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

在1950年代中共中央发动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中逐步建立起来的。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其中称，

六、对这次运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的和因为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为立功而应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去又会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给予一定的工资。各省市应即自行筹备，分别建立这种劳动教养的场所。全国性的劳动教养的场所，由内务部、公安部立即筹备设立。务须改变过去一个时期“清而不理”的情况。

195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各省市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强调“把肃反中被审查的，不够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而政治上又不适合留用，把这些人集中起来，送到一定地方，让他们替国家做工，自食其力。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的改造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又在《转批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意见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文件中规定：“某些直系亲属在土改、镇反和社会主义改造中，被杀、被关、被鬥者的家属……可送劳动教养。”

一般认为，从法律上讲，劳动教养制度始于1957年。1957年8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了经过1957年8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该决定的初衷是为了管理“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主要针对的对象是“不够逮捕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合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人员。当时人们认为这主要是针对划为右派的人员。该决定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00条的规定，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建设，对劳动教养问题，作如下决定：……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0条的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在随后一年左右，全国立即建起一百多处劳教场所，开始形成县办劳教、社办劳教、乃至生产队也办劳教。全国劳教人员很快就被收容到近百万。1961年，即大跃进运动末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承认：“扩大了收容范围和收容对象，错收了一批不够劳动教养的人。在管理上和劳改犯等同了起来。生活管理和劳动生产上搞了一些超体力劳动，造成了劳教人员非正常死亡的严重现象。”

直至1979年，中国被劳动教养的人员没有明确的期限，很多人最长劳教长达20多年。1979年11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明确劳动教养制度可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长达1－3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但以后在实践中，常出现重复劳教问题。

1980年2月2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称：一九六一年以来，各地公安机关对轻微违法犯罪的人和流窜作案嫌疑分子采取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的措施。从1980年下半年起，对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需要进行强制劳动的人，一律送劳动教养。对于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又不讲真实姓名、住址、来历不明的人，或者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又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嫌疑需收容查清罪行的人，送劳动教养场所专门编队进行审查。凡是放在社会上危害不大的，可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采取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方式进行审查。

1982年1月21日颁布《劳动教养试行办法》，针对的对象包括“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 的人。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0年12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禁毒的决定》；1991年9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等。以上法律使更多的人员相继被纳入劳动教养的对象范畴。同时，其他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甚至一些省级行政区、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规和国务院部门的部门规章，都加剧劳动教养对象扩大化的趋势。实践中主要是针对小偷、卖淫嫖娼、吸毒、破坏治安等。

劳动教养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其法理缺陷，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冲击，在大多数案件中，法院会因为敏感性拒绝立案，但也有法院受理这类案件，并在不触及法理和法律层面概念下，也会有“迂回公平”的判决。[4]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2003年6月21日发出的《对劳动教养的有关规定进行违宪违法审查的建议书》和在2003年11月9日提出的《就废除劳动教养制度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建议书》均引起国内外强烈的反响，并引来媒体广泛的报道。这两份建议书被认为是新时期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第一声。

2004年1月下旬，广东省政协委员联署由朱征夫发起的要求废除劳教的提案，要求广东省先行一步废除劳教制度，得到了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教授、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邱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王卫红、广东经济管理学院法律系教授蓝燕霞、中新社广东分社社长陈佳、《羊城晚报》总编辑潘伟文等六位政协委员的附议。

鉴于劳动教养制度本身的法理缺陷和广受非议，中国官方把《违法行为矫治法》列入2005年的立法规划，用以取代劳教制度。但因受到公安部门的抵制，此后多年其前景并不明朗。

2008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马克宁正式提交建议，呼吁废除劳动教养制度。马认为，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行政法规违反《宪法》、《立法法》的规定，也违反了《行政处罚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应当废除。[5]

2010年全国两会中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还处在起草修改阶段，已经列入了2010年的立法计划。劳教制度改革也已经列入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进程中。[6]

2011年，任建宇劳教案颇具争议。2012年2月两会后，薄熙来失势，重庆政治环境才逐渐改观。2012年8月，任建宇代理律师浦志强和任父发起行政诉讼。2012年9月，任建宇劳教决定被撤销，终获自由。任建宇案再次引起全国范围内对于劳教制度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亦发表社评，声援任建宇，质疑劳教制度的合法性。

2012年，唐慧劳教案发生，全国舆论哗然。在新闻界和互联网舆论的压力下，湖南省劳动教养委员会受理了代理律师甘元春和胡益华提出的行政复议。行政复议获得了成功，唐慧获救。除了一致声讨永州市公安局，中国社会要求废除劳教制度的声音也日益高涨。

2013年1月，广东省宣布已做好适时停止劳教的准备。同年2月，云南省宣布暂停省内全部劳教审批。同年3月，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胡旭曦表示，湖南省已停止劳动教养审批。[7]与此同时，不少地方的劳教所也于2013年开始接收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劳教所主要职能逐步转向强制戒毒[8][9][10]。

2013年1月7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央已研究，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停止使用劳教制度。[11][12][13][14]

3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闭幕会。大会闭幕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三楼中央大厅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的提问。在回答李克强《中国日报》记者的提问时说，有关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方案，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制定，年内有望出台。[15]

11月15日，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九节34条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等内容[16][9]。

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劳动教养制度正式废止。同时，对正在被执行劳动教养的人员，解除劳动教养[17]。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劳动教养管理所等机构则陆续摘牌。

在司法行政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内设司法部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司法厅、局均设立了下属的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地区、地级市、自治州等的司法局一般由内设的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处（室、科）等负责劳动教养工作。

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是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普遍设立的管理劳动教养工作的政府机构，也是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一般为司法厅（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司法局）的下属局，级别一般为副地厅级。个别省会城市如广东省省会广州市、湖北省省会武汉市等也设立了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为市司法局的下属局。

随着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的实施，原属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的劳动教养戒毒及原属公安机关管理的强制戒毒均被废除，代之以强制隔离戒毒。此后各地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纷纷加挂戒毒管理局的牌子。

劳动教养管理所是劳动教养工作的基层管理机构，隶属于各级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负责劳动教养人员的日常监管。

在公安系统，根据2002年《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和地区、地级市、自治州、盟公安局（处）设立了劳动教养审批委员会，为同级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审批机构。《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二条称：

第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和地、地级市、州、盟公安局（处）设立劳动教养审批委员会，作为同级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审批机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本规定审批劳动教养案件，并以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名义作出是否劳动教养的决定。劳动教养审批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本级公安机关法制部门承担。

朝鲜的劳动教养制度于1987年建立。由于1987年修改刑法，废除了对于单纯盗窃犯等轻罪者的刑罚措施，改为接受劳动教养处罚。劳动教养和劳动教化刑（朝鲜刑罚，相当于我国徒刑）不同，并不会被处理为前科者，因此朝鲜当局为了防止犯罪者的量产，让轻罪者尽量处以劳动教养处罚。例如，非惯犯的单纯盗窃犯或不到1000朝元的经济犯罪者只需负责地区安全部部长的决定和管辖检察所的确认就可以收容至劳动教养所[19]。

一开始朝鲜的劳动教养期限是3个月以上1年以下，但是1989年第13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的举办和苏东剧变导致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经济犯罪激增，在收容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朝鲜于1992年将劳动教养期限缩短为6个月，并实行“关怀释放制”，让一部分表现好的被收容者提前释放，朝鲜的劳动教养制度比起教养，更注重单纯的处罚[19]。

2015年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 행정처벌법)第14条规定：朝鲜行政处罚有警告、严重警告处罚(경고, 엄중경고처벌)，无报酬劳动处罚(무보수로동처벌)，劳动教养处罚(로동교양처벌)，降职、解任、撤职处罚(강직, 해임, 철직처벌)，罚金处罚(벌금처벌)，赔偿处罚(변상처벌)，没收处罚(몰수처벌)，停止资格、降级、剥夺资格处罚(자격정지, 강급, 자격박탈처벌)等9种[20]。

第17条规定：劳动教养处罚是针对不够劳动锻炼刑（朝鲜刑法规定的较轻刑罚，类似于我国拘役，期限6个月以上2年以下）处分的违法行为的行政法制裁。产前三个月产后七个月的女性、重病患者、传染病患者不得执行劳动教养处罚。朝鲜劳动教养处罚期限为5天以上6个月以下[20]。

朝鲜的检察机关、司法机关、人民保安机关（相当于我国公安机关）均有劳动教养处罚权限（参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232、233、235条）[20]。

2008年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1个月以上的劳动教养处罚需要经由检事(검사)与合议(합의)[21]。

朝鲜人民保安省（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为控制劳动教养所在押人员，任命人民保安省少佐（朝鲜军衔，相当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少校）担任基本组织人和长职。每个班配备持有手枪和自动步枪的两名保安人员，在被收容者中选拔班长和组长，赋予自身控制功能。各单位有宿舍执勤者、内部监视者、厕所监视者、食堂监视者等25-30名监视者[19]。

在朝鲜的劳动教养所，收容者被动员在农场、果园、煤矿、牧场等进行劳动，比起通过劳动进行思想改造，朝鲜的劳动教养所将重点更多的放在扩大生产上，强制进行重体力劳动。劳动教养所各部门的生产量比一般社会的相应部门更高[19]。朝鲜劳教人员的公民证（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平壤市民证（平壤市民的身份证明）不被收回[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