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次民法典起草小组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研究室，负责研究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在研究起草民法典的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56年12月，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典征求意见稿”成形，初稿共有400多条，分总则、所有权、债、继承四篇。当时以1922年《苏联民法典》为基础，将亲属篇排斥于民法典之外，并不规定物权、将自然人概念更换为公民概念。1957年，随着整风运动、反右运动开始；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表示不再制定民法、刑法。同年12月20日，中央政法小组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没有必要制定民法[13]。

1962年，毛泽东针对国民经济中调整改善的问题，提出“没有法律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不仅要制定法律，还要编案例”，于是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再次被提上议程[14]。遵照这一指示，同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建了以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常委会副秘书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领衔的工作班子“民法研究小组”，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的主持下，开始第二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1964年下半年完成了《民法草案（试拟稿）》，并印成册[15]。这个草案共三编（总则、财产的所有、财产的流转），共24章262条，具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色彩。1965年～1976年间，由于接踵而来的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使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再一次中断[16]。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及平反工作的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局势趋于稳定，这使得民法典起草工作又一次提上日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在1979年11月成立了民法典起草小组，开始了第三次的民法典起草。

1980年8月草拟出了一个民法草案‘试拟稿’，并开始向部分经济单位和政法部门征求意见。这个草案包括总则、财产所有权、合同、劳动报酬和奖励、损害责任、财产继承共6编、501条。9月，原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被修改，以适应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形势。但鉴于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复苏建设才刚刚起步，在短期内起草一部完善的民法典的条件尚不够成熟，故而将民法暂时以单行法的方式设立及施行。

自1985年起，先后设立及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17]、《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1998年1月13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汉斌邀请五位民法教授座谈民法典起草（中国政法大学江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王家福和梁慧星、清华大学王保树、中国人民大学王利明）[18]，五位教授一致认为起草民法典的条件已经具备，王汉斌副委员长遂决定恢复民法典起草，并委托九位学者专家组成民法起草工作小组（江平、王家福、魏振瀛、王保树、梁慧星、王利明、肖峋、魏耀荣、费宗袆），统筹负责民法典草案起草工作。1998年3月，民法起草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决定三步走，先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奠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与统一。其次用4-5年的时间制定物权法，实现财产归属关系基本规则的完成[19]。最终在债权物权制度完善基础上，于2010年前制定民法典[20]。

2001年，基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新形势下的法制环境要求，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李鹏要求在2002年完成民法典草案并经常委会审议一次。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并于2002年1月11日召开民法典起草工作会议，由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胡康生委托六位专家学者分别起草民法典各编条文草案（梁慧星负责起草总则编、债权总则编和合同编；王利明负责起草人格权编和侵权行为编；郑成思负责起草知识产权编；唐德华负责起草民事责任编；巫昌桢负责起草亲属编和继承编；费宗袆负责起草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编）[21]。2002年4月16日至4月19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民法典草案专家讨论会，并于19日上午集中讨论民法典结构体例，其中绝大多数获得一致同意。但就是否设人格权编和知识产权编，未达成一致意见（梁慧星不赞成设人格权编、知识产权编；郑成思不赞成设知识产权编）[20]。后因草案条文太多，不便一并审议，故而维持了以民法单行法方式进行分编审议的做法。据此，自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先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22]等。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依法治国理念的基本成熟，对民法典的起草编纂工作重新拉开了序幕。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要“编纂民法典”[23]。2015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牵头成立了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法学会5家单位参加的民法典编纂工作协调小组，并组织了工作专班开展民法典编纂工作。

2016年3月起，按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计划，针对民法典的起草编纂工作采用先编纂民法典总则编，再编纂民法典各分编，最后整合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的方案予以逐步实施。同年6月27日，民法典总则编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2016年7月5日至8月4日期间，民法总则草案的初审稿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同年10月31日，民法典总则编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2016年11月18日至12月17日期间，民法总则草案的二次审议稿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同年12月19日，民法典总则编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2016年12月27日～2017年1月26日期间，民法总则草案的三次审议稿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017年3月8日，民法典总则编草案提请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3月15日，民法典总则草案经由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式决议通过形成法律。10月1日，民法典总则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开始施行[24]。

在民法典总则编部分完成之后，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于2018年8月27日整体提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初次审议。在初次审议期间曾对是否增加人格权编、知识产权编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编的提案进行了讨论，讨论后决定增加人格权编。此后，民法典的各分编（包括物权编草案[25]、合同编草案[26]、人格权编草案[27]、婚姻家庭编草案[28]以及继承编草案[29]、侵权责任编草案[30]）又被分别进行了审议。

由民法典总则编及各分编整合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审议，并于2020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中表决通过。

中国民法学者尹田认为，中国大陆过去就民法典编纂体裁究采德国式的五编制体例（即德国民法典体裁）抑或是采法国式的三编制体例（即法国民法典体裁），学者间因此掀起过一番论战。惟按目前大陆民法典所采用的，应该是同时兼有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和法国民法典的三编制的立法体例。[32]

另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大陸的民法典立法雖然依舊受到《德國民法典》和《法國民法典》的影響，但這部民法典卻是採用了史無前例的七編制模式，即總則編、物權編、合同編、人格權編、婚姻家庭編、繼承編、侵權責任編，以及附則; 即直接將個人隱私權利(人格權)以及侵權責任獨立成民法兩個編制，並因應中國大陸獨特的土地承包以及土地權益制度對物權編進行了重大修正，在婚姻責任部分也有不少改良[33]。

曾主导2002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总则编、债权总则编和合同编编纂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梁慧星认为，民法典中不应设置人格权编，并就此强烈抨击主导现有通过版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编纂工作的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利明。

梁慧星曾主张将人格权部分纳入总则编自然人章节相关条文[36]。其对于人格权在《民法典》地位的主要观点为：人格权与人格有本质联系，与其他民事权利有本质区别，不能适用民法总则编关于法律行为、代理、时效、期日、期间等的规定，且草案人格权编中出现的“有权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等可能造成“双重适用”问题，让司法参与者容易遗漏诉讼的请求权基础及判决的裁判依据，将平添民事裁判活动的混乱。梁慧星还批评王利明推动人格权单独设编，是在贬损和肢解侵权责任法[36]。

梁慧星反对王利明“将人格权提升到人权保护的高度”的观点，指全球各地的民法中，除《乌克兰民法典》外，没有单独设人格权编的先例，即使是《乌克兰民法典》，其人格权编实质上是对人格权的宣示，而没有规定如何保护人格权。梁慧星还认为，带有人格权编的《乌克兰民法典》施行当年，当地就爆发了颜色革命，这与该法典带有的自由主义思潮有关，并呼吁中国民法典编纂不要学习乌克兰[36]。

就梁慧星的指责，王利明通过《上海政法学院学报》予以回应。王利明指中国民法典人格权独立成编早于乌克兰，早在2002年版《民法典（草案）》中就有这一编，且人格权单列成编有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的发展；王利明认为，对自然人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的保护意味着国家不能非法侵害自然人生命安全，其与人格权独立成编无关；王利明回应梁慧星有关人格权编和侵权责任编“双重适用”的指责，认为援引的多重性符合民法典体系化要求，与立法形式紧密相关，符合司法实务实情；王利明认为，人格权独立成编不会贬损、肢解侵权责任法；此外，就有人宣称其主张对国有财产基于特别保护予以否认的说法，王利明予以否认。[35]

此外，根据梁慧星的说法，台湾法学家王泽鑑曾在广东珠海举办的一次法学学术对话会上，建议王利明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中的人格权编条文删除，并将其中有道理、有价值的条文纳入侵权责任编；王泽鑑还曾提醒王利明“民法典只能有一个侵权责任编，不能有两个侵权责任编”。[34]

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篇草案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提请二审后召开的全国人大法工委新闻发布会上，法工委发言人回答有关记者提问时指出，此次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维持了现行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制，并称这个规定是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的。[37]同年10月，在婚姻家庭编草案付诸三审后，中国大陸同婚促进团体“爱成家”在中国大陸各大社交平台号召挺同民众前往全国人大网的法律草案征求意见板块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篇》有关婚姻、亲属定义及赡养关系等条文提出意见，并组织中国大陸其他同运团体以向人大寄信的方式表达对同性婚姻的支持。[38]而在第二次法工委记者会上，发言人称：有意见建议将“同性婚姻合法化”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39]但在2020年5月18日，法工委民法室主任黄薇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称有关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意见是“有组织的”，很多内容都相同，“就是复制粘贴”，并表示“关于同性婚姻合法化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首次发言人记者会上已作出回应：将维持一夫一妻（一男一女）婚姻制度”。[40]

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定其首部《婚姻法》時，鄧穎超提出，為保護婚姻中弱勢的一方，離婚不應有任何條件。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规定的30天“离婚冷静期”[42]，全国人大代表蒋胜男认为，这一制度“以极少数人的婚姻问题强迫绝大多数人为此买单”，侵害到婚姻自由。[43]而支持者则认为设立“离婚冷静期”有利于解决冲动离婚的问题，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44]。但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三条，若是衝動離婚，隨時可以申請復婚；然而，诸如家暴等极端情况下应该通过诉讼离婚，而非协议离婚，不需要“离婚冷静期”[45]。有分析認為該條文實際目的是為了降低中國大陸連年攀升的離婚率。[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