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文化
主要表现
男根崇拜
中国古代有许多岩画,一般描绘的是男性硕大的阴茎。新疆呼图壁、内蒙古的阴山和桌子山、广西的左右江及宁夏的贺兰山均有这种岩画,这些岩画反映了早期中国原始初民的性崇拜。原始初民用柱状物来比喻男性阴茎,朝其顶礼膜拜,且称之为祖,认为这是生命的起源和祖先。祖字的且就是指男性阴茎。中国古代还崇拜类似男女生殖器的石头,并且称之为阴阳石或凹凸石。四川盐源的公母山、江西龙虎山的金枪峰和羞女岩、广东丹霞山的阴元石和阳元石,至今都依然如此。[1]
女阴崇拜
中国古代经常用孔状物象征女阴,鱼、双鱼、莲花、花苞及贝类动物等都是十分普遍的女阴象征物。福建漳州的东山岛的大海边,至今有块大石头叫石女阴,刻有阴核、阴毛、阴唇及阴道,当地有个习俗就是往阴道穴投入石子,求取保佑儿子。清朝俞蛟的《临清纪略》还记载了乾隆帝时期山东省“露阴部敌”的史实。[1]
阴阳崇拜
中国古人常常将人和天地及鬼神联系在一起。在盛大节日中有许多舞蹈动作的内容都和人类的性有关,释放出宣泄快乐、欢庆丰收及祈求兴旺,同时也是为了取悦鬼神或者驱邪辟祸。古人在田地中将稻禾扎成男女生殖器的形状,抑或在田地中竖立生殖器状物,祈求上天赐予丰收。古代有鸟衔鱼形状的器皿,鸟象征阴茎,鱼象征女阴,鸟衔鱼象征性交;古代还有一种叫避火图的图画,是一卷不同姿势的春宫图,把避火图吊在房梁上,以为性生活的和谐交能避免失火。
古人有人与自然共生的观念,把女子的肚腹看成是土壤,把男人的精子看成是种子,把性交比作云雨,如成语“巫山云雨”。古人把性和季节相联系,把少女产生性欲和性需求称之为怀春及思春,把性交称之为春风一度。[1]
历史
女性
古人制定了纲常伦理和三从四德,讲究“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女子必须服从男子,女子必须服从丈夫,是核心内容之一。个别朝代相对宽松,汉朝及唐朝的女子性自由度远远多于其他朝代,有不少贵族女子均有称为面首的情夫。
宋朝开始以后,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妇道从一而终,岂以存亡改节”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传统社会從此开始了对女性漫长的性禁锢、性歧视和性压迫。女子离婚、寡妇再婚均成为不道德的行为。社会氛围要求女子在丈夫(包括未婚夫)去世之后,必须守节到死,不得再嫁。至明代,中上层社会以娶再婚女性为耻。[2]清朝官方文献《古今图书集成》统计:“节妇”及“烈女”在唐朝只有51人,於宋代增至267人,至明朝有36,000人,而到了清朝,仅安徽省休宁县就有2,200多人。中国歷朝历代的贞节牌坊就是性禁锢、性歧视和性压迫的体现。
性禁锢、性歧视和性压迫的另一个体现就是缠足,从五代后期到清末,清末光绪时期戊戌变法时期始废除。缠足始于南唐后主的宫妓窅娘,宋朝深入民间,明朝清朝全国普及。缠足的目的是使得女子出不了远门,难以偷情和逃婚;满足男性感观需求和性需求,史书称“三寸金莲”、“昼间欣赏,夜间把玩”。汉朝刘向《列女传》、班昭《女诫》,明朝徐皇后《内训》、解缙《古今列女传》、清朝吕坤《闺范》及温氏《母训》都是钳制和戕害女子的性思想和性教育的文学作品。[1]
清兵入关后,清朝政府依如明代,推崇女性守贞,除沿用历代政府的貞節旌表政策外。至雍正时,清朝政府更以财政供养八旗寡妇,鼓励她们守节。1840年第一次中英战争后,国门被打开,西学东渐,随着这一政治巨变而来的现代化思潮,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社会思想开始追求人人平等,不再片面要求女性守贞。中上层社会亦开始接受女性离婚、再婚。
进入21世纪后,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性观念较之前更为开放。另一方面,要求女性守贞的思想仍旧存在。譬如上海人大代表柏万青鼓吹女性婚前守贞、推崇贞操嫁妆论。2013年,黑龙江发的胡伊萱案,即是已婚女性为满足丈夫的处女情结导致的杀人案件。而在社会层面,通常以“传统文化”的名义包装对女性压迫,谓之“女德”,更有获大学支持者。但另一方面,要求女性忠诚于婚姻家庭,合乎社会人际关系契约。[3]。
男性
古人对于男性的性禁锢、性歧视和性压迫则主要是官方尤其是皇宫的宦官文化。正史记载是从秦朝开始,一直绵延到民国初年,末代皇帝溥仪请求中华民国政府协助驱逐宦官正式废除。为了镇守和管制后宫,皇帝不得不选择男性来管理,宦官来源一般是家境贫寒的家庭,为了防止男性和后宫妃嫔偷情,于是将男子阉割,让其无法性交。北京现在建有北京宦官文化陈列馆。日本学者桑原鹭藏指出中国有宦官是因为:“中国人是嫉妒心极强的国民。为避免男女嫌疑、慰藉嫉妒心,使唤中性的宦官,或许是顺理成章。”
日本学者观看秦始皇陵兵马俑时,指出其马俑都已经被去势,其中「势」是指睾丸。[4]
儒家文化圈中日本没有宦官文化,日本大正时期著名学者桑原鹭藏写过一篇《中国的宦官》,他的书中说:“独我国自隋唐以来广泛采用中国的制度文物,但惟有宦官制度不拿来,这不能不说实在是好事。英国斯坦特曾經发表论文《中国的宦官》,一语道破:东洋各国如此普通的宦官制度在西洋却不太流行,这完全托基督教的福。然而,我国丝毫不指望宗教的力量,竟然不沾染此一蛮风,岂不更足以自负。我们就此也必须十分感谢我国当时先觉者的思考辨别。”日本人类学家石田英一郎指出:“去势本来是一种畜牧技术,被文明国家应用到宫廷生活中来。从文化史或文化圈来看,大陆文化要素未传入日本或者日本未普及的,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属于畜牧性文化系统。”[4]
拓展阅读
- 刘达临. . 北京市: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4. ISBN 7-5057-2036-8.
- 刘达临. . 上海市: 东方出版中心. 2007-07-01. ISBN 9787801866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