璧約翰

璧約翰擁有英格蘭和愛爾蘭血統，[2]1883年7月29日生於大清盛京將軍轄區牛莊（今遼寧省營口），[3][4]由父親布廉恩（Edward Vincent Brenan，1846年－1915年）及其首任妻子羅絲·埃瑪·佩頓（Rose Emma Peyton，1852年－1889年）所生。[3][5][6][7]布廉恩長年任職於大清海關總稅務司署，官至海關稅務司，[8]1908年獲清廷賞賜第三等第一品御賜雙龍寶星。[9]布廉恩原本於1882年娶羅絲為首任妻子，[5][10]惟羅絲於1889年難產而死後，[6]他於1891年再娶瑪麗安·瑪貝爾·華生（Marion Mabel Watson，1862年－1945年）為第二任妻子。[11][12]

布廉恩有五子三女，[7][13][14]五名兒子中，長子璧約翰、次子特倫斯·文森特·布雷南（Terence Vincent Brenan，1887年－1974年）和三子尤斯塔斯·西里爾·布雷南（Usticke Cyril Brenan，1889年－1889年）皆由羅絲所生，惟三子尤斯塔斯生後不久夭折。[15][14][16]至於四子埃里克·休·布雷南（Eric Hugh Brenan，1892年－1966年）和五子拜倫·愛德華·布雷南（Byron Edward Brenan，1895年－1915年）均由瑪麗安所生；[8][17][18]其中五子拜倫1915年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法國陣亡，終年僅20歲。[8]

璧約翰的叔父璧利南

璧約翰可謂生於外交家庭，除了父親長年任職於大清海關總稅務司署，他的叔父璧利南（Byron Brenan，1847年－1927年）於1899年至1901年擔任英國駐上海總領事，曾獲英廷頒授CMG勳銜，當地有白利南路（Brenan Road，長寧路前身）以其命名。[19][20]璧約翰的兄弟當中，二弟特倫斯和四弟埃里克也是英國外交官，前者曾先後擔任英國駐突尼西亞首都突尼斯和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總領事，1943年至1953年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擔任中東阿拉伯研究中心總監，並曾獲CBE勳銜；[15]至於後者曾派駐中國，但後來退出外交界並移民美國。[17][18]此外，璧約翰的堂姪兒傑拉德·布雷南（Gerald Brenan，1894年－1987年）是英國的西班牙歷史和文化作家，曾先後獲軍功十字勳章和CBE勳銜，[21]其祖父同樣名叫傑拉德·布雷南，也即是璧約翰的伯父。[22]

署任上海領事的璧約翰（右一）於1924年11月11日出席在歐戰紀念碑舉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日紀念儀式。同場還有署理上海總領事蒲納德（左一）和英國在華最高法院正按察司湯納爵士（右二）等。

璧約翰早年受教於英國斯塔福德郡的丹石書院（Denstone College），後來曾到瑞士遊學。[3]1903年9月，他透過公開招聘獲外交部聘用，[23]同年10月派往暹羅擔任見習傳譯員。[24]在暹兩年後，他於1905年10月轉調中國任職，1910年4月升任二級助理。[24]這時期他又研讀法律，1913年1月成功從英國中殿律師學院取得執業大律師資格。[24]此後他曾派駐到中國各地的英國駐華使領館工作，當中包括在1913年到天津升任署理副領事、1914年一度改任代理領事，以及於同年起調任福州代理領事；[24]其後他調返北平，並於1917年4月出任一級助理。[24]不久以後，他於1917年7月獲臨時委任為陸軍上尉，隨華工兵團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於法國作戰。[24][25]

1918年11月，璧約翰返華恢復工作，期間於1919年5月至1920年1月在南京擔任署理領事，並於1920年1月獲晉升至副領事職級。[24][26]他後來的職務包括在1922年3月至7月署任駐上海領事、1922年7月至10月署任駐北平商務秘書、1923年3月至1924年2月調返英國倫敦任職於外交部遠東司，以及於1924年11月至1926年4月返華署任駐上海領事等。[24]

1926年4月，璧約翰接替返回英國的傑彌遜爵士署任英國駐廣州總領事一職，[24][27]未幾時任香港總督金文泰爵士在同年6月委任律政司金培源（後為爵士）和華民政務司夏理德組成代表團，為早日緩解曠日持久的省港大罷工與廣州的國民政府準備展開新一輪談判。[28]由於金培源和夏理德兩人主要代表港府，時任英國駐華大使麻克類爵士遂委派璧約翰加入代表團以增強其代表性。[29]談判開始前，璧約翰向國民政府轉交由金文泰撰寫的照會，內容提及「罷工實際已成過去」，強調雙方是為抵制英貨而召開談判；[28]但國民政府時任代理外交部長陳友仁在覆照中反駁「罷工在政治和經濟現實上仍在進行」，任何對罷工的否認均屬「迴避事實和徒然的」。[30]

香港總督金文泰爵士

中英雙方隨後於同年7月15日在廣州正式展開談判，國民政府派出的代表除包括陳友仁，還有時任財政部長宋子文和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顧孟餘。[31]然而，由於英方堅拒作出任何讓步，雙方在7月23日召開第五次會議後便再沒有進展。[31]此外，雙方舉行談判前還發生一段小插曲，事件緣於英廷在1926年6月以一名皇家海軍軍士R·M·查默斯（R. M. Chalmers）在前一年6月23日的沙基慘案中立功，決定向其頒授一面帝國英勇獎章（EGM），結果觸發廣州輿論的強烈不滿。[32]為平息民情，璧約翰其後致函廣州主要報章，解釋查默斯軍士當天在槍林彈雨下奉命奔走於沙面岸邊，雖然身中兩槍，但仍負責傳達英軍停止向沙基示威民眾開火的命令，避免做成更多華人傷亡，所以才獲得授勳。[32]

中英談判失敗後，廣州在8月28日發生一名英國人和一名美國人遭武裝罷工糾察隊開火襲擊的事件，兩人所駕駛的小船也遭搶奪。[33]事後璧約翰向外交部請示採取報復行動，促成皇家海軍在9月4日闖進廣州內河，大舉扣查糾察隊船隻，並派英艦封鎖糾察隊使用的碼頭和保護英方的碼頭設施，行動持續多日，至9月12日英艦始告撤退。[33]金文泰其後建議如英方繼續遭到冒犯，應採取進一步的軍事行動，但璧約翰認為英方採取的報復行動已達到從心理上震懾對方的效果，因此對建議予以反對。[33]事實上，鑑於當時國民政府已把精力投放到北伐事業上，難以持續對英貨組織有效的抵制，加上罷工組織已受共產黨滲透，因此對維持大罷工的立場有所軟化。[31][34]同年9月18日，國民政府在答覆璧約翰的一封正式函件中主動提出於10月10日結束大罷工，取而代之是對各國所有一般進口貨品和侈奢品分別開徵2.5%和5%消費稅，從而平息了持續一年多的省港大罷工。[33][31]為肯定璧約翰化解省港大罷工方面的工作，他在1927年元旦授勳名單獲英廷頒授CMG勳銜，[35]復於同年12月獲晉升至領事職級。[36]

大罷工結束後，璧約翰積極推動中英和中港的雙邊關係，當中包括敦促國民政府與港府合作打擊大亞灣海盜猖獗問題；[37]在1927年12月支援國府應對共黨發起的，期間協助國府使用無線電報整集麾下部隊，以及調派英艦搜查船隻防止共黨份子由香港潛入廣州參與暴動；[38]另外又促成港督金文泰在1928年3月官式訪問廣州，標誌著粵港關係從大罷工全面修復過來。[39]為釋出善意，璧約翰任內還於1928年2月向國民政府交還位於花塔街（六榕路前身）的英國駐廣州領事館舊址用地，其後更於1928年12月與廣西省政府達成協議，無條件交還英國駐梧州領事館的土地和相關的永久租賃地契，僅折取領事館原建築費用一半，即25,000元，作為補償。[40]

1929年4月，卸任署理廣州總領事一職的璧約翰返回英國休假，[41]同年5月獲晉升至總領事職級，[42]翌年2月來華接替署任的康斯定擔任英國駐上海總領事，期間又於1930年2月至11月和1931年4月起兼管英國駐寧波領事館。[24]璧約翰上任的時候只有47歲，是滿清和中華民國時期歷任英國駐滬總領事當中就任年齡最輕的一位，與叔父璧利南也是唯一一對同樣曾任英駐滬總領事的叔姪。[43]在任內，璧約翰採取對華親善的立場，例如在上任後不久即發表公開演說，認同在循序漸進的原則下，讓華人長遠對上海租界的管治有更大的承擔。[44]另外為表善意，他促成在1931年關閉位於公共租界的申園賽狗場和明園賽狗場，以順應華人輿論和國民政府要求打擊賽狗賭博的呼聲。[45][46]

然而，璧約翰任內的中國時局日益嚴峻，隨著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在東三省設立滿州國，中日關係轉趨緊張，為中國蒙上戰爭陰霾。[47]1932年1月，日本策動一二八事變，對上海市展開軍事侵略。[47]雖然上海租界由各國列強操控而未有受襲，但在當時剛上任的上海市長吳鐵城要求下，璧約翰聯同時任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克銀漢出面調停，並於1月31日邀請吳鐵城和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村井倉松等人到英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商討停火。[47][48]席間，各方議定日軍退入租界，國軍後退2,000米，而中間區域由中立國軍隊駐守的停火方案。[47]儘管中日雙方代表起初同意就方案向各自的政府請示，但日軍隨後於2月2日恢復進攻，標誌著停火協議失效。[49]

英國駐上海總領事館舊址

此後，璧約翰繼續擔當調停角色，當中包括在2月7日和2月8日聯同英國駐華艦隊總司令海軍上將開利爵士會晤國民政府財長宋子文、市長吳鐵城和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等人，聽取各方立場，但斡旋的成果有限。[47][50]另一方面，國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曾多番向英美使領館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抗議日軍以上海公共租界為基地，但各方卻未有實質作為，變相助長了日本的侵略行為。[47]事實上，一二八事變引起國際聯盟關注後，國聯於1月30日決定在上海成立調查委員會，由意大利駐滬代辦齊亞諾伯爵擔任主席，成員包括璧約翰和法國駐上海總領事柯克林等人，而美總領事克銀漢則任觀察員。[47][51]不過，委員會隨後於1932年2月底發表的報告書中，僅敘述一二八事變的經過，未有向任何一方作出追究。[51]

踏入1932年2月中旬，英國駐華公使藍浦生爵士、美國駐華公使詹森和法國駐華公使韋禮德分別來滬，會同意大利代辦齊亞諾參與調停，並於英駐滬總領館與中日兩國政府代表召開15次談判，其間璧約翰也有參與協調。[47][52]隨著中日雙方在3月3日暫停交戰後，與會各方最終在5月5日於總領館內簽訂《淞滬停戰協定》，標誌著一二八事變的正式結束。[47]

為肯定其在一二八事變參與的斡旋工作，璧約翰旋於1932年6月的英皇壽辰授勳名單當中獲頒授KCMG勳銜，成為爵士。[53]璧約翰獲封爵的消息在當時甚獲在滬英僑輿論歡迎，其中《字林西報》更讚揚他「以大師級的手腕應對上海有史以來面臨最大的危機之一。上海之所以能夠迅速恢復和平秩序，全靠英駐滬總領在各方友好周旋之間保持冷靜、通情達理和敏銳的洞察力」，[54]認為他的爵位是實至名歸。[54]璧約翰後來又於1935年獲英廷頒授英皇喬治五世銀禧獎章，對其多年來的領事工作予以肯定。[24]

雖然上海局勢自一二八事變結束後恢復平靜，但後來中國時局日益緊張，使得璧約翰在任後期屢有在滬英人受日方襲擊的事件。[55]例如在1936年10月，一名英僑在虹口與一名日本水兵因碰撞引起爭執，公共租界警務處一名英籍警長最初在現場保護該名英僑，可是隨後到場增援的日本水兵卻從警方手上強行搶走和毆打該名英僑，到當晚始將其釋放。[56]翌年1月，一名駐守匯山警署偵緝科的英籍副督察在街上遭日軍哨兵襲擊受傷，事後工部局董事局更向璧約翰作出正式抗議。[57]璧約翰擔任駐滬總領事前後七年，期間只曾在1933年3月至12月返回英國作長期休假。[43][58]1937年3月，他正式卸任總領事一職，與妻子乘搭加拿大皇后號郵輪返英，遺下空缺由英國駐廣州總領事費理伯（後為爵士）接替。[59][60]就在璧約翰返英後不久，日本就於1937年7月7日策動蘆溝橋事變，標誌著第二次中日戰爭的全面展開。[61]

璧約翰返回英國後，於1937年11月接替蒲納德爵士出任外交部中國事務顧問，[24][60]任內於1938年11月晉升至署理參贊職級，[62]並經常就對華事務提出權威意見。其中，鑑於當時的中日戰爭影響中英正常貿易和損害英國在華利益，他曾於1938年初提交內部報告，建議制訂一個由英國主導的和平方案。[63]據璧約翰的說法，為使方案服眾，英方必須以無私的姿態推銷方案，例如標榜和平方案是要維持中國門戶開放和在華各國享有公平的貿易權利等原則。[63]他在方案提出日本需要承認中國主權獨立，並把在華日軍撤回東三省；[63]換取中國接受滿州國政權、作出有利於日本的關稅修訂、以及把上海重整由單一機構管治；[63]同時也換取列強在戰後放棄在華的治外法權。[63]

然而，有關方案隨著中日兩國的戰事持續，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39年爆發而未曾實現。踏入1940年，輿論傳出親日的汪精衛正計劃籌組一個與蔣介石抗衡的「國民政府」，儘管當時英政府內部同意繼續承認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為唯一合法政權，但也有意見認為英國在華的初級領事官員可及早與汪精衛政權的官員接觸，以保護英國的在華利益。[64][65]對此，璧約翰卻不感樂觀，他擔憂在蘇聯和日本的分別介入下，國民政府和汪精衛政權的對立有機會演變成一場親共陣營對反共陣營的內戰，使局勢進一步失控。[66][65]但事實上，璧約翰曾經認為中國變成蘇聯式獨裁政權的可能性不大，他在1938年的一份內部報告中認為，中國人普遍「隨和、富忍耐力、接受妥協和反對極端轉變，重個人主義和熱衷貿易」，因此蘇聯的高度集權、對各種商業活動作嚴密管制的模式，未必在中國奏效。[67]

在香港前途問題方面，國民政府曾於1938年向英方開價2,000萬英鎊出售新界主權，並得到時任港督羅富國爵士的支持。[68]在連串的內部討論中，璧約翰原本傾向支持計劃，但到1939年2月的時候，他以國民政府已失守廣州為理由，認為已錯失購買新界主權的時機，並嘗讽刺称「總督要求政府所做的，對民主政府而言太有遠見了」。[69]結果，他否決了有關方案，取而代之的是由英政府於同年3月向國民政府發放一筆1,000萬英鎊的戰時貸款。[70]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後，璧約翰再就香港的前途問題展開評估，他在內部報告中認為，香港難以防禦，缺乏天然資源，其角色主要是對華貿易的轉口港，英政府總不能以「教導當地尚未開化的居民關於自治政府的責任」作為延續殖民管治的理由，而任何涉及中英共管香港的方案，定必遭到中國民族主義勢力的聲討，因此英政府只能堅持以原有條約為法理依據繼續管治香港，或是把香港交還中國以換取英國在華經濟利益得到保障。[71]有見及此，璧約翰傾向支持英國放棄香港主權，但其聲音受到殖民地部的強烈反對，而外交部領導層也對意見不感興趣，因此他的意見未有得到重視。[72]1945年香港重光後，英國順利恢復對香港的主權，直到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為止。[73]

璧約翰在外交部任職40年後，於1943年7月滿60歲退休，[24]定居於薩塞克斯郡瓦德赫斯（Wadhurst）一座鄉村別墅。[3]1953年1月11日，他在根德郡唐橋井的根德及薩塞克斯醫院病逝，終年69歲，死時報稱下榻於當地的莫利紐茲花園酒店（Molyneux Park Hotel）。[3][7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