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

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過程

大清割讓香港前，香港屬廣東省廣州府新安縣南部。英國外務大臣彭瑪斯頓勳爵認為英僑繳出鴉片，無異被迫納贖命金（英僑其實並無生命危險），因此要求中國與英國訂立貿易條約，以平等地位通商，或割讓一個小島給英國，使英僑能在其國家蔭庇下，安居樂業[28]^:319。為爭取上述要求，英國顯示實力，派遣遠征軍於1840年6月（清道光二十年）開抵中國，遂爆發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至1842年）[28]^:319。雙方且談且戰，直至1841年1月20日義律與琦善達成協議[28]^:319。林則徐在雙方初步談判失敗後遭撤職，由琦善接任欽差大臣[28]^:319。1841年1月20日，雙方簽訂《穿鼻草約》，中國割讓香港給英國；英國海軍於1841年1月26日在水坑口登陸升旗，香港正式成為英國屬土[28]^:319。是年6月，義律分段出售土地，香港開始有移民居留[28]^:319。兩國政府均不承認《穿鼻草約》；中國認為割地是奇恥大辱，舉國震怒，清廷遂撤琦善職，解京查辦[29]；英國方面，彭瑪斯頓勳爵也大表不滿，認為香港是「一個杳無人煙的荒蕪小島」，不足以代替通商條約[28]^:319。彭瑪斯頓勳爵嚴厲譴責義律漠視他的訓令，召回義律，另派砵甸乍爵士接任；1841年8月，砵甸乍爵士抵達香港，決心以武力解決問題，一年後揮軍溯長江而上，直逼南京[28]^:319-320。威脅京杭大運河[30]。雙方終於在18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訂立《南京條約》，戰事始告平息[28]^:320。其時英國維新黨政府下台，新上任的保守黨外務大臣阿巴甸勳爵於1841年修改給砵甸乍爵士發出新訓令，撤回割地要求；砵甸乍爵士於冬天停戰時返抵香港，對香港發展甚為滿意，在訂立《南京條約》時，違背英廷訓令，不僅訂立通商條約，還要求割讓香港[28]^:320。清政府並須開放廣州等5個地點為通商口岸；該通商條約其後併入1843年10月締訂之《虎門善後條約》內，容許華人自由到香港經商[28]^:320。

中英兩國對前訂條約詮釋各執一辭，大清水師登上英艇「亞羅」號搜捕海盜，因而發生衝突，引發英法聯軍之役（1856至1858年），結果兩國於1858年簽訂《天津條約》，英國得派遣外交代表到中國，戰事暫告平息[28]^:320。第一任使節為香港首任布政司布魯司爵士，他奉命前往北京呈遞國書，但途經大沽突遭炮轟，於是1859年至1860年間，戰火再起；英軍擬保留九龍半島駐防，經英國駐廣州領事白加士爵士與兩廣總督交涉後，獲得九龍半島南端（北至界限街）連同昂船洲之租借權[28]^:320。1860年，戰爭結束，訂立《北京條約》，九龍半島正式割讓予英國[28]^:320。

1895年甲午戰爭結束後，曾為中國說項的德國、法國、俄國更有藉口提出租地要求；其後局勢緊張，英國認為如要防衞香港，必須取得鄰近土地的控制權[28]^:320。根據1898年6月9日在北京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大清同意租借九龍界限街以北直至深圳河的新界地域，以及235個島嶼予英國，為期99年；英國此舉僅在針對法俄兩國，而非對付中國[28]^:320。大清保留九龍寨城之行政權力，仍有權使用九龍城碼頭，「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1899年12月27日，英女皇會同樞密院議決撤銷這項條款，由英國單方面接管九龍城[28]^:320。在此之前，英國人已於1899年4月接管新界，接管初期尚有零星反抗，但後來終告停止，遂成為香港一部分，但與市區分開管理[28]^:320。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香港本土未受攻擊。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對英美宣戰。同時日軍進攻香港，取道中國大陸出師[28]^:322。香港保衛戰開始，日軍攻破醉酒灣防線。英軍被逼撤離新界和九龍，退守港島，香港義勇軍苦戰一周後，以眾寡懸殊，難扭劣勢，終在聖誕日投降，港督楊慕琦成為戰俘[28]^:322。

日本佔領香港共3年8個月[28]^:322。1942年10月28日，英國駐華大使薛穆奉命與中華民國重慶國民政府外交部開始簽訂新約舉行談判[31]^:2。由於英國並沒有完全放棄在華全部特權之誠意，談判相當艱難[31]^:2。在談判過程中出現香港問題，英國不肯歸還香港（雖然當時香港還在日本佔領下），這項談判因而拖延[31]^:2-3。當中英談判時，英國戰時內閣首相邱吉爾和艾登認為，根據1842年《南京條約》，香港已永久割讓給英國，根據1860年《北京條約》，北至界限街之九龍半島南端連同昂船洲也已永久割讓給英國[31]^:3-4。原擬定在1942年公布之中英、中美平等新約，結果延至1943年公布，英、美取消在中國之治外法權及租界，但是不提香港地位[31]^:3。中國迫於無奈，惟有不再堅持九龍租借地交還問題[32]。

1943年1月11日，重慶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與英國駐華大使薛穆分別代表本國政府在重慶簽署《中英關於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史稱《中英新約》[31]^:3。重慶國民政府以外交部長宋子文之名義向英國駐華大使薛穆發出正式照會，對新界「租借地」問題保留重提權利[33]：「關於交還九龍租借地問題，英國政府不以現時進行談判為宜，本代表認為憾事！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許予英國租借九龍條約之早日終止，實為中國國民所企望。而本日簽訂條約之意義，為開兩國邦交之新紀元，中國政府以為若該約能於此時終止，則新紀元之精神更顥著，因此之故，本代表通知閣下，中國政府保留日後重行提請討論此問題之權。」[31]^:411月23日，中、英、美三國首在開羅舉行會議，美國總統羅斯福問蔣介石對香港如何打算，邱吉爾請大家注意香港是英國領土；蔣說英國以暴力入侵中國，與清廷所訂的不平等條約，國民政府概不予承認，戰後隨時可以收回香港[31]^:6-7。羅斯福亦曾認為英國政府應該放棄統治香港，並歸還給中國發展為國際自由港[34]。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引起了香港的歸屬問題：中國能否收回香港[34][35][36]。中國政府亦希望能收回香港，但因國共內戰日漸激烈而無暇南顧[34]。另一方面，英國則強烈希望戰後保持所有遠東殖民地，包括作為英國遠東海軍基地及商業中心的香港[37]。在英國的強硬態度及戰勝國之間的利益關係下，香港的歸屬問題並沒有在戰後的國際會議上提出過[38]。

维基共享资源中相关的多媒体资源：关于准许殖民地国家及民族独立的宣言

英國一貫之政策是協助其殖民地成為主權獨立之國家。由於英國向中國租借土地的情況複雜，獨立並不適用於香港。英國理解中國對香港主權歸屬的立場，自1972年11月2日聯合國大會批准《关于准许殖民地国家及民族独立之宣言》之適用地方名單剔除「香港」後，英國從未照會聯合國秘書長列入「香港」於該名單。香港人知悉中國反對香港獨立，因此英國無法安排香港獨立。香港92%的土地經《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而來，以99年為限，期滿後英國將喪失該92%土地（即新界）的一切權利。[52]不論獨立與否，香港將無法單憑這8%剩下的土地而運作，英國須與中國商討香港前途。[53]

鄧小平於1970年代末首先提出「一國兩制」構思[28]^:4。官方說法是“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28]^:v，或者“政权交接”[28]^:3。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會見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時談話〈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稱：“……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沒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54]^:12。中方在「收回主權」同時，容許香港擁有獨立的經濟及政治制度[55][56]，並由香港人自行管理，即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同樣政策亦適用於澳門，「澳人治澳，高度自治」[57]。鄧小平同時希望能借此辦法解決台灣問題[58]^:23。

鄧小平用「三腳櫈」比喻談判是否應有香港參與。

中方代表團堅持香港無權加入為「第三者」參與香港前途談判。[59]1984年6月23日鄧小平接見香港最高行政諮詢機關香港行政局局員鍾士元和鄧蓮如時，鄧小平公開指「只有兩腳櫈」（指中英兩國）、「沒有三腳櫈」、「歡迎你們以個人的身分到北京來」，由此「三腳櫈」的比喻流傳。[60][61][59]香港行政局局員甚為不快，鍾士元以包辦婚姻比喻，指當天鄧小平說「無論如何都是中英兩國之間的事。所謂三腳櫈不存在，只有兩腳櫈，香港不應插嘴。當時我暗想，那不是等於盲婚嗎？男女雙方父母討論婚姻事宜，香港就無權參與，但又不敢說出來反駁」，[60]同為香港行政局局員的李鵬飛在2001年指「說中英兩國是兩腳櫈......好像港人前途與港人無關似的」。[60]據中方團長周南等人的回憶錄，中方假定香港政界若參與談判，將一邊倒支持英方立場形成「以華制華」；而鄧小平亦指控香港行政局局員挟持「香港民意」之名，實則只反映一己之見。[54]^:58-61[59][62]又由於中方代表團沒邀請香港同胞加入，香港同胞只能加入英國代表團成員，1983年7月中方曾以「不在英國代表團名單」為由拒絕了香港新聞處處長曹廣榮的大陸簽證。[63][59]

1984年1月中英各自撤換談判團團長，並達成初步共識，並傳出消息。儘管香港立法局官方文件寫明白「香港本身在談判中並無地位」，[64]仍希望協議簽署前舉行沒有法律約束力的辯論，由此首席非官守議員羅保在3月14日動議，「任何有關香港前途的建議，在未達成最後協議之前，必須在本局辯論」（後稱「羅保動議」）。[65][66]動議通過。[註 3]此舉遭中方猛烈抨擊是「節外生枝」、英國背後搞的小動作。[67]

由於當時香港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沒有席位，香港沒能旁聽或列席中方的審議過程。1984年5月15日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在第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1984年政府工作报告》簡短匯報了談判進展和談判方針。[54]^:58-611984年9月16日兩國對聲明草簽並公開全文，11月6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吳學謙在全國人大六屆常委八次會議上匯報《关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协议文件的报告》，11月14日獲全国人大常委審議全票通過，全票通過的審議猶如走過場。另一邊廂，按英國法律，國際條約由英國政府全權主理而無須英國國會審議，[68]，英國國會在1984年加開數場沒有審議效力的官員答問會，1984年5月香港行政局局員和香港立法局議員赴英國旁聽，但答問會本質上無礙大局。[69]

1982年3月的電話民意調查《1982 Future of HK Poll》訪問982受訪者對香港前途的希望結果（preferred outcome）和預計將發生結果（probable outcome），以希望而言，1982年3月的香港人70%希望香港維持現狀，15%希望成為「託管地」，希望中國收回香港有4%；以預計將發生以言，1982年3月的香港人43%認為香港將維持現狀，33%認為香港將成為「託管地」，6%認為中國將能收回香港。[70]此民意調查長期不為人知，至2014年在香港大學圖書館被發掘，[71]引起一波分析和引用的熱潮，其中最有名為2017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香港高考」）歷史科考卷的題目[72]。

1980年代任《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的程翔在2018年著書指「大部分人以『心裏不願，嘴裏不講』的態度來面對『回歸』，有能力的都移民作為政治保險；即使基於民族主義而支持『回歸』的大學生，也提出有條件的回歸——在民主的基礎上回歸。」[73]

中英談判期間，香港市民對經濟局勢出現信心危機，觸發1982年9月恆隆銀行擠提事件、1983年9月香港搶米風潮[74]，局勢趨穩定始於1983年10月香港政府推出香港聯繫匯率制度，但仍出現香港移民潮[75]。1984年末，無線電視的《八四年香港大事回顧》指「對於香港人來講，無論是否同意中英對於香港的安排，八四年總算能給他們一個明確答案」。[76][77]

1949年，两岸分治后，中華民國政府仍主张其拥有完整的中国主权。1983-84年英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時，1983年10月7日，行政院院長孫運璿在答覆立法委員徐亨、張寬、湯煥暉質詢時，聲明香港是滿清割讓，而中華民國推翻滿清，繼承滿清法統，任何涉及香港問題時須以中華民國為談判對象，英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香港一切談判與協議，中華民國一概不承認。[78][79]

1997年6月27日，即香港移交前三日，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章孝嚴和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召開關於《中英南京條約》特展的記者會，強調《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唯一正本在台北，北京擁有的《南京條約》只是清廷欽差大臣耆英和英方全權代表砵甸乍所簽署的副本，因此中華民國才是香港主權的合法擁有者；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亦發表相同法。[80]同月，中華民國政府發表《中華民國政府對『九七』香港情勢的立場與政策說帖》指「英國政府依規定將九龍租借地，連同依其他不平等條約取得之香港及九龍割讓地交還中華民族。對此一結果，中華民國政府表示欣慰」[33]。

北京人民大會堂

香港總督麥理浩爵士的官方訪問提醒中英雙方要為香港前途作進一步的討論及外交接觸，也為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1982年的首次中國大陸訪問鋪路[81]^:19-21。1980年代初，英國向中华人民共和國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權」及「治權」：主權歸還中國、英國保留治權[82]。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會見撒切爾夫人；此前，中國總理同她舉行會談；中國領導人正式通知英方，中國政府決定在1997年收回整個香港地區，同時闡明中國收回香港後將採取特殊政策，包括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由香港當地中國人管理，現行之社會、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等等；撒切爾夫人則堅持三個不平等條約仍然有效，提出如果中國同意英國1997年後繼續管治香港，英國可以考慮中國提出之主權要求；針對撒切爾夫人之言論，鄧小平會見她時作重要談話；雙方同意通過外交途徑商談解決香港問題[54]^:388。但鄧小平明確表明主權問題沒有妥協的空間，雙方未能達成共識[83]^:117。在記者會上，戴卓爾夫人重申三條條約的合法性，並指出所有國家都須要尊重國際條約，否則任何談判皆無法進行[84]，惟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持有三條條約正本。她堅持按照《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及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享有香港島及鴨脷洲和九龍半島及昂船洲的主權[85]^:221。傳統英國資金（英資）的商業力量，如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怡和洋行，亦曾參與游說工作。1983年5月，香港新華社組織商界青年領袖包括李鵬飛，組成「青年才俊團」前往北京。其中一些成員提出有關建議，但遭鄧小平否定[86]^:47-48,54-55。

撒切爾夫人離開北京隨即訪問香港，成為首位在任內訪港的英國首相。此後半年裡，由於英方在香港主權問題上立場不變，雙方磋商沒有進展；1983年3月撒切爾夫人寫信給中國總理，保證她準備在某個階段向英國議會建議使整個香港主權回歸中國；4月中國總理覆信表示，中國政府同意盡快舉行正式談判[54]^:388。1983年英國大選，撒切爾夫人領導保守黨乘福克蘭戰爭之勢勝出，繼續執政。

1983年7月12日至7月13日中英兩國政府代表團舉行第一輪會談，由於英方仍然堅持1997年後英國繼續管治香港，直至第四輪會談毫無進展[54]^:388。中方團長為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姚廣[87]，英方團長則是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爵士，香港總督尤德爵士亦以英方成員身份參加談判[88]。英方提出「以主權換治權」，名義上承認中國擁有香港的主權，以換取英國繼續管治香港的權利[89]。7月25日－7月26日，談判繼續，但新聞公報只說「有益」，但「有建設性」的字眼欠奉[90]^:125。英方未放棄「以主權換治權」的構想，中方則堅持主權治權不可分開[89]。中英雙方其後在8月2日至8月3日、9月22日至9月23日分別進行第三、四輪談判，兩次會談的新聞公報只表示「進行了一次會談」，沒有「有益，有建設性」的字眼，顯示雙方未能達成共識之餘，期間更傳出談判破裂的消息，觸發香港市民及投資者對前途的憂慮[91]^:75-76。

1983年9月鄧小平會見訪華的前英國首相希思時說，英國想用主權換治權是行不通的，勸告英方改變態度，以免出現到1984年9月中國不得不單方面公布解決香港問題方針政策之局面[54]^:388。該月香港的經濟恐慌被中方解讀為英國幕後操縱的「經濟牌」。[92]。9月16日至9月24日，港元曾在一個星期內下跌20%，由7.9港元兌1美元跌至9.6港元兌1美元的歷史低點[93]^:243。同一時期，物價一度飛漲，市面出現搶購糧食等情況[90]；恆生指數亦告大幅下跌150點，跌至780點，導致1981年香港股災[81]^:49-51。促使香港政府在1983年10月15日起實施聯繫匯率制度，以7.80港元兌1美元的匯率與美元掛鈎，來維繫港元穩定[94]。

1983年10月英國首相致函，雙方可在中國建議之基礎上探討香港之持久性安排；第五、六輪會談中，英方確認不再堅持英國管治，也不謀求任何形式之共管，並理解中國之計劃是建立在1997年後整個香港之主權和管治權應該歸還中國此前提之基礎。[54]^:388 1984年1月25日至1月26日舉行的第八輪談判，中英雙方各自更換團長，中方由外交部部長助理周南擔任，英方則由伊文思爵士擔任團長，並兼任駐華大使職務。從1984年4月第十二輪會談後，雙方轉入討論過渡時期香港之安排和有關政權移交事項[54]^:389。4月英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訪華，鄧小平會見他時說，在過渡時期內有很多事情要做，沒有一個機構怎麼行[54]^:389？表示可以考慮這個小組設在香港而輪流在香港、北京、倫敦開會；豪表示同意雙方在此基礎上討論；但在此後3個多月會談中，英方仍反對在香港設立聯合小組，使談判陷入僵局[54]^:389。杰弗里·豪就香港主權問題讓步，會談取得重大突破。4月20日，杰弗里·豪在香港發表聲明，宣佈1997年7月1日以後，英國不再擁有香港的主權和治權。

1984年6月22日、23日，鄧小平分別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行政局局員鍾士元等談話〈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稱：

「中國政府為解決香港問題所採取的立場、方針、政策是堅定不移的。我們多次講過，我國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後，香港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國際貿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變，香港可以繼續同其他國家和地區保持和發展經濟關係。我們還多次講過，北京除了派軍隊以外，不向香港特區政府派出幹部，這也是不會改變的。我們派軍隊是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我們對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變，我們說這個話是算數的。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所謂香港人沒有信心，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見。目前中英談判的內容還沒有公布，很多香港人對中央政府的政策不了解，他們一旦真正了解了，是會完全有信心的。……未來香港特區政府的主要成分是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54]^:58-61

1984年7月英外交大臣再次訪華，中方表示如果英方同意設立聯合小組並以香港為常駐地；該小組進駐香港之時間以及1997年後是否繼續存在一段時間都可以商量；最後雙方商定，設立聯合聯絡小組，小組於1988年7月1日進駐香港，2000年1月1日撤銷[54]^:389。7月31日，鄧小平會見杰弗里·豪時談話〈我們非常關注香港的過渡時期〉稱：

「……根據香港和台灣的歷史和實際情況，不保證香港和台灣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就不能保持它們的繁榮和穩定，也不能和平解決祖國統一問題。……」[54]^:67

中英通過談判確定，中國收回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在協議中必須有明確表述；英方不接受中方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之提法，先後提出之草案都具有三個不平等條約有效之含意，中方堅決不能接受[54]^:389。最後雙方同意用《聯合聲明》之形式，採用以下表述方式，即中國政府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54]^:389英國政府聲明：「聯合王國政府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54]^:389-390這樣解決主權歸屬問題之表述[54]^:390。

1984年8月1日，杰弗里·豪在香港舉行記者會，透露協議的十項主要條款。此後，雙方代表團舉行三輪會談，討論國籍、民航、土地等幾個政策性和技術性較複雜之具體問題，並對協議之文字措辭反覆磋商；1984年9月18日雙方就全部問題達成協議，並對協議的文字措辭反覆磋商，並於9月26日草簽《中英聯合聲明》和三個附件[54]^:390。草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由周南及伊文思代表簽署。至此，為時兩年之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之談判圓滿結束[54]^:390。至草案簽署為止，雙方共進行了22次的談判。10月3日，鄧小平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談話〈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稱：

「……現在有些人就是擔心我們這些人不在了，政策會變。感謝大家對我們這些老頭子的信任。今天我要告訴大家，我們的政策不會變，誰也變不了。因為這些政策見效、對頭，人民都擁護。既然是人民擁護，誰要變人民就會反對。聯合聲明確定的內容肯定是不會變的。我們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即使在過去的動亂年代，在國際上說話也是算數的。講信義是我們民族的傳統，不是我們這一代才有的。這也體現出我們古老大國的風度，泱泱大國嘛。……再說變也並不都是壞事，有的變是好事，問題是變什麼。中國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種變嗎？所以不要籠統地說怕變。如果有什麼要變，一定是變得更好，更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發展，而不會損害香港人的利益。這種變是值得大家歡迎的。如果有人說什麼都不變，你們不要相信。我們總不能講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無缺的吧？即使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之間相互比較起來也各有優缺點。把香港引導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變嗎？

……再一個是有些人擔心干預。不能籠統地擔心干預，有些干預是必要的。要看這些干預是有利於香港人的利益，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還是損害香港人的利益，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現在看起來，香港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會有秩序地度過十三年，十三年之后，會有秩序地度過五十年。這我是有信心的。但切不要以為沒有破壞力量。這種破壞力量可能來自這個方面，也可能來自那個方面。如果發生動亂，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預。由亂變治，這樣的干預應該歡迎還是應該拒絕？應該歡迎。所以事物都要加以具體分析。

……有人說怕亂。亂就得干預，不只中央政府要干預，香港人也要干預。總會有人搗亂的，但決不要使他們成氣候。……我講過中國有權在香港駐軍。我說，除了在香港駐軍外，中國還有什麼能夠體現對香港行使主權呢？在香港駐軍還有一個作用，可以防止動亂。那些想搞動亂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國軍隊，他就要考慮。即使有了動亂，也能及時解決。……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能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能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一九九七年以後，台灣在香港的機構仍然可以存在，他們可以宣傳「三民主義」，也可以罵共產黨，我們不怕他們罵，共產黨是罵不倒的。但是在行動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制造混亂，不能搞「兩個中國」。」[54]^:72-76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在北京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28]^:4。中英兩國政府首腦在北京正式簽署關於香港問題之聯合聲明[54]^:390。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與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和英國外相杰弗里·豪等人見證下，分別作為中英代表在人民大會堂正式簽署聯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收回香港地區（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以下稱香港）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聯合王國政府聲明：聯合王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第三段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其具体说明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予以规定，并在50年内不变。1985年5月27日，兩國互換批准書，《聯合聲明》隨即生效[28]^:4。1985年6月12日，中英兩國政府將《聯合聲明》送交聯合國登記[28]^:4。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性法律文件，以法律形式把「一國兩制」概念規定下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和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於1985年成立，負責起草《基本法》，以及徵求公眾對《基本法》之意見[28]^:4。1985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三次會議決定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包括香港和中國大陸人士。

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稱：

「今天我想講講不變的問題。就是說，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國以後五十年政策不變，包括我們寫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還要說，五十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變，對香港的政策不變，對澳門的政策也不變，對台灣的政策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解決統一問題後五十年也不變，我們對內開放和對外開放政策也不變。……第一條，需要政局穩定。為什麼我們對學生鬧事問題處理得這麼嚴肅，這麼迅速呢？因為中國不能再折騰，不能再動盪。一切要從大局出發。中國發展的條件，關鍵是要政局穩定。第二條，就是現行的政策不變。……講不變，應該考慮整個政策的總體、各個方面都不變，其中一個方面變了，都要影響其他方面。所以請各位向香港的朋友解釋這個道理。……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以後也不變，就要大陸這個社會主義制度不變。我們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保證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變，保證整個政策不變，對內開放、對外開放的政策不變。……

香港現在就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這樣也過了一個半世紀了。現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制度，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關於民主，我們大陸講社會主義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權分立，多黨競選，等等。我們並不反對西方國家這樣搞，但是我們中國大陸不搞多黨競選，不搞三權分立、兩院制。我們實行的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院制，這最符合中國實際。如果政策正確，方向正確，這種體制益處很大，很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避免很多牽扯。當然，如果政策搞錯了，不管你什麼院制也沒有用。對香港來說，普選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說，我過去也談過，將來香港當然是香港人來管理事務，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來選舉行嗎？我們說，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最近香港總督衛奕信講過，要循序漸進，我看這個看法比較實際。即使搞普選，也要有一個逐步的過渡，要一步一步來。我向一位外國客人講過，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現在我們縣級以上實行的是間接選舉，縣級和縣以下的基層才是直接選舉。因為我們有十億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質也不夠，普遍實行直接選舉的條件不成熟。其實有些事情，在某些國家能實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國家也能實行。我們一定要切合實際，要根據自己的特點來決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說明：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中央確實是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的，也不需要干預。但是，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過問？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擾，沒有破壞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大家可以冷靜地想想，香港有時候會不會出現非北京出頭就不能解決的問題呢？過去香港遇到問題總還有個英國出頭嘛！總有一些事情沒有中央出頭你們是難以解決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損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會出現損害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所以請諸位考慮，基本法要照顧到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干預首先是香港行政機構要干預，並不一定要大陸的駐軍出動。只有發生動亂、大動亂，駐軍才會出動。但是總得干預嘛！」[54]^:215-222

1988年4月，《基本法》草案首稿公布，並隨即進行公眾諮詢工作，為期5個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1989年2月批准了草案第二稿，以便作進一步諮詢，草案反映很多第一輪諮詢所得意見[28]^:4。第二輪諮詢工作在1989年10月結束，起草委員會根據該輪諮詢結果，進一步修改《基本法》草案第二稿；最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1990年4月，正式通過《基本法》草案第二稿與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圖案[28]^:4。《基本法》於1997年7月1日生效，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性法律文件，把「一國兩制 」創新概念以法律形式規定下來，清楚確定香港實行不同於內地之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和政治體制，也保障香港市民生活方式、自由和權利，確保香港司法機構獨立運作，並讓香港全權處理外交和國防以外一切內部事務[28]^:4。香港也可以享有全面財政自主權和擁有獨立貨幣制度；維持香港特別行政區獨立關稅區地位，以及直接與世界各國攜手合作，打擊戰略商品交易、販毒和非法轉運，並且保護知識產權[28]^:4。

由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聯合聲明》簽署、至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期間的12年，被稱為過渡期。期間香港經歷多番起跌，包括1987年香港股災、1989年六四事件及所引起的香港移民潮、香港機場核心計劃的爭議、1990年代中英爭議以至主權移交前的歌舞昇平等。

1989年5月31日，鄧小平〈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稱：

「……

一個好班子，搞改革開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幾件開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機會就不要丟，就是要堅持，要幹起來，要體現改革開放，大開放。我過去說過要再造幾個「香港」，就是說我們要開放，不能收，要比過去更開放。不開放就發展不起來。我們本錢少，但可以通過開放，增加就業，搞稅收，利用地皮得點錢，帶動發展各行各業，增加財政收入，獲得益處。以香港為例，對我們就是有益處的。如果沒有香港，起碼我們信息就不靈通。總之，改革開放要更大膽一些。

……」[54]^:297[95]

1989年5月八九民運令香港人催生了由「英屬香港人」到「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國人」的認同轉變（詳見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八九民運時，香港人全情投入參與，（5月27日）百萬人上街聲援；整個過程，實際上是一場中國民族主義洗禮，原來出生和成長於英治殖民地的香港人，……在情感上與中國大陸重新連接起來」，「對不少親身經歷過八九民運的50和60世代（即當年20至40歲的香港人）來說，這種‘香港中國人’的混合身份認同，是深印在腦海之中的時代烙印，並主導了八九年至今的民主運動論述 ── 香港人是中國人，中港兩地人民共享‘民主中國’的理想（建設民主中國）；香港人對建設民主中國有特殊責任，民主中國也是實現民主香港的策略。」[96]由此香港人與失勢的中國改革派合流，香港「充分感到國內華人彼此有着共同的政治命運，而這個政治命運又被看成是不明朗」。[97]

溫哥華

中英達成協議，香港於1997年7月1日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國，一些曾經在中國大陸經歷政治動盪的人（如知名作家倪匡）等開始計劃移民。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更使香港人感到悲觀和恐懼，1990至1994年出現了開埠以來最大規模之移民潮，五年共有約30萬人移民外地[98]^:21。加拿大、澳洲和美國是當時不少港人移民的熱門之選。在移民潮高峰，非州島國佛得角也刊登廣告宣傳投資移民[99][100]。

不少港人移民至加拿大的溫哥華，而位於溫哥華南邊，同屬大溫哥華的列治文市又有「小香港」之稱[101]，其他熱門的地区有多倫多、墨爾本、悉尼、奧克蘭、新加坡、台灣等。期間，香港有不少人才外流，及至主權移交前一兩年，一些移民流香港。

1990年，英國政府宣佈選擇性給予50,000個家庭英國居留權，主要給予曾經從事敏感職位的香港華人政府公務員及各行各業精英，包括最有能力及動機申請移民的人士，如警隊政治部、駐中国大陆記者怕被「秋後算賬」[102]。居英權持有人可隨時前往英國定居，而無需在英國逗留數年以取得居留權，俗稱「坐移民監」，而持有人的子女可在英國就讀公立中學。當局希望通過此舉使獲得居英權的香港華裔精英安心在香港生活。一旦香港出現社會問題，他們可選擇隨時前往英國，從而減輕香港人才及資金的流失問題[103]。但中方對居英權計劃表示不滿，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亦對居英權不予承認，香港一般華裔人士被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1898年的九龍寨城

九龍寨城對於中英雙方是特殊的地方，因為根據《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九龍寨城是大清的外飛地，會定期派官員駐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無力管理九龍寨城，香港政府卻沒有法律權力去管理[104]^:16-17。於是，九龍寨城成了充斥“黃、賭、毒”的所謂「三不管地帶」（即中國政府不管，英國政府不管，香港政府不管[105]）。1987年，兩國共同決定拆毀寨城、遷徙居民，而九龍寨城亦於1987年和1989年上半年分兩期進行遷徙，並且於1990年和1992年上半年完成。九龍寨城最終在1993年拆卸，改建成九龍寨城公園。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移台灣後，香港政府將部份未及遷台的國民革命軍退役老兵及家眷安置於新界東南地理位置偏僻的調景嶺。當時調景嶺沒有陸路交通可達，自成一局，成為寮屋區。故此，調景嶺具有很濃厚的政治色彩，居民長期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每年10月10日慶祝中華民國國慶等，香港政府並沒有干預，但隨著香港和澳門兩地主權即將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政府發展將軍澳新市鎮，調景嶺寮屋區在1996年拆卸，並於1999年開始興建地鐵（今港鐵）將軍澳綫連接東九龍油塘和港島北角。所有居民在政府補償下遷徙至其他地區，當中大部份人都遷進了將軍澳的厚德邨。

青馬大橋

1989年，香港總督衛奕信爵士在《施政報告》發表「港口及機場發展策略」，宣佈興建新機場。計劃包括在大嶼山赤鱲角填海興建全新的香港國際機場及青馬大橋等相關設施，共耗資超過1200億港元[106]。當時的香港總督衛奕信爵士宣佈此項計劃時，描述到計劃落成後的香港將會像「玫瑰園」一般美好，因此被傳媒稱為「玫瑰園計劃」。但由於此計劃耗資龐大，被中國政府質疑英方打算在主權移交前耗盡儲備之嫌。1991年9月，英國首相馬卓安親身到北京，成為六四事件後首位訪華的西方國家領袖，與當時的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香港機場核心計劃的新機場諒解備忘錄》，工程才得以順利開展，英方承諾留下至少250億港元財政儲備[107]^:138-141，最終留下3700億[108]。

由於對“新九組”等問題爭議，中方拒絕承認由彭定康在主權移交前、被指以「三違反」方案產生的立法局，單方面決定「另起爐灶」，取消代議政制「直通車」過渡1997年的安排。1996年3月24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決議成立臨時立法會[28]^:11。中方決定「另起爐灶」，以在主權移交後取代原有的立法局。臨時立法會的任期不得超越1998年6月30日[28]^:11。12月21日，推選委員會選出60位臨時立法會（簡稱臨立會）議員[28]^:11。根據香港港英政府法例，此會是非法組織。1997年1月25日，臨時立法會在深圳舉行首次會議，其後臨時立法會及其屬下委員會所有會議均在深圳舉行，直至6月30日[28]^:11。英國管治時代的立法局在7月1日零時解散，未有進入臨立會的議員即時失去議員身份，當中部份在6月30日晚上至凌晨在立法局大樓上向市民發表宣言，揮手道別。

臨立會在7月1日即時開會，除了訂立確認主權移交後「必不可少」之法例以外，亦立即推翻多條由前立法局通過、被認為「對特區政府運作做成障礙」的法例[109]。臨立會重新修訂早期由港英政府通過但回歸2年前（1995年）才廢止的爭議性的《公安條例》，規定超過指定人數（數額在港英時代常有變動）公眾集會及遊行必須向警務處處長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後方可合法進行。然該法例自港英時代即一向廣受爭議，被指剝奪集會自由、干涉打壓言論自由等人權[110]。

2017年解放軍國防大學教授金一南披露了1992年10月，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上將把解放軍接防進香港的方案遞給已經退休的前軍委主席鄧小平看。鄧小平的批示只有兩個字：軟了！鄧小平的文後解釋也很簡短，兩點說明：

• 軍隊的香港接受方案只有和平接受方案，沒有武力接收方案，不行。

• 1997年7月1日，香港必須收回。不管英方用什麼借口拖延，如果出現拖延回歸，解放軍就開進香港，一錘子砸死。

金一南書中說明事後這一簽呈蓄意透過管道洩漏給外界，據說英國人對中國大陸這個方案是相當震驚的，但也顯示當年會談中英國態度確實有不順暢之處[111]。

多位英方官員起著重要作用，包括英國駐華大使兼英方談判團長柯利達爵士，及接任的伊文思爵士。香港總督尤德爵士亦是英方重要成員之一，他不幸於1986年12月任內期間，在訪問北京時病逝。接任的港督衛奕信爵士，在中英談判期間是英方重要成員。他熟悉中國，與中方保持着良好關係，同時亦成為影響後期香港施政的原因之一[51]。

1991年，開始傳出英國有意撤換有「中國通」之稱的香港總督衛奕信[112]。1992年元旦，英國政府宣佈衛奕信在任期完結前提前退休；1992年7月，曾為英國保守黨領袖的彭定康正式出任第28任香港總督，亦成為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是唯一一位專業政治家出身的港督，又打破了多項前任香港總督的慣例，包括拒絕接受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頒授的爵士勳銜及沒有穿上殖民地官服就職。他擔任香港總督期間作風親民，時常到各區巡視。他巡視中環時品嚐泰昌餅家的蛋撻、在灣仔喝涼茶，成為一時佳話。發表施政報告後亦親自出席電台節目接受提問，並主持答問大會面對質詢。

末代香港總督彭定康在政權移交前拋出之政改方案，顯然是步楊慕琦方案軌跡加以修改而制訂，是當年夭折政治改革之延續[31]^:151。但彭定康的施政未受到中方歡迎，興建新機場的財務安排已惹來北京多番反對，最嚴重的分歧是提出政改方案。方案建議新增九個功能組別（「新九組」），被中方認為是鑽《基本法》漏洞，令彭定康被當時的港澳辦主任魯平稱作「千古罪人」。這導致主權移交前最後一屆香港立法局無法以「直通车」形式過渡1997年，中方「另起爐灶」成立臨時立法會[113]。

中英談判期間中方的重要成員包括中方談判團長兼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周南，當時的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姬鵬飛。根據曾參與談判的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憶述，談判中所有重要的決定，實際上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鄧小平親自定案[114]。

董建華是香港已故船王董浩雲的長子，大學畢業後，曾於美國公司任職，後回到家族公司東方海外工作。1992年，彭定康上任總督後，他被委任為香港行政局成員。1996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中，董建華擊敗了楊鐵樑、吳光正和李福善而當選，同年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委任為首任行政長官。

為保持香港在政權移交前後的穩定，中方同意讓香港政府主要官員順利過渡至特區政府，但部分名稱則有所更改，詳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部門條目。

香港特區政府首任司級官員如下：

• 政務司司長（前稱「布政司」）：陳方安生

• 財政司司長（前稱「財政司」）：曾蔭權

• 律政司司長（前稱「律政司」）：梁愛詩

1997年6月30日也舉行一些儀式，標誌156年英國管治的終結[28]^:3。下午末代港督彭定康告別港督府開始港督府告別儀式，舉行了降旗儀式。當天下午4時30分，前港督府舉行香港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告別其官邸的簡單儀式[28]^:3。香港總督旗在《最後崗位》的軍號聲中隨隨降下，隨後在皇家香港警察銀樂隊和風笛隊演奏的《高地教堂》樂曲聲中，降旗隊伍將總督旗幟轉交港督副官白樂仁，再由港督副官將旗幟轉贈予彭定康。隨後彭定康、夫人林穎彤及其三位女兒和隨行人員登上專車在港督府前的花園繞行三圈（但是实际上只繞行了两圈），寓意日後可以重臨香江。下午4時39分，港督彭定康所乘坐的專車在警察電單車的開路下，正式告別港督府[115]。

英方告別儀式舉行地點——添馬艦

英方告別儀式在6月30日晚上6時15分在添馬艦露天場地舉行，主禮嘉賓包括王儲查理斯、英國首相貝理雅、外交大臣郭偉邦、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及卸任在即的港督彭定康[116]。

添馬艦的告別儀式在特為該活動而建造的場地上舉行，查理斯王子和總督彭定康在儀式上先後致辭[28]^:3。告別儀式包括傳統的英軍日落告別儀式，香港總督彭定康發表臨別致詞，之後由王儲查理斯代表伊利沙伯二世致告別詞。其他節目包括名為《香港精神》的團體舞蹈、男高音莫華倫歌唱等表演，有超過2,000名表演者參與。儀式舉行時一直下著滂沱大雨，令嘉賓及表演者甚為狼狽並添上幾分傷感。日落時份，英國和香港的旗幟徐徐降下[28]^:3。晚上7時45分，英國國旗及港英旗在風笛伴奏的樂曲《》中徐徐降下。

6月30日的英國告別晚宴，由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大臣郭偉邦宴請，有4,000位顥要和貴賓參加[28]^:4。英國外交大臣郭偉邦為香港未來祝酒，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錢其琛繼而祝酒答謝[28]^:4。

6月30日子夜，工人在中環中區政府合署拆下以龍和獅為標記的舊香港紋章、以及代表英女王伊利沙白二世的皇冠徽號和「E II R」字樣。另外裝上港督府大門的英國君主的皇冠徽號和「E II R」字樣亦同時拆除，並且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徽取代。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是香港主權交接儀式的舉行所在地

1997年6月30日，交接儀式在晚上11時30分開始，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前廳舉行，中英兩國都派出儀仗隊和軍樂隊，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和英國查理斯王子分別致辭[28]^:3。標誌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對香港行使主權。大禮堂內放置中英兩國國旗及四支旗杆。

• 中國代表主席團：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總理李鵬，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长錢其琛，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上將及首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代表。

• 英國代表主席團：王儲查理斯王子，英國首相貝理雅，外交大臣郭偉邦，最後一任香港總督彭定康及英軍參謀總長格思理代表。

香港政府的高級官員、來自各層面的本地和海外商界與社區領袖也有出席[28]^:3。

交接儀式－升旗及降旗

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英國國旗	香港旗

在即將踏入午夜時，英國和香港的旗幟徐徐降下[28]^:3。同時奏起英國國歌《天佑女王》，象徵香港英治時期正式結束。午夜12時正，中國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升起[28]^:3。並奏起中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交接儀式在4,000位應邀出席的嘉賓見證下進行，其中有中國和英國的高層代表、40多個國家的部長和40多個國際組織的代表[28]^:3。

約6,500位本地與海外傳媒的代表在現場報道儀式的盛況，並傳送給全世界數以億計的電視觀眾[28]^:3。交接儀式完成後，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內隨即進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暨宣誓儀式。凌晨1時30分，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主持就職儀式[28]^:3。在儀式中，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向在座4,000多名嘉賓正式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28]^:3。行政長官（董建華）、主要官員（由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帶領）、行政會議成員（由召集人鍾士元帶領）、臨時立法會議員（由主席范徐麗泰帶領）、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法官（由首席法官李國能帶領）等宣誓就職[28]^:3。由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負責監誓。儀式完成後，臨時立法會隨即舉行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第一次會議，制定《香港回歸條例》[28]^:3。

英方主要官員並無出席香港政府高級官員宣誓儀式。彭定康在7月1日香港時間凌晨零時零分向倫敦政府發出最後電報：「我已交出政府的管治權。天佑女王。彭[117]」。彭定康與家人陪同王儲查理斯，在添馬艦與香港市民揮手告別，並登上英國皇家遊艇不列顛尼亞號離開香港，並由駐港英軍末任司令鄧守仁少將乘搭英國軍艦漆咸號隨行護送。貝理雅及其他英國官員則乘飛機返回英國。

7月1日上午10時，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慶典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舉行，應邀出席的喜賓逾4,600名[28]^:3。首先由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發表講話，重申「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將維持50年不變；繼由行政長官發表就職演辭[28]^:3。儀式中，香港賣地所得之土地基金移交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儀式結束後，還有盛大的文藝表演，其中一項演出節目是世界首演的交響曲1997《天地人》[28]^:3。

7月1日下午4時，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再度熱鬧起，約5,000名各國顯要和中外貴賓出席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招待酒會，冠蓋雲集[28]^:3。

除官方儀式外，香港本地團體和社區組織也舉行各式各樣活動，其中包括煙花匯演、電視綜合表演、海港花艇燈飾巡遊、文藝表演和各式宴會[28]^:3。

•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1997年6月30日，509名先遣士兵由熊自仁少將率領，在晚上9時進入香港[28]^:4。《基本法》規定，中央人民政府（國務院）負責管理香港特別行政區防務，駐軍費用由中央人民政府負擔，派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軍隊不得干預特別行政區地方事務，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維持特別行政區社會治安；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由1997年7月1日0時起，正式進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香港防務[28]^:9。中國人民解放軍沿海、陸、空三路正式進駐香港，軍車經過市區道路抵達各軍營。中英兩國的軍隊在威爾斯親王軍營舉行一個防務交接儀式；7月1日0時，所有軍營均舉行升旗儀式，象徵着防務責任正式移交香港駐軍[28]^:4。解放軍駐香港部隊由海、陸、空三軍組成，體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海、陸、空主權，並由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駐香港部隊分別派駐香港特別行政區內14處軍事用地，也有一些屬駐香港部隊海、陸、空三軍部隊人員留駐內地[28]^:9。軍艦則在7月1日的早上從深圳媽灣碼頭經過維多利亞港等香港水域到達昂船洲海軍基地。7月1日上午6時，由海、陸、空三軍部隊組成的駐軍主體部隊進駐香港的14個軍營[28]^:4。解放軍以中環添馬艦威爾斯親王大廈作為駐港總部，並接收了原駐港英軍的各項軍事設施[118][119]。

• 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根據《基本法》，中央人民政府（國務院）負責管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在香港設立機構處理外交事務；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自行處理有關的對外事務[28]^:8。有鑑於此，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簡稱「駐港公署」）於1997年7月1日成立，與香港特區政府緊密合作，處理香港特區的外交事務；駐港公署依照《基本法》及 「一國兩制」的原則履行其職責，不會干預香港特區享有高度自治的事務[28]^:8。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取代香港英治時期的英國駐香港高級專員公署同時兼備領事館性質服務，包括處理中國居民換領、遺失護照或其他旅遊証件及替外國人辦理中國簽證等服務。香港特區政府與駐港公署互相合作之事務主要涉及香港參加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談判簽訂協議，以及處理有關外國領事機構和其他官方或半官方機構之事宜；舉例來說，香港特區可以「中國香港」名義參加不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28]^:8。辦事處位於金鐘堅尼地道。香港特區須透過駐港公署向中央人民政府申請批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成員或中央人民政府和有關國際組織或國際會議允許之身分，參加以國家為單位的之國際組織[28]^:8-9。此外，香港特區可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適當領域以「中國香港」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28]^:9。不過，香港特區須得到中央人民政府具體授權，才可與世界各國談判簽訂民用航空運輸協定、司法互助關係協定及互免簽證協議；駐港公署也與香港特區政府合作處理各國在香港特區設立領事機構事宜[28]^:9。由於中國同英國一樣為單一制國家政體，香港特區主權隸屬於中國中央政府。駐港公署負責之外交事務，包括有關各國在香港特區設立或關閉領事機構、領事任命確認及賦予領事特權和豁免的事宜；香港特區政府則負責處理有關領事機構之日常事務，包括簽發香港領事身分證、實際提供特權和豁免，以及領事機構辦公地點之保安工作[28]^:9。

1984年1月，香港政府增加的士牌費[120]^:387-395，在九龍區引起騷亂（1984年香港的士罷駛事件）。在香港前途未明朗下，3月28日，英資的怡和洋行宣佈遷總公司至百慕達[121]。1994年3月，怡和控股和怡和策略宣佈取消在香港上市地位，其他怡和集團成員亦在9月宣佈同一決定[122]。

主權移交前，香港人對中共當局的恐懼帶來了移民潮，曾一度造成人才及資金外流；另一方面，主權移交後加速了中國內地和香港兩地在經濟及社會上的融合。香港回归也標誌著英國自維多利亞時代以來最光輝的「日不落帝國」時代的終結。

主權移交也為香港本身帶來不少變化，除殖民地時期的名稱需要更改外，1997年7月1日後，所有政府機構改為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英國女王伊利沙伯二世的肖像從硬幣、郵票和政府辦公室除去，但主權移交前的所有紙幣及硬幣至今仍然流通，大量市民曾經收集「女皇頭」硬幣而引起硬幣荒；郵票上則改印「中國香港」。所有政府機構及組織皆除去「皇家」的稱號，例如皇家香港警察及英皇御准香港賽馬會，只有皇家香港遊艇會之英文名稱保留原名。原香港總督的官邸港督府改名為香港禮賓府，但首任行政長官未有遷入居住，至第二任行政長官曾蔭權才遷入居住。在法律文件中，本來用上「皇家」（Crown）的地方，改稱「國家」（State）；被委任為御用大律師（Queen's Counsel）的大律師，則改稱資深大律師（Senior Counsel），法院名稱也作了一些改動。除此以外，幾乎全部以英國王室成員、政府官員或地方命名的香港地方、街道及建築物，例如：皇后大道、維多利亞港、彌敦道等，則仍然保留舊有名稱，維多利亞公園亦依舊保留了維多利亞女王雕像。香港政府公函的英文本來用上On Her Majesty's Service，改成On Government Service，中英文排列次序亦由「英中」改成「中英」。

一些與英國和香港有關的公眾假期，例如：英女皇壽辰、香港重光紀念日被取消，新加上的假期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國際勞動節、佛誕等。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假期亦於1999年取消。

車身貼上慶祝「回歸十週年」宣傳橫幅的巴士

首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大會上致詞以及首份施政報告中表示積極推動「母語教學」政策。1998年新學年開始，大部份公營和資助中學改以母語中文（粵語授課）作為教學語言，當局只同意保留114間英文授課中學，但英語仍然是中小學校的必修科，而部份學校亦開始於部分學科上使用普通話教授。可是這種做法遭到香港很多家長的反對，擔心以「母語教學」會使香港學童的英文水平有所下降。[123][124]亦有人表示，香港作為東西方交流的樞紐，雙語教學可以使香港人在國際上更有競爭力。

香港與中國大陆的陸路邊界線基本不變，但深圳河北面水域、海灣（深圳稱深圳灣）北面水域、沙頭角海北面水域和大鵬灣北面水域移交廣東省深圳市管理。中國大陆將大嶼山西面部份領海（今分流西灣）；索罟群島、蒲台島以南部份水域劃入香港水域以作補償。兩地繼續維持獨立的出入境政策，中國大陆居民必須申請往来港澳通行证才可進入香港。香港居民則必須申請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才可进入中国大陆。主權移交後，中國大陆為香港另設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來取代英國屬土公民護照，可於多國包括歐盟及日本等享有免簽證待遇。

在紀念香港回歸一週年、兩週年、五周年、十週年、十五週年和二十週年期間，都有黨和國家領導人訪問香港出席慶祝活動：

•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十周年紀念（胡錦濤訪港）
•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十五周年紀念（胡錦濤訪港）
•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紀念（習近平視察香港）

中央人民政府贈送的回歸賀禮「永遠盛開的紫荊」雕塑

• 香港回歸紀念塔：位於新界大埔海濱公園內
• 香港回歸祖國紀念碑：位於香港島灣仔會展新翼旁
• 青衣回歸紀念徑：位於新界青衣
• 香港回歸紀念亭：位於九龍九龍坳
• 回歸紀念園：位於新界上水
• 回歸紀念柱：位於新界八鄉

1997年7月1日上午10時，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慶典儀式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和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給香港特別行政區致送禮物[28]^:3。賀禮包括刺繡、陶瓷、漆器、掛毯、木雕和石雕等。為慶祝香港回歸中國15周年，香港文化博物館於2012年6月20日至2013年2月25日展出其中五件的回歸賀禮，包括：中央人民政府贈送的雕塑「永遠盛開的紫荊」、海南省贈送的貝雕「天涯共此時」、吉林省贈送的松花硯「松花紫荊情繫根」、黑龍江省贈送的福桃花瓶「紫荊歸春」、山西省贈送的「應縣木塔模型」[125]。

在體育方面，香港仍可獨立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國際非外交組織例如國際足聯和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等，由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負責，亦擁有獨立的香港足球代表隊。由於主權移交後香港脫離英聯邦的行列，在1997年之後便沒有參加英聯邦運動會。

美國-香港政策法[126]是一部由美國國會在1992年通過、關於香港在1997年7月1日結束英國殖民地管治及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後，美國政府重新釐定對港政策的法案。根據此法案，美國政府將繼續把香港視作一個在政治、經濟、貿易政策方面與中國大陸完全不同的地區，並在對外政策上把香港特區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區別對待。

美國國務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1997年4月15日演講表示，「全世界將以希望與關切的複雜情緒，注視著香港重回中國的版圖。美國支持此一基於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宣言的轉變，其條件是香港仍保持高度自治及目前的生活方式與基本自由」，以及「決定應英國與中國政府的邀請，代表美國參加七月的交接典禮。」[127]

1949年后，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后，依照一個中國原則，承认香港居民的中華民國國民身份，可取得中华民国华侨身份。1994年之前，港澳侨生赴台讀書即可取得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其後政策取消[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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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7年3月18日，中華民國立法院制定《香港澳門關係條例》62條，同年4月2日中華民國總統公布[129]。6月19日，行政院令發布，《香港澳門關係條例》涉及香港部分，定於7月1日施行[130]。2000年4月28日，立法院修正《護照條例》全文時，第9條的立法理由四，用「香港及澳門均已由中共接管」敘述此事[131]。