗、革职或监狱服刑。该法律没有统一标准，具有随意性。因此，如果一个单位发现其职工是同性恋的话，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诸如降职、降薪、调换工作位置（变相的劳动改造）、开除公职、留厂查看、交给群众管制等等“处分”方法。1954年，在山西省长治市清理教师队伍的行动中，教师乔某某被周围人举报是同性恋后，直接被逐出教师队伍；1962年，四川人陈某某被法院以鸡奸罪罪名处以9年有期徒刑。[64]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反流氓行为的法条从未被用于女同性恋者身上。这部分地是由于在中国传统的男权社会中，没有男性参与的性行为不被认为是真正的性行为（阳具中心主义）。随之而来的是，虽然在一方面女女性行为在中国从未被切实地刑罪化，但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女性在公共层面几不可见。[65]

1997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66]，废除了模糊地将同性性行為入罪的流氓罪。

在中国大陆，同性伴侣无法以“有配偶者”的身份收养子女，只能通过单身收养或继亲收养的方式收养子女，亦无法以代孕的方式生育子女。

2019年12月，同性伴侣大提与小美育有一女，其中大提负责提供卵子，小美则将胎儿孕育分娩。但在2020年2月，小美将孩子抱走，将孩子登记为其女儿，并要求大提不得再接触孩子，于是大提向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她与孩子之间存在亲子关系并判决孩子由其抚养。2020年9月，法院判决认为大提与孩子并不存在法律上的亲子关系，判处大提败诉。法院同时认为，母子关系的确立是源于“十月怀胎”的孕育过程，而非基于生物学的基因延续，况且其通过人工生殖技术实现的生育本身也涉嫌违法，故无法支持大提的主张。[67]

2001年，中華醫學會精神病學分會将同性恋從精神障碍分類中移除[69]。

2014年12月19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判決「重慶心語飄香心理諮詢中心」關於「專業治療同性戀」、“同性恋扭转治疗”的宣傳內容屬於虛假宣傳，法院并指出“同性恋并非精神疾病”[3]。

2015年10月8日，男同性恋者余五被家人捆绑送至驻马店市精神病院，该院“性偏好障碍”的名义将其收治，余五被迫接受共计19天的强制治疗，直至10月26日才被当地公安局协调救出。2017年7月3日，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驻马店市精神病院侵犯余五人身自由权，责令精神病院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余五精神抚慰金5000元[70]。

2017年，英國廣播公司聲稱有中國同性戀者從2009年到2017年被家屬送去接受「轉化治療」，包括在醫院被強制服用藥物，接受電擊“療法”，受盡言語及精神虐待[71]。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疾病的定义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编撰的国际疾病分类（ICD），而在ICD-10中，还有5个诊断编码与性取向相关，这5个条目均位于“F66 与性发育和性取向有关的心理及行为障碍”中，分别为“F66.0 性成熟障碍”、“F66.1 自我不和谐的性取向”、“F66.2 性关系障碍”“F66.8 其它性心理发育障碍”及“F66.9 性心理发育障碍，未特定”[5]。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和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亦采用世卫组织的此种分类[4]。因此精神卫生机构仍可以就性取向问题进行诊断和治疗，全国各地的精神病院和精神病学教育教科书仍然事实上将同性恋视为一种精神障碍，并继续提供转化治疗[33][72][73]。2017年11月15日，國際非營利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15日公布觀察報告「你有想過你父母的幸福嗎？中國對LGBT人士的性傾向轉變療法」（Conversion Therapy Against LGBT People in China），指出中國政府應禁止公立醫院和私人診所提供性傾向轉變療法[74]。2019年4月的一份報告宣稱性傾向轉變療法不但沒有被法律禁止，反而在中國仍然被積極推廣[75]。

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正式删除所有关于同性恋的疾病类别[5]。2018年1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中文版。并规定，「2019年3月1日起，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当全面使用ICD-11中文版进行疾病分类和编码[4]。”至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规范中，有关于同性恋的疾病分类相应得到废除。

2016年4月11日，貴陽市雲岩區勞動人事仲裁委員會仲裁庭審理跨性別就業歧視案，為中國大陸首例[76]。

2018年9月，青岛教师明珏（化名）因其同性恋身份被其所在的幼儿园解雇而申请劳动仲裁，经青岛市崂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判处幼儿园赔偿当事人约六个月的应付工资[77]。但园方认为判决金额过高，于是在同年12月向崂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获受理。而明珏一方也在2019年1月依照侵犯“平等就业权”为由向崂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获受理[78]。

2020年1月3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高某某诉当当网就业歧视纠纷案。北京二中院裁定，维持一审要求当当网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判决。法院指，高某某进行性别置换手术后，有权以女性的身份进行如厕，其他同事也应当接受高某某的新性别，以包容的心态与其共事[13]。

2017年3月2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駁回中山大學學生秋白狀告教育部對於“恐同教材”不作為案的上訴[79]。

2016年，大学生西西发现在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一书中将同性恋视为病态，在屡次向出版社投诉无果的情况下，她委托律师以“产品质量纠纷”为由向法院起诉出版社及电商平台。[80]2020年9月，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法院判决图书质量不合格的主张证据不足，原告败诉。[81]

在影视出版方面，同性恋题材的戲劇或影片通常会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禁播或因媒体的自我審查而删减[82][83]。對同性恋群體的污名和內容審查，廣泛地存在於影視、出版、網路管理的國家行政法規和學校課程的教材內容上[84][85]。

2015年12月22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做出一審判決，認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對於「下架范坡坡導演同性戀題材紀錄片《彩虹伴我行》的公開回覆」違法[86]。

2018年2月23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涉嫌歧视同性恋一案，审判结果将择日宣布。

2018年4月，北京國際電影節臨時撤下了奧斯卡得獎同志片《请以你的名字呼喚我》（Call Me By Your Name）[87]。2018年5月，中国大陆独家转播2018年欧洲歌唱大赛的湖南广播电视台旗下网络视频平台芒果TV在转播第一场半决赛时把象征LGBT的彩虹旗打码，并删除了关于同性恋题材舞蹈片段和纹身表演者的画面，因而被欧洲广播联盟禁止转播第二场半决赛及决赛。[88][89][90]

2018年11月，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製作、販賣淫穢物品牟利罪判处刘姓女作家（网名“天一”）10年6个月有期徒刑。该刘姓女作家撰寫描述男同性戀的小说《攻占》，并在网络爆红，并在线下出版纸质书，引起全国“掃黃打非”工作小组辦公室及公安部門注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鑑定後，認為其內容「淫褻性地具體描寫男男同性戀性行為」、「充斥著大量與性變態有關的暴力、虐待、侮辱等行為」、「內容十分的不堪入目」，將這本小說列為淫穢出版物。其後芜湖市公安局跨省拘捕出版、校對等多名人士，称有关作品在淘宝網售7千本，作者获利15万人民币，有关人士一审被判囚10個月至10年半不等。网民批评判刑过重，並將之與范冰冰偷税漏税事件作比較，指後者逃稅幾億卻沒事[91]。數名當事人均提出上訴，其中女作者稱芜湖市人民法院以20年前司法解釋對他們作審判並不公平[92][93]。

2019年6月，BL小说《魔道祖师》改编的网络剧《陈情令》开播，成为热门剧集。8月14日，扫黄打非办发布《网络文学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进展》，指晋江文学城签约写手袁某某、唐某涉及销售非法、淫秽出版物，已被司法处理。袁某某所涉案件，既浙江查办的‘3.28’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网友推测袁某某即是《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臭，并认为“晋江文学城主动配合官方调查、提供证据致墨香铜臭被抓”。8月19日，晋江文学城发布声明称“我网站从未收到管理部门协助调查相关事情的要求，网站及网站工作人员也从未主动或被动提供任何所谓的相关证据或线索。”将对“晋江文学城主动配合官方调查、提供证据致墨香铜臭被抓”的谣言追究法律责任。晋江文学城站长、CEO黄艳明则表态，不清两位写手身份，对网传墨香铜臭被捕一事完全不知情[94]。

2011年6月29日，中国大陆演员、基督徒吕丽萍在她的新浪微博上转发某位牧师反对同性恋者的言论[95]，并注转发理由“给力”、“兄弟姊妹转起来”等内容，遭到中国同性恋群体抵制以及中国社会活动人士的反对，中国社会学家李银河也在她自己的微博表示“作为公众人物发表这样反动的言论就不可原谅。”[96]。宋丹丹、蔡康永、阿信、宁财神、杜汶泽、姚晨等娱乐界人士亦纷纷对其言论进行批评。[97][98]吕丽萍的歧视言论也很快便引起媒体热议，搜狐[99]、网易[100][101]、凤凰[102]等多家媒体刊文批评吕、孙的恐同行为。7月5日，中国中央电视台也在节目中称应“尊重每个群体的自我选择。”[103]。7月3日，当年的第48届金马奖执委会也因其歧视言论宣布“暂缓”邀请上一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得主的吕丽萍作为颁奖嘉宾[104]。

2018年4月13日，新浪微博宣佈將依照《网络安全法》對涉黃、暴力和同性戀題材的內容進行清查。而擁有超過二十萬粉絲的同志公益媒體「同志之聲」亦發出公告，稱由於不可抗力原因，其微博編輯部將無限期暫停工作，並以「願明天會更好！」結尾對讀者表達感謝。微博網友對此事件反應不一。[105]消息傳出後，大量中國網民隨即發起「#我是同性戀」的抗議行動，公开表达自己的性取向以及对LGBT权益的支持，數日內標籤被討論50萬次，並獲数億網民瀏覽。亦有大量網民以「#我是同志我拒絕被清查」標籤，反對今次審查行動[106][107]。但“#我是同性恋#”话题之后被新浪微博删除。[107][108][109]

而在随后的2018年4月15日，官方媒体人民日报评论微信账号发文称“性倾向不止一种，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双性恋都属正常，绝不是疾病”，罕有为同性恋发声[110]。文中称“只要不妨碍他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尊重他人的性倾向应该是共识”；不过该文章后半部分亦强调“性倾向本身也不应该成为少数人哗众取宠的内容”，称把性倾向当作“卖点”，“博出位、博眼球”的“低俗、媚俗”行为，会让未成年人“盲目跟随”。文章总结道：“同性恋者也是正常的公民，在主张权利的同时，也需要承担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111][110]”。4月16日，新浪微博通过微博管理员的官方账号表示此次清理“不再针对同性恋内容，而主要是清理涉黄，暴力血腥题材内容[112][113][114]”。之前暂停发布内容的「同志之聲」也在当日恢复更新[65]。CNN在报道中则认为，新浪微博和人民日报的不同态度可能是由于政府内部的分歧导致[113]。

國際立即行動组织批评，儘管近年来情况有所好轉，但同志群體仍常遭到警察騷擾與任意扣押。公安常常利用LGBT人群的性因素針對他們，例如以涉嫌賣淫罪逮捕。同志群體和跨性别群体有可能面临警察的敲诈和勒索，以及外界惡意揭露其同志身份的威脅[84]。2017年5月，有同志團體原訂於西安舉行大會，但九名有份籌辦活動的同運人士遭公安扣留，更被明確告知「同性戀活動以後都不可以在西安舉辦」，令活動最終要臨時取消[65]。2018年8月，中國下令禁止世界同志先生在香港舉辦。2019年1月，香港同運分子被驅逐出境。

2018年4月13日，在新浪微博清查同性恋相关内容后，江苏省有LGBT团体经过报备后于4月15日组织了彩虹马拉松活动。参与人士携带代表LGBT的彩虹旗以及支持同性恋标语的道具入场，旨在“让阳光下再次出现彩虹”。但网络上关于此次南京彩马的相关消息被封锁[115]。

2018年5月13日下午2时，北京一位名为“票圈君”的网友为响应5月17日国际不再恐同日，在北京798艺术园区外发放彩虹旗勋章，一小时内送出逾3,000枚。随着参加人数增多，活动受到园区保安的阻挠。保安在下午4时左右开始驱离人群并拒绝佩戴彩虹勋章者进入，当时发放勋章的活动已经停止。随后两位佩戴彩虹勋章的女性意欲进入园区取车，与保安发生冲突。当事女生称在将徽章取下后仍遭到保安拒绝进入。现场视频中可以看到一群身着制服的保安将一名女性当事人推倒在地并用脚踹，另一位女生为保护同伴靠近也被保安推开并殴打。两人中一人出现软组织挫伤送医治疗，另一人也有挫伤。事件随即引发强烈反响，质疑保安的行为是针对LGBT群体的非法暴力，是对公民人权的侵犯。中国国内的LGBT平权组织联署抗议此次事件，亦有组织向受害女生提出法律援助。[116][117][118]但相关的讨论和视频在中国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很快被删除。[117][119]在接受环球时报英文版采访时，798园区安保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园区“有权阻止违法行为”，并称戴彩虹旗的行为“在我看来就是违法”，“那些同性恋的性取向扭曲，很可怕”。该名工作人员还称冲突的起因是两位女生对一位保安竖中指。[119]次日，当事人发表声明介绍事件经过。相关的保安服务公司也出面致歉，开除了涉案的三位保安，并向受害人赔偿了经济损失。中国女权活动家吕频就此事件接受《卫报》采访时称中国LGBT平权运动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政府对类似事件和彩虹旗等标志也十分敏感。[117][118]

2018年10月10日，哈尔滨市一同性恋者刘志勇向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分局申请国家赔偿。

自2009年起，上海的LGBT社群都會在每年6月舉辦「上海驕傲節」，並組織艺术展、电影放映、文学之夜和体育比赛等一系列活動。2020年的上海驕傲節因受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影響被迫延期，但在同年8月，上海驕傲節主辦方宣佈驕傲節「停止所有活動」，並稱將「終止未來的活動計畫」，但並未說明停辦原因。[120]澳洲國立大學的犯罪学家巴肯2018年批评：「习近平政权对一切都非常紧张。因此，他们打击LGBT活动，并不是因为这些人是同性恋，而是因为他们认为他們的組織化是一个潜在的威胁。」[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